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中國商品課徵104%關稅：分析其成因、衝擊與影響

摘要

本報告旨在深入分析美國於2025年4月對中國進口商品實施累積高達104%關稅的重大貿易政策事件。此關稅並非單一稅率，而是透過一系列快速升級的措施累積而成，始於對芬太尼問題的擔憂，繼之以所謂的「對等」關稅原則，最終因應中國的報復威脅而急劇加碼。美國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作為法律基礎，使其得以繞過傳統貿易程序迅速實施關稅，但此舉引發了對其法律適用性的廣泛爭議。

中國方面對此表達強烈譴責，並宣布實施34%的報復性關稅，同時揚言將採取進一步反制措施，包括可能的出口管制。儘管美國政府認為貿易逆差賦予其在關稅戰中的優勢，但中國的反制能力及其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不容低估。雙邊關係急劇惡化，官方貿易談判陷入停滯。

此事件不僅是美中貿易關係的重大轉折點，也對全球貿易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加劇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壓力，並引發了對多邊貿易規則有效性的質疑。極端的關稅水平和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給全球商業活動帶來了長期的陰影，可能抑制投資和創新。不同持份者對此關稅的看法分歧顯著，經濟學家普遍擔憂其負面經濟後果，而政策制定者則在國家安全、產業保護和地緣政治目標之間進行權衡。總體而言，104%關稅代表了一種激進的單邊主義貿易策略，其長期效果和最終代價仍充滿不確定性。

I. 引言：104%關稅的背景脈絡

• 場景設定：升級中的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約2025年初）
  在探討具體的104%關稅之前，必須理解其發生的宏觀背景。進入2025年初，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已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此前數年間，雙方已歷經多輪關稅交鋒，始於2018年美國依據「301條款」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以及隨後根據「232條款」對鋼鋁產品徵收關稅，中國亦採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 。這些早期措施，加上拜登政府時期維持甚至增加的部分關稅 ，以及針對特定領域（如2024年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高達100%的關稅 ）的行動，共同構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時的貿易政策環境基礎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前，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率已達20.8% 。  
  在此基礎上，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採取了更為激進的步驟。政府開始推行所謂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宣稱旨在糾正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貿易不平衡 。這項政策不僅針對中國，而是廣泛適用於全球幾乎所有的美國貿易夥伴。根據該政策，美國首先對所有國家的進口商品普遍加徵10%的基準關稅 ，此措施於2025年4月5日生效 。隨後，針對那些被認為與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逆差或對美國商品徵收較高關稅的國家，美國政府宣布了更高的、個別化的對等關稅稅率，這些稅率於4月9日生效 。在此框架下，中國面臨的關稅升級最為嚴峻，最終達到了驚人的104%累計稅率，成為這場全球貿易動盪中最引人注目的焦點。與此同時，其他國家如歐盟（20%）、越南（46%）、柬埔寨（49%）、印度（27%）、萊索托（50%）等數十個經濟體也面臨著顯著的關稅上調 。  
• 界定措施：美國對中國商品的104%關稅
  本報告的核心研究對象，即美國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的商品所徵收的累計高達104%的關稅。此關稅措施於美國東部時間2025年4月9日凌晨12:01正式生效 。需要強調的是，這104%並非一次性設定的單一稅率，而是特朗普政府在短短數月內，通過一系列連續的關稅加徵行動逐步累積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這一驚人的稅率是在之前幾年已經存在的對華關稅基礎上疊加的 。考慮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時期遺留的關稅，實際施加在中國進口商品上的平均有效關稅率可能接近甚至超過125% 。這一前所未有的高關稅水平標誌著美中貿易衝突的急劇升級，並預示著對雙邊乃至全球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  

II. 104%關稅的構成與理據

• 計算解析：通往104%之路
  理解104%關稅的形成過程至關重要。它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美國政府在2025年初一系列快速決策和行動的疊加結果。其累積路徑大致如下：
  這一系列行動的快速推進和急劇升級，清晰地展示了一種以牙還牙、不斷加碼的互動模式。從最初針對特定問題（芬太尼）的關稅，到基於「對等」原則的廣泛加徵，再到針對對方反制措施的懲罰性加碼，整個過程缺乏有效的溝通和談判緩衝。美國政府甚至明確表示將終止與中國的貿易談判 ，顯示出解決爭端的手段已從對話轉向強制施壓。這種動態表明，雙方關係已進入一個高度不穩定且易於失控的階段，每一次行動都可能引發更強烈的反作用，而非導向問題的解決。短短數週內關稅水平翻倍，突顯了當時局勢的極度波動性。  
  表1：美國對華關稅行動時間線（2025年2月-4月），導向104%累計稅率

