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接觸了非常多的長子，不論是自己家族內的，抑或是同儕朋友。本文所稱的長子所指稱的包含了傳統家族概念中，同宗族世代的嫡長子「大伯的大兒子」、家族最年長的大哥、家中的出生第一個男孩但是是最小的（上有姐姐）、家中僅有兩兄弟的哥哥。
基本上無論如何長子在承擔責任以前（亦或是男孩），都必然在空間上佔據優勢，房間分配上往往會給予長子和男孩一間獨立的房間，女性則通常與他人共用一間房間，除卻家中空間較有餘裕的家庭，除了獨生女以外，上至我母親阿姨、兩位姑姑、平輩的表姊表妹、皮皮毛毛(?)，大多是共用房間直到家中空間較有餘裕。
以蘇家而言，我將針對親疏遠近逐步進行習慣與行為的書寫：
【嫡長起點】
以傳聞而言，我與兄長是蘇家的第七代三男與四男，以阿公算起來我哥哥算是這一分支的長孫，阿公上有兩位兄長，命名都相當的古色古香，夢蘭、陽明、鳴秋。
本文中的首位長子是大伯公夢蘭，作為嫡長子的大伯公是嘉義的醫生，據說當年因為行醫多年，賺了不少名聲與資產，家族中總有吃不完的蔬菜水果作為替代費用，作為家族會念書的頂梁柱，阿公則中規中矩的早早開始工作，供大伯公念書後回來開業。當時家族極度緊密，資源分配似乎是很輕易的涓滴給家族的男性們，大伯公在實質上也與妻子共同撐起了家族的主要核心位置。
【嫡系概念的消散】
大伯公與二伯公在嘉義竹崎有了穩固的據點，阿公則因為工作的關係，帶著阿嬤和三個孩子前往產業發展迅速的高雄落地生根。其後，大伯公家中與二伯公家中相繼發生重大變故，使得家族嫡系概念消失殆盡。
第二位長子是大伯公的兒子，父親的大堂哥，由於經商失利與傳聞中的惡習，使得大伯公的家產幾乎受到賠錢的牽連，使得嘉義市與竹崎鄉的資產幾乎所剩無幾。據傳他後來前往黑龍江經商，與家中少有交流，在我少數掃墓的時刻曾與這位大堂伯有過一面之緣，然而家族資源由於確實集中於這位嫡長堂伯，在大賠錢後大伯公與二伯公兩家關係漸行漸遠。
後續較少聽聞大堂伯的消息。在阿公過世後不久也聽到了他過世的消息。
大伯公大概在這段期間就過世了，二伯公則因為車禍意外過世，使得二伯公一家頓時失去依靠，在缺乏家族資源與嫡長核心庇護下，阿公一家在高雄的住處則成為了援助二伯公一家的中繼站，嫡長子的責任歸屬在這個時期消失殆盡，而主要由家族長輩協助後輩家庭回歸常軌的概念為主，這一責任也凸顯長子責任轉移的過程，阿公的為何甘願承擔是我沒能問出口的疑問，這樣的行動似乎是那個年代的理所當然。
阿公相繼透過介紹、內推、勸進等方法將幾位堂伯與堂姑送進國營事業和民生企業當中，也很爭氣的勝任穩定工作。其後二伯公的孩子們逐步的離開阿公所提供的庇護所，在高雄各地開枝散葉，過年過節時常拜訪阿公，父親在此時雖是家族中最小男孩，業已逐步接過家族核心的期待，因為在空間和領域上蘇家家族並無其他據點可去。大姑姑在時程上無法長期待在台灣、二姑姑則較少以家族為連結主軸，主要以家庭與朋友為主，因此蘇家主要由父親和來訪的親友建立後續連結。
【嫡系概念的再現】
自因為意外促使的分家以來，不善與人社交的阿嬤和兩位阿公的嫂嫂鮮少有較為緊密的聯繫，家族之間大多不熟悉，主要是逢年過節二伯公一家堂姑與堂伯們來阿公家拜訪，雖然與父親、哥哥與我儘一牆之隔，但我仍然沒有特別認識過他們。父親應是在我和哥哥的二堂哥（第七代第二位男性）結婚後，開始拓展自己與其他親族的連結，並與哥哥共同嘗試建立起蘇家族譜，哥哥透過環島走訪嘉義的過程，了解更多關於家族自第一代來台依親的過程中各個節點與脈絡。然而即便父親並沒有將哥哥認真做的功課當作一回事作為後續傳承的依據，但目前留下的訊息仍舊為後續建立家族架構留下穩固的基礎。
