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德川幕府和明治維新結束後，日本開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向前邁進，進而開啟了日本「巨型媒體企業」的黎明。
至今為止，在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可以看到權力與媒體交換（掛鉤）的痕跡，進而在網路擴散傳播，因而造成人們對既有媒體的不信任。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大眾媒體是如何面向日本的讀者又如擴展自身的影響力呢？我們有必要關注媒體、權力、大眾與現代歷史的複雜性，最好還能揭示出其黑暗面。
發現絕密文件
當我看到堆疊在我面前的瓦楞紙箱時，我的心狂跳不已。裡面約有150冊厚厚的合訂本，被深藍色或栗色的硬皮封面緊緊保護著。這些都是昭和34年（1959）講談社編纂公司歷史：《講談社五十年》的珍貴資料。
我必須先說明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在之前的六個月裡，我一直在搜讀關於講談社的擁有者野間家族的文獻。例如：
包括第一社社長野間清治的書籍和傳記，他從東京帝國大學的秘書一躍成為「日本雜誌之王」的背景。
第二任社長野間恒的手稿，他在清治去世後約三周驟然離世，年僅29歲。
第三任社長左衛（野間恒的母親，她被稱為「女尼將軍」）的追思錄。
第四任社長省一，曾任南滿鐵道（滿鐵）的精英員工，擔任第四任社長的相關傳記和追思錄。
第五任社長阿南惟道（於二戰後自殺身亡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的第五個兒子）的追思錄。
第六任社長佐和子，遭逢阿南惟道突然去世後，接任社長的追思錄。
這些資料都很有趣，也很有價值，但因為當事人的謹慎與考量，蒙上薄薄的面紗。很難觸及全部的真相。我想知道的是，透過野間家族成員經歷過的奇特命運及其真實的樣貌，來揭示日本「大眾媒體時代」的開端與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一份未公開的證詞記錄，而它就在那裡。
原因是在《講談社五十年》的凡例，（即在書首逐項列出該書的編輯方針和使用方法）中，有一段別具意義的文字這樣寫道：「一、由於頁數關係而無法收錄的大量資料，已留待他日再行處理」。
這些珍貴的文件現今在哪裡？當我詢問講談社前社長室主任市原德郎時，他告訴我，直到大約10年前，這些文件確實都存放在總公司六樓的一個小房間裡，就在公司歷史編輯室旁邊。
然而，公司歷史編纂室本身現在已經解散，存放文件的小房間也裁撤了。
我委請現任社長室長高橋明男先生調查這些資料其後的去向。他表示，很有可能是被送到了講談社位於埼玉縣與野市的倉庫，他會去那裡尋找。
大約兩星期以後，高橋先生回覆說，沒找到那批資料。我想，講談社倉庫內部一定很大，如同巨大的迷宮那樣，一旦失去蹤跡，就很難找到它了。
就在我打算放棄之際，我收到了《現代周刊》現任總編輯鈴木崇之的電子郵件，他說，他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請我稍候時日。幾天之後，我收到他捎來消息：「找到了！」
過程的細節我不得而知，但在2010 年左右，所有與公司歷史相關的文件都被裝進約100個紙箱，堆在總公司八樓總務會議室的後方。
我趕到了講談社，從紙箱中取出合訂本。合訂本的書脊上刻有金字標題 「野間清治を語る」或 「二代社長を語る」等，編號從1到 147（不知何故，只缺少第 126卷）。合訂本大部分內容都是200 字稿紙手寫速記筆記。
畢竟，手稿的紙張已有約60年的歷史，所以已經泛黃、變質，不小心翼翼翻閱，就有碎裂的危險。這裡的「敘述者」幾乎都已過世，如果我現在不收錄他們的聲音，他們珍貴的見證將會消失在黑暗中。（第1回）
（附注：數日前，文友惟喆捎來紀實作家魚住昭追蹤講談社傳奇人物野間清治的專書報導，我慢速閱讀以後，覺得對台灣讀書（出版）界富有啟發和意義，有必要編譯成文分享出來。這只是個小小的起步，在我看來，知識生產力的實際行動，與傳播善知識同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