*註：此表根據綜合信息整理，具體日期和理由可能存在細微差異。關稅稅率指在先前基礎上累計增加的部分。*

• 官方陳述理由：對等、貿易行為、芬太尼與報復
  美國政府為其一系列關稅行動提供了多重理由：
• • 芬太尼問題： 最初的關稅直接與指控中國在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國方面做得不夠有關 。這為早期加徵關稅提供了一個非經濟性的切入點。  
  • 對等原則： 這是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核心口號。政府聲稱其目標是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國商品的關稅，達到與美國對其商品徵收的關稅相等的水平，或是以此手段來解決雙邊貿易逆差問題 。政府列舉了一些例子，如聲稱印度、土耳其等國對美國蘋果徵收高關稅，而美國對其蘋果免稅；或指出歐盟、印度、中國對美國汽車徵收的關稅遠高於美國對它們的汽車關稅 。然而，有分析指出，政府計算「對等」關稅的方式似乎更多地基於貿易總額的平衡，而非嚴格比對具體產品的關稅稅率 。  
  • 報復中國的反制： 最後階段的50%關稅加徵被明確定義為對中國宣布實施34%報復性關稅的回應 。白宮發言人甚至直言：「當美國被打了一拳，他（特朗普）會更狠地打回去。」，這清晰地表明了以強硬姿態回應被視為挑釁的行為。  
  • 不公平貿易行為/濫用： 除了具體理由外，美國政府還經常籠統地提及中國長期的貿易濫用行為、對美國工人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聲稱中國多年來一直在「掠奪」美國 。這些說法旨在將關稅行動描繪成對長期積累問題的正當回應。  
• 潛在的經濟與政治目標
  除了公開宣稱的理由，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考量：
• • 製造業回流（Reshoring）： 一個反覆被提及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提高進口成本，迫使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從而復興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基礎 。關稅被視為改變企業全球佈局決策的強力工具。  
  • 削減貿易逆差： 解決美國龐大的商品貿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經濟民族主義議程的關鍵部分，對等關稅政策被明確與此目標掛鉤 。  
  • 施壓談判槓桿： 儘管與中國的直接談判被叫停 ，但特朗普政府似乎將普遍加徵關稅視為一種策略，用以迫使其他貿易夥伴回到談判桌前，接受對美國更有利的「量身定制」的協議 。據報導，已有約70個國家主動接觸白宮尋求談判 。這表明關稅可能被用作一種脅迫性外交工具。  
  • 國家安全考量： 政府官員也表達了對過度依賴外國供應關鍵物資（如藥品、關鍵礦產）的擔憂 ，並有言論指出不希望中國利用貿易順差所得擴充軍力，威脅全球穩定 。這將貿易政策與更廣泛的國家安全戰略聯繫起來。  
• 法律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援引
  特朗普政府選擇援引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作為其快速、大規模實施關稅的法律授權 。IEEPA允許總統在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後，擁有廣泛的權力來調控國際經濟交易。通過宣布與貿易逆差相關的國家緊急狀態 ，政府得以繞過國會批准或傳統貿易法規（如貿易法301條款調查或232條款國家安全調查）所要求的更為複雜和耗時的程序。  
  然而，這種對IEEPA的應用方式引發了巨大爭議。批評者認為，IEEPA的立法初衷是為了應對特定的、突發的外交政策或國家安全危機，例如實施經濟制裁、凍結外國資產或應對恐怖主義融資等威脅 。將其用於基於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普遍加徵關稅，被認為是擴大了該法案的適用範圍，甚至可能構成對其立法意圖的濫用 。這種做法使得行政部門能夠迅速、單方面地推行影響深遠的貿易政策，但也因此削弱了立法部門的制衡作用，並可能與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國際承諾產生衝突。選擇IEEPA作為法律工具，反映了政府追求政策實施的速度和衝擊力，可能優先於遵循既定的、更具程序性的國際貿易規範。  