由於阿公做為「被依親」的家族長輩，家族內外並無適合聚集的場合，因此在分家以後，這位在家族中的叔公鳴秋便成為了家族的核心角色，在第七代長孫，我的大堂哥一家確定並無意願與其他親族多加聯繫的情況下，父親與哥哥便成為目前有意願串聯家族的、分家後的嫡系長子與長孫，我將之稱為「蘇家嫡長系譜的再現」。在架構本身極度脆弱的現況下，與之親近的親族，只要願意參與就能夠擁有詮釋的影響力，因此，大姑姑、二姑姑、母親、大表姊、我、關係很遠卻希望認識遠房堂弟妹的遠房堂伯，都成為重新建構蘇家系譜的重要角色，但無法迴避的是這件事必然與「嫡長」再現的發動有直接相關。
註：父親有位夭折的大哥，因此在戶口名簿上被標記為次男，但不影響再現後的嫡長概念。
嫡長的概念以及傳統，在蘇家缺乏實際的傳統可依循，對於婚喪喜慶、逢年過節、初一十五，隨便到極致，完全是依靠遠房親戚和阿嬤的安排和想像，因此自小哥哥和我就與親戚、祭祖掃墓少有接觸。一方面規避了掃墓對於孩子們撞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省去了許多麻煩，對於我小時候的生活確實並無什麼實質的影響。然而，正是這樣子的原因，蘇家開始缺乏長幼有序的約定俗成，毫無嫡長繼承家族權力的正當性。明明就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對家族庶務的主理權力，將在關鍵時刻就會劍拔弩張。對我而言，此時比名正言順的傳統長幼順序，苦勞是唯一可見的實質貢獻，也是「對傳統極度隨便的蘇家」應該主動賦權的對象。
這一衝突與權力的交織在阿公過世的後事處理上顯現，無苦勞者必無嫡長權力將在此事件顯露無遺。
【未被言說的家族女性期待與角力縫隙】--- 長嫂（媳）
家族內的女性是未能明確定位的存在，不論是女兒亦或是媳婦，都在一知半解的習俗過程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忽視，尤其是過世者並無明確交代的情況底下，要如何在家族中扮演角色變得極度矛盾。
雖有一說是「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但大伯公與大堂伯一家並未符合這樣的傳統期待，家族成員們也未能夠了解更深層的因果關係，究竟是因為大堂伯賠錢失利等因素而不再願意擔負家族角色，又或是本就不熟稔這類事務，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在缺乏人手主導聯繫的情況底下，蘇家連結的消散被歸咎於「長兄與長嫂」的不作為。長兄就算了，但長嫂的規定從未被明說就成為了替罪羊，頓失丈夫、長子又經商敗家的情境底下，家族長嫂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與空間撐起蘇家的庇護，且這項責任是否落實在家族約定俗成的傳統當中，還是其實只是蘇家散落一地究責的虛假意識？除了大伯公一家的「長嫂」角色被追究，其子大堂伯家的「長嫂」也被追究缺乏維繫家族的意識。我和哥哥這輩看待「大堂哥」，自然也就因為過於疏遠而不慎在意他的存在，也不會認為他會有「互相照應」的實質聯繫。然而，第七代的我這輩的關係的維繫絕對不是任何一位族中長嫂理所應當承擔的，蘇家對待家族的隨便顯見並無任何傳統賦予長嫂相關的權力和義務滿足這項庶務，這項原罪對於蘇家「長嫂」身份是極度不公平的。
