川普的兩任任期僅管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川普這個人卻始終如一;他是一個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主義者。如果放在1924年,他就是在那個年代的浪漫主義者。他的管理方式,做法以及工作方法,通通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他所成長的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美國社會繼續存在,但他的悲劇就在於他的行為實際上是逆著時代的洪流前行。
川普這個人是一個商人,屬於所謂的金錢勢力,由於他無參軍加上前民主黨的身分,他在社會上的定位更像是一個90年代的民主黨人,因為意識形態光譜的改變而突然變成右派,但他本質上仍然是那個沒有婚姻忠誠且信仰有問題的紈褲子弟。
他第一任任期的勝利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們厭倦了建制派對美國上層結構的把持。班農與他的追隨者作為川普顧問的目標在於給予共和國一個體面的葬禮。
當然他整個任期的運作也完全依賴於他的個人判斷,然而通過這種個人判斷反而能夠解決美國在2010年代中後期就能夠遇到的危機,例如對中國課徵關稅,重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是對伊朗的重要軍事官員進行斬首等等。
但是川普在他第一任任期的定位,與其說是衝突時代的戰時總統,不如說他是一個全球化時代最後一任的總統,他的當選雖然象徵著舊全球化時代的終結與美國意識形態朝向MAGA方向發展,但他本人實際上也希望維持一部分的全球化系統的持續運作,從他試圖重塑貿易協定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實際上也不是一個親衝突的人,也因此他常被稱為類似張伯倫那樣那樣的「強硬和平派」,雖然他在替全球化時代收尾的行為並沒有做出太多的錯誤,但是他確實在這個行為中傷害到了深層政府中太多人的政治利益,因此最終當他第一任任期結束後,他就受到了一到數個政治勢力的政治清算,在過去幾年在入獄的邊緣打轉。
拜登的存在意義在於作為一個被深層政府(DEEP STATE)選擇的過渡人物,理論上在拜登任期結束的時候他們會選出一個理想的支持者來接替拜登與美國的運作。但是結果卻是他們無法選出能夠取代拜登的人,這其實也暴露了軍工複合體內在的矛盾-深層政府的過度擴張最終危害到了自身做出穩定政治決策的能力。
並且由於繼承者的位置空缺與深層政府決策的失能,因此川普得以通過民粹重新奪取這個位置。
川普的勝選除了他獲得民粹的支持更勝於2016年,還有一點是由於深層政府癱瘓所導致的政治繼承者缺席,這些都導致了民粹能量的掌控者能夠得到繼承者職位的權利,但是川普本身相對於現在美國所需要的理想的執政者仍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這個與理想的距離差距更甚於他的第一任任期,因為現在美國所需要的不是一個試圖重建20世紀末期社會的人,而是一個試圖領導建設新體制的人。
川普第二任任期通過深層政府的無能而得到總統職位,但是他的支持者如馬斯克最終的目標卻是試圖延續舊共和國的社會,儘管如此川普政治體系中還是有類似巴農那樣不是想要重建20世紀末期社會,而是試圖建設屬於二十一世紀後半社會的人,如JD范斯。
巴農-范斯與川普-馬斯克之間的權力分配將會影響川普第二任任期的發展。而這也將影響美國在這四年所做出的各種關鍵決策。而這屬於尚未揭示的事物,發展的軌跡要等到幾年後才會明朗。總得來說這又會是一個個人決策色彩深的四年,但未來一年川普政府將會試圖處理美國的國內矛盾,而這將會是新軸心各國能先發性的作出進攻性決策的最後一年。
並且無論如何經過這四年後,美國共和民主制度與社會體制也將進入到一個新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