III. 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衝擊

• 價格壓力與通脹擔憂
  104%關稅的宣布和實施，立即引發了對美國國內物價上漲和通脹加劇的廣泛擔憂。經濟學家和市場分析人士普遍預計，如此高昂的關稅將不可避免地轉嫁給美國進口商，並最終由消費者承擔 。路透社/益普索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約75%）的美國人預期未來幾個月日常用品將變得更加昂貴 。  
  商界領袖和金融機構也對此發出警告。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其年度股東信中表示，關稅組合「將減緩（經濟）增長」，儘管是否會導致衰退尚存疑問 。高盛分析師也指出，關稅可能加劇通脹壓力 。這些擔憂源於基本的經濟原理：提高進口商品的成本會直接推高最終產品的價格，尤其是在許多消費品類嚴重依賴中國供應的情況下。儘管美國政府聲稱關稅對於保護本國產業和工人是必要的 ，但其潛在的通脹後果成為了公眾和市場關注的焦點。  
• 市場反應：劇烈波動與衰退恐懼
  金融市場對104%關稅消息的反應迅速而劇烈。在關稅威脅升級和最終確認實施的幾天內，美國乃至全球股市經歷了大幅下跌 。美國三大主要股指——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納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均出現顯著跌幅 。有報導稱，僅在關稅宣布後的四天內，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的市值就蒸發了驚人的5.8萬億美元，創下了該基準指數自1950年代創立以來最深的四日跌幅紀錄 。  
  市場的劇烈拋售不僅反映了對關稅直接經濟成本的擔憂，更深層次地揭示了投資者對政策不確定性和潛在後果的極度不安。關稅的急劇升級被視為可能引發全面貿易戰的導火索，進而擾亂全球供應鏈，抑制企業投資，並最終拖累全球經濟增長 。這種擔憂直接轉化為對經濟衰退風險的重新評估。高盛經濟學家將未來12個月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從之前的35%上調至45%，理由是金融狀況收緊、潛在的消費者抵制以及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抑制資本支出 。此外，商品市場也受到波及，例如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價格跌破每桶60美元，為2021年4月以來首次 。市場的這種恐慌性反應表明，投資者認為關稅政策帶來的風險遠不止於成本上升，更在於其可能引發的系統性衝擊和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破壞。  
• 消費者影響：重點領域的選擇、供應與成本
  預計104%的關稅將對依賴中國進口的眾多消費品領域產生顯著影響，主要體現在商品價格上漲、供應可能受限以及消費者選擇減少：
• • 電子產品： 諸如蘋果iPhone、電視機、電腦等產品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之一 。考慮到幾乎所有iPhone當時仍在中國組裝 ，高關稅可能直接推高這些熱門電子產品的零售價格。此外，美國政府還針對來自中國和香港的低價值包裹（通常由Temu、Shein等電商平台銷售）大幅提高了關稅，從原計劃的30%或25美元提高到90%或75美元，並計劃進一步提高到150美元，這將直接影響到購買廉價服裝、家居用品和電子產品的美國消費者 。  
  • 服裝與鞋履： 美國市場上銷售的大部分服裝和鞋類產品，尤其是在沃爾瑪、塔吉特等大型零售商處銷售的商品，主要在中國、越南和孟加拉國等亞洲國家生產 。這些國家在此輪關稅調整中均面臨高額的對等關稅（中國34%疊加基礎關稅，越南46%，孟加拉國37%），預計將導致相關產品價格上漲。  
  • 汽車： 汽車行業面臨雙重壓力。除了早些時候宣布的對進口汽車徵收的25%關稅外，還需疊加10%的普遍關稅和針對特定國家的對等關稅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美國本土組裝的汽車，許多也依賴從中國等國進口的零部件。關稅的增加將推高這些零部件的成本，最終可能導致國產車和進口車的價格都顯著上漲。有經濟分析估計，最低成本的美國國產車價格可能因此增加2500至5000美元，而一些進口車型的價格漲幅可能高達2萬美元 。  
  • 家具： 美國市場上約有30%至40%的家具來自進口，其中中國和越南是主要的供應國 。這些國家的家具產品也將受到高額關稅的影響。  
  • 其他商品： 玩具是另一個高度依賴中國製造的品類 。此外，雖然不是直接針對中國，但對歐盟徵收的20%對等關稅也可能導致進口的歐洲葡萄酒和烈酒（如法國葡萄酒、蘇格蘭威士忌）價格上漲 。美國政府還威脅要對藥品加徵關稅 ，這可能影響到藥品的可及性和價格。  