2021年的8月，這年疫情漸歇，蘇家第五代老三，在高雄落地生根提供庇護所的我家阿公，精神狀況緩緩的下降，偶爾也會有太累睡著的情況。於94歲高齡壽終正寢。除了前一年外婆過世的經驗以外，我家並無喪葬的經驗，姑姑與父親上次經歷較為親近的喪禮也太遠不可考，因此大多數的喪葬庶務與經驗皆參考前一年過世的，我外婆的喪禮辦理流程。這時我父親由於是家中長子，蘇家嫡長的再現也逐漸確立，在前往醫院探視最後一眼起就開始了喪葬主理的勞務分配。其中不可省略的是父親極度仰仗身為長女的我母親操持外婆喪禮的經驗，但同時因為嫡長的意識形態，始終存在聽與不聽的話語權鬥爭，老實說我認為我父親這種行為極度無賴。然而身為長女的我母親，因為受阿公照顧，在蘇家嫡長的再現中成為了長嫂與嫡長孫母親的角色，多了一份不對等的社會壓力與期待，同時毫無權力與話語權，可謂是虛假意識的重擔，缺乏意識的父親則沉浸在傷痛當中無所適從。
這份無所適從除了對待傳統隨便的蘇家對於婚喪喜慶的權力義務並無明確分工外，始終對死亡閉口不談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未被言說的家族女性期待與角力縫隙】--- 長女、長孫女
除了長嫂，長子的姊姊及長孫女是另外一種奇特的家族權力關係。我父親有兩位姊姊，大姑姑平時住在加拿大，每一兩年就回到台灣，在阿公過世前一陣子因為疫情原因沒能買到更早的機票回到台灣。作為家中長女，是長子父親的姐姐，雖遠在他鄉，仍希望在台灣的妹妹和弟弟能夠為他同步更新資訊，在某些時刻也會將此期待轉移到弟妹（我媽）身上，但在亂成一鍋粥的跑醫院當下，實在是令人感到極度困擾。即使如此，作為長女，大姑姑仍舊在慣性上的聲音蓋過父親，因此，即便忙進忙出操持喪禮的是在台灣的我們家，傳統依循上缺乏權力，大姑姑和二姑姑的意見此時仍是具有高度效力。然而，正因為在後事操持與醫院往返大多由我父親擔任，這段期間實質的苦勞確實由嫡長子擔任，未能及時出力者自然的會被歸在配合的權力位階，這除了是讓喪事平順舉行的關鍵之外，也是尊重主事者的苦勞。大姑姑和二姑姑的意見若過於霸道，與我們家的衝突就會瞬間上升到「無苦勞者必無嫡長權力」的鬥爭當中，陷入激烈的口水戰，連帶「嫡長孫」哥哥的位階也會做為爭執的一環。
長孫女，二姑姑的女兒，是家中第七代最大的女兒，自小被我和哥哥視為親姊姊，與阿公阿嬤的關係最為親密，我和哥哥對於來自阿公、阿嬤亞洲父母式的關愛大多採取迴避的模式，姊姊則總是逆來順受，笑臉迎人，並以首位留學博士回台任教，即便如此仍舊坦然面對阿嬤對他買房子的指教。在阿公過世的那一夜，堅守與阿公的承諾顧好在家難過的阿嬤，而沒有去見阿公最後一面。但是我們都知道這位長孫女在阿公心中的分量很大，他一定也很想要去看阿公，然而無論我們如何相讓，最終還是拗不過長女姊姊所主張的責任感，和「阿公疼男孫」的意識形態假設。然而，點兵點將，連一直都不受阿公待見的女婿都能被叫來看最後一面，始終沒有輪到姊姊去醫院。
親疏遠近，在阿公最後一夜顯得格外莫名，彷彿在演一齣誰更有正當性的荒誕劇碼。而姊姊的堅持則是唯一在這荒誕的過程中能夠守下來，與阿公實質的約定吧。