IV. 對中國經濟與貿易的後果

• 對出口導向型產業及就業的衝擊
  高達104%的關稅對中國面向美國市場的出口構成了嚴峻挑戰。如此高的稅率實際上可能使許多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失去價格競爭力，導致訂單大幅減少甚至消失。這將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製造商和出口商造成直接的負面衝擊，特別是那些產品附加值不高、利潤空間有限的企業。
  雖然部分分析指出，在某些特定領域，如汽車行業，由於中國品牌汽車此前對美出口量本就不大（2024年中國對美整車出口約11.6萬輛，且主要為美系品牌在華生產的車輛），新增關稅的直接影響可能有限 。然而，關稅的廣泛性意味著眾多行業將受到波及。長期來看，持續的高關稅壓力可能迫使相關企業縮減生產規模、裁員，甚至倒閉。一些媒體報導中提及的「200萬人失業」的說法 ，雖然其具體來源和計算方法在提供的資料中不明確，但反映了外界對關稅可能引發中國國內就業問題的擔憂。  
• 中國的回應：報復性關稅與戰略措施
  面對美國的關稅升級，中國政府展現了強硬姿態。官方聲明嚴厲譴責美方行為，稱其為「訛詐」、「經濟霸凌」、「錯上加錯」 。中國商務部和外交部均表示，中國絕不會屈服於壓力，將「奉陪到底」，並採取必要措施捍衛自身利益 。  
  作為直接回應，中國宣布將從4月10日起對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加徵34%的報復性關稅 。這一稅率與美國最初宣布的對華「對等關稅」稅率相同。  
  除了關稅反制，有跡象表明中國可能考慮或已經準備了其他非關稅的報復手段。例如，有報導提及北京宣布對七種稀土礦物實施對美出口管制 ，稀土是從電動汽車到國防工業等眾多高科技領域的關鍵原材料。此外，還有媒體猜測中國可能暫停與美國在芬太尼管制方面的合作，或禁止進口美國電影、食品等 。這些措施旨在利用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特定優勢或影響力，對美國經濟或特定利益集團施加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誓言強力反擊，但美國政府內部似乎存在一種觀點，認為由於美中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即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遠多於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中國的關稅報復對美國經濟的損害相對有限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就曾質疑中國加徵關稅的實際效果 。這種對自身抗打擊能力的評估，可能影響了美國政府在關稅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的決策。然而，這種評估是否充分考慮了中國非關稅報復手段的潛在影響，以及貿易戰對全球經濟信心的整體打擊，則有待觀察。  
• 貨幣與金融市場效應
  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的急劇升級也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匯率產生了影響。據報導，在關稅生效前後，中國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跌至歷史新低 。同時，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股市也受到波及，恆生指數出現大幅下跌，甚至有報導稱其經歷了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單日表現 。這些市場反應顯示了投資者對貿易戰升級及其對中國經濟前景影響的擔憂。  

V. 對美國國內供應鏈的連鎖反應

• 對上游供應商和投入成本的影響
  104%的關稅不僅直接影響最終消費品的價格，也對美國國內的生產活動產生了連鎖反應。許多美國製造商和服務提供商依賴從中國進口的零部件、原材料或半成品作為其生產過程的投入。當這些進口商品被徵收高額關稅時，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隨之上升。雖然提供的資料更多聚焦於最終消費品 ，但關稅的廣泛性意味著中間產品和工業品也難以倖免。這將給依賴中國供應的美國上游企業帶來直接的成本壓力。  
• 對下游產業和用戶的後果
  成本的上升最終會向下游傳導。使用中國進口零部件或材料的美國下游產業，例如汽車製造 、電子設備組裝、建築等行業，將面臨更高的運營成本。這可能導致幾種後果：企業可能選擇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最終客戶，進一步推高通脹；或者，為了維持價格競爭力，企業可能被迫壓縮自身利潤，這可能影響其投資能力和長期發展；在某些情況下，成本壓力可能導致企業削減產量、推遲擴張計劃，甚至裁員 。美國小企業尤其可能受到衝擊，因為它們通常缺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的資源和能力來快速調整供應鏈或吸收增加的成本 。  
• 供應鏈調整的跡象與壓力
  儘管現有資料主要反映了關稅實施初期的直接反應，缺乏關於供應鏈已完成調整的具體案例，但如此高昂且看似持久的關稅無疑會對企業的長期供應鏈戰略產生巨大壓力。104%的稅率使得從中國採購許多商品在經濟上變得不可行，迫使美國企業尋找替代方案。
  這與特朗普政府明確提出的促使製造業回流美國的目標 相吻合。關稅旨在通過懲罰性的成本增加，激勵企業將生產轉移回美國本土。然而，供應鏈的調整是一個複雜且成本高昂的過程。企業需要尋找新的供應商、建立新的物流路線、甚至投資建設新的生產設施。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並且替代供應源（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其他國家）的成本和效率可能不如原來的中國供應鏈。  
  因此，關稅雖然施加了強大的轉移壓力，但也帶來了顯著的挑戰。這種試圖通過單一、極端措施（高關稅）來重塑複雜供應鏈的做法，其效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它可能在保護某些國內產業的同時，卻損害了另一些依賴進口的國內產業，造成了複雜的內部經濟權衡。這種「一刀切」的方式，雖然意圖明確，但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擾亂現有經濟活動，並在短期內增加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

VI. 對雙邊關係及全球貿易的影響

• 美中外交與貿易關係的緊張
  104%關稅的實施標誌著美中關係的嚴重惡化。雙方的官方言辭變得異常激烈和對抗性。美國方面將中國的報復稱為「錯誤」，並使用「被打就要更狠打回去」 這樣的強硬措辭。而中國則指責美國搞「訛詐」、「經濟霸凌」，破壞全球經濟穩定 。這種尖銳的言辭交鋒反映了雙方互信的崩潰和敵意的加深。  
  更為實質性的是，美國政府明確宣布，在關稅升級的同時，將終止與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的所有談判 。這意味著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的渠道被關閉，雙邊關係進入了一個以對抗和施壓為主的階段。儘管美方官員表示相信中國「希望達成協議」，但同時也設定了前提，即需要中方首先主動聯繫並做出實質性讓步 。這種姿態進一步加劇了雙邊關係的僵局。  
• 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影響與國際反應
  此次關稅事件的影響遠超美中雙邊範疇，對全球貿易體系產生了巨大衝擊，被形容為自1930年代以來對全球貿易的最大干擾 。美國不僅對中國大幅加徵關稅，還同時對包括歐盟、日本、韓國、印度、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在內的數十個盟友和貿易夥伴實施了不同程度的關稅上調（從10%的基礎稅率到高達50%的對等稅率）。這種普遍性的關稅壁壘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廣泛擔憂和不確定性。  
  國際社會的反應複雜多元。歐盟對美中貿易衝突的升級表示擔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通話，強調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和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的必要性 。但同時，歐盟自身也面臨美國加徵的20%關稅 ，並在準備制定自己的應對措施 。這顯示了即使是傳統盟友，也在美國激進的貿易政策面前感受到了壓力。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試圖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表示願意與那些願意做出讓步的國家進行談判，達成「量身定制」的貿易協議，並優先考慮日本、韓國等盟友 。據稱已有阿根廷、越南、以色列等國表示願意降低自身關稅以換取美國的關稅減免 。  
  這種政策取向——即同時對主要對手和眾多其他夥伴施加壓力，然後試圖通過雙邊談判和選擇性豁免來重塑貿易關係——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的進一步碎片化。它削弱了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框架的作用，轉而強調基於實力和雙邊交易的關係模式。這種做法雖然可能在短期內為美國爭取到一些讓步，但長期來看，可能會損害全球貿易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增加國際合作的難度，並可能促使其他國家形成區域性貿易集團以應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壓力。
• 進一步爭端與WTO影響的可能性
  美國此次大規模、單方面加徵關稅的行為，特別是援引IEEPA作為法律依據，極有可能引發其他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法律挑戰。儘管美國可能辯稱其行動基於國家緊急狀態或國家安全考量，超出了WTO一般規則的管轄範圍，但這種說法在國際法上存在爭議。
  如果主要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和歐盟，選擇向WTO提起申訴，將進一步考驗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性（該機制本身已因美國阻撓上訴機構法官任命而面臨困境）。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國頻繁繞開多邊規則，訴諸單邊關稅武器，將嚴重侵蝕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的根基。這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增加國際貿易摩擦，最終損害全球經濟福祉。中國此前已就加拿大對其電動汽車徵收100%關稅向WTO提起申訴 ，這預示著類似的法律行動也可能針對美國的關稅措施。  