雖然阿公過世後喪禮運作並沒有出現過多檯面上的爭執與話語權的爭奪，檯面下作為後輩的我也先行按下不表。上節所提及的三種重要角色：長媳（嫂）、長女、長孫女，皆在最後的喪葬階段無所適從，除了被傳統排在最外圍、未有明確的角色、服膺不成文的規定以外，想要以何種角色追思阿公「似乎」都需要向「嫡長」一家知會討論，女性此時要承擔任何事物彷彿都來自於嫡長的禮讓。嫡長子的責任與義務也並沒有任何人問過我父親是否充分了解並承擔，沒人可以講清楚。我力所能及的僅僅是在每一次參拜的過程中都盡可能的讓姐姐長孫女的位置不斷的往前，然而這樣的行動也僅僅是我作為次子的禮讓，並未能產生太多實質的影響。
本節所稱「角力縫隙」在於實質的苦勞與生前的約定成為長孫女的話語權力，在我和嫡長孫哥哥心中具有實質的份量，也是迴避傳統窠臼的重要指引。於此同時，姊姊對於傳統也並非視若無睹的進行積極抵抗，而是更純粹的逆來順受，以自己的話語權，進行自我犧牲，比如：放棄見阿公的最後一面。上一輩的情境則與與我們大不相同，未能確立苦勞行動的大姑姑、對於安排過度寡言的二姑姑、過於理所當然承擔的嫡長父親。
我必須再說一次，蘇家對於傳統的態度是極度隨便的，毫無根據全憑想像，進而使得有利的時候就遵照傳統，不利的時候就逃避。掌握權力的人將負責選擇遵照傳統的模式，有時是我爸，有時是我姑姑，而有時是我阿嬤，沒有人有辦法佔據最高位決定何謂傳統，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很隨便。這時苦勞才成為關鍵性的因素。
最後我也必須承認，即便有角力縫隙的存在和當今法律對女性繼承權的保障，家中繼承權對於苦勞和實際分配並未實質的保障女性在家族中擁有繼承的分配。除卻阿嬤所保有的1/2外，大多數的繼承物應該都會由我父親繼承，長孫女姐姐也鐵口相讓，一如既往的進行自我犧牲換取家族內的和平。蘇家仍與《長女病》的內容描述無誤，家族女性若分了家產可能就沒了娘家，成了讀書讀到頭殼壞掉的人。我相信對於大姑姑、姑姑、姊姊而言，有娘家必然比什麼都重要。即便在極度隨便的蘇家傳統框架下，他們卻僅能用猜測的，任憑嫡長子分配宰制，用苦勞換取公平的可能。
【無法言說的喪葬_不得討論的空間權力關係】
喪葬實務的權力關係，極度倚賴社會關係的規範與實作，如何分配與進行倚賴著傳統意識形態所賦予的權力。嫡長子在家族的角色受到傳統家族的約定俗成，使其始終具有社會所賦予的責任義務與實質權力，苦勞則是少數可以翻轉關係的庶務。因為難過而難以開誠佈公的討論，在無形中形成了沉默的決策權力位階，依循著傳統的意識形態，重壓著家族的彼此。
在這樣的傳統社會關係中，婚喪喜慶的空間∕排序權力是極具性別化的。我個人認為不應對空間設計投以過度的期待，空間設計並不能假定自己有能力處理這類社會問題。看見傳統家族的權力配置以及家族中溝通的權力關係才是本研究的主要價值，我們應該致力於撐起喪葬與家庭權力得以言說的空間氛圍，得以讓形式的規劃設計權力，平等且清晰的展現於家族成員之前。
長子的群像在蘇家各情境下以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期待呈現在眾人的視線當中，除了相對應的權力關係以外，同時也呈現了相應的責任義務，未能敘明的權力義務則在同一屋簷下（關係上的）外溢了「苦勞」給族中的其他人，從而擁有簡單討論家族庶務分配的可能性。本文所強調的是傳統將在未約束情況底下成為嫡長賦權自助餐，因此，積極的作為是有意識的立好生前契約，並傳承公平的規則是任何家族應該要執行的事情。同時我們也不應過度浪漫化嫡長自助餐所給予的話語權力，嫡長角色必須接受的婚喪喜慶庶務操持也是沉重的負擔。
願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