VII. 潛在的長期結構性後果

• 全球供應鏈重構趨勢
  104%的關稅，連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其他廣泛關稅措施，以及更早的美中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緊張，共同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推力，可能加速全球供應鏈的重構 。長期以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然而，不斷升級的關稅壁壘和地緣政治風險，使得跨國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程度。  
  這種重構可能表現為「中國+1」策略的深化，即企業在保留部分中國產能的同時，積極在其他國家建立替代供應基地。潛在的受益者可能包括越南、印度、墨西哥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然而，這些國家也可能面臨美國的關稅壓力（例如，越南在此輪調整中面臨46%的關稅 ，墨西哥也曾面臨關稅威脅 ）。供應鏈的轉移是一個複雜、耗時且成本高昂的過程，涉及到基礎設施、勞動力技能、法律法規等多方面因素。因此，雖然趨勢是去風險化和多元化，但完全「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且重構過程本身會帶來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 外國直接投資與產業政策的轉變
  高額關稅和不穩定的貿易環境對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流向產生顯著影響。對於那些以美國市場為主要目標的投資，將生產設在中國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企業可能會更傾向於將投資引向受關稅保護的美國國內市場（響應「製造業回流」的號召 ），或者選擇那些與美國簽訂了優惠貿易協定、能夠規避高關稅的第三國（例如利用美墨加協定 的墨西哥，儘管也存在風險 ）。  
  同時，各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將受到影響。美國政府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RA）等措施，投入巨額補貼以支持本土的清潔能源、半導體等戰略產業發展 ，關稅政策可以視為其產業政策組合的一部分，旨在為國內產業創造更有利的競爭環境。而中國則可能進一步加強其產業自主戰略，推動技術創新，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非美市場，並刺激國內需求，以應對外部壓力。這種由貿易衝突引發的各國產業政策競賽，可能加劇全球經濟的陣營化趨勢。  
• 美中經濟結構的長期調整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持續的高關稅和貿易脫鉤壓力可能導致美國和中國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一種可能是全球經濟進一步走向「兩個體系」或「多個體系」的格局，美中兩國在技術標準、供應鏈網絡、金融體系等方面逐漸分離。
  對美國而言，關稅政策能否成功復興本土製造業，同時又不至於因成本上升和效率損失而損害整體經濟競爭力，是一個巨大的問號。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會在短期內保護某些行業，但長期可能導致創新放緩和消費者福利損失。
  對中國而言，面對主要出口市場的壁壘升高，可能需要加速向內需驅動型經濟轉型，同時尋求在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開拓新的增長機會。技術自立自強將成為更為迫切的國家戰略目標。
  然而，最顯著的長期後果之一，可能是由極端政策（如104%關稅）所製造的深度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經濟成本。當企業無法預測未來的貿易規則和市場准入條件時，它們會傾向於推遲長期投資、減少研發投入、採取更為保守的經營策略。政策的劇烈波動性 和不可預測性，使得企業難以進行有效的長期規劃。正如高盛分析師指出的，不確定性本身就可能抑制資本支出 。因此，即使關稅在未來某個時刻被取消或降低，其所造成的信任侵蝕和對穩定營商環境的破壞，其負面影響也可能持續很長時間。  

VIII. 對104%關稅的不同視角

圍繞美國對華104%關稅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深遠影響，存在著來自不同群體的多元化觀點和激烈爭論。

• 經濟學分析：對理據、效果與成本的評估
  主流經濟學界普遍對此輪關稅升級持批評態度。許多經濟學家質疑其背後的經濟邏輯，例如，將「對等關稅」簡單地與貿易逆差掛鉤被認為過於簡化，忽略了貿易平衡受宏觀經濟因素（如儲蓄、投資率）影響的複雜性 。他們警告稱，高關稅幾乎肯定會推高美國國內的物價水平，損害消費者利益，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 。  
  對於關稅的有效性，經濟學家也表示懷疑。雖然關稅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和促使製造業回流，但歷史經驗表明，這種效果往往有限，且實現過程緩慢 。相反，關稅更有可能導致資源錯配、降低經濟效率、損害依賴進口的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多位分析師預測，關稅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甚至增加經濟衰退的風險 。總體而言，從經濟學角度看，104%關稅被普遍視為一種代價高昂且效果存疑的政策工具。  
• 政策辯論：政府立場與批評聲音
  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堅決捍衛關稅政策。他們強調這是對中國長期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必要回應，是保護美國工人、產業和國家安全的關鍵舉措 。政府官員將關稅描繪成一種實力的展現，聲稱美國有能力承受貿易摩擦，並最終能迫使對手讓步 。他們認為，關稅是促使其他國家進行公平貿易談判的有效槓桿 。  
  然而，這種立場遭到了國內外廣泛的批評。中國政府將其斥為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霸凌行徑，誓言堅決反擊 。歐盟等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也對美國的單邊行動表示擔憂，擔心其破壞多邊貿易體系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充滿矛盾，目標模糊不清（例如，究竟是為了達成協議還是徹底脫鉤？），使得其他國家難以制定有效的應對策略和談判立場 。  
• 產業與消費者反應
  受影響的美國產業表達了深切的擔憂。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行業，如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零售業等，擔心成本上升會侵蝕利潤並損害競爭力 。即使是那些可能受到關稅保護的行業，也可能因供應鏈中斷或整體經濟環境惡化而受損。小企業尤其感到壓力，擔心難以應對突如其來的成本衝擊 。  
  美國消費者則普遍預期生活成本將上升 。從日常用品到大件商品，價格上漲的陰影籠罩著市場。雖然部分消費者可能支持保護本國就業的政策，但對個人財務狀況的直接影響無疑是負面的。  
  表2：主要持份者對104%關稅的觀點摘要

IX. 結論：綜合評估104%關稅的影響

• 關鍵發現回顧
  本報告對美國於2025年4月實施的對華104%關稅進行了多維度分析。主要發現包括：該關稅是通過快速、連續的加徵步驟累積而成，其官方理由涉及芬太尼、貿易對等原則及對中國報復行動的回應，但深層目標指向製造業回流和獲取談判籌碼。此舉在法律上依賴於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擴大解釋，引發了程序正當性的爭議。
  經濟影響方面，關稅立即引發了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和對經濟衰退的擔憂，預計將顯著推高美國消費者價格，並對依賴中國供應的美國產業鏈造成衝擊。中國方面則以強硬言辭和報復性關稅回應，導致雙邊貿易談判中斷，關係急劇惡化。此事件不僅加劇了美中對抗，也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了重大干擾，加速了供應鏈重構的壓力，並凸顯了單邊主義對多邊規則的挑戰。極端的關稅水平和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為全球經濟帶來了長期的負面陰影。各方對此關稅的評價存在巨大分歧，反映了在貿易保護、國家安全、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福利之間複雜的權衡。
• 關稅的意義與潛在遺產評估
  綜合來看，104%關稅事件是近年來國際貿易領域最具衝擊性的政策行動之一。它代表了一種極端激進、高度單邊主義和明顯帶有懲罰性質的貿易策略。其直接後果是加劇了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對立，並將雙邊關係推向了新的低點。
  短期內，其負面影響顯而易見：市場動盪、成本上升、關係惡化。長期來看，其遺產可能更為複雜和深遠。它可能成為全球供應鏈加速多元化和區域化的催化劑，但這個過程本身充滿了成本和不確定性。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保護某些美國國內產業的目的，但代價可能是整體經濟效率的損失和創新活力的下降。它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的侵蝕作用不容忽視，可能為未來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打開大門。
  最重要的是，104%關稅及其背後的政策制定方式，在全球範圍內製造了深度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對經濟活動的抑制因素。無論未來關稅水平如何變化，這次事件所展現出的政策的極端性和不可預測性，已經對國際商業界的信心造成了損害。因此，104%關稅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數字，它更象徵著一個全球貿易關係進入更加動盪、更具對抗性、且充滿未知數的新階段。其最終的歷史評價，將取決於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內全球經濟格局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