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范進中舉》看臺灣父母的「殘酷樂觀」：過度期待如何傷害孩子？

吳敬梓的《范進中舉》描寫了台灣與中國父母對孩子所懷抱的樂觀期待如何過猶不及，從原本的激勵轉為傷害，最終不僅無助於引導孩子走上正途，反而可能造成心理上的創傷。 本文所說的「樂觀」，指的是對人、事或成就的高度期待。當這些期待在可控範圍之內，或與孩子的規劃相符時，確實能成為強大的動力；但若過度，則會演變為一種傷害，我稱之為「殘酷的樂觀」。 我將透過《范進中舉》中兩位主要角色——屠戶胡屠戶與其窮困的女婿范進——來探討這樣的「殘酷樂觀」如何反映出父母在權力結構下對下一代施加的壓力，最終成為以愛為名的控制，甚至是犧牲孩子福祉來成全自身面子的手段。 這部小說背景設於明代十六世紀，講述范進這位窮書生為了通過科舉，受盡來自岳父胡屠戶的打壓與羞辱。胡身為一名沒受過教育的屠夫，將科舉視為他無法親自實現的理想，便將這份「希望」投射到女婿身上。他對范進有著極高期待，經常以刻薄言語侮辱他，貶低他的樣貌與能力。這不僅展現出胡對現實不滿的投射，也揭示了整個社會對年輕男性透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壓力。 在這樣的壓力下，范進不敢令家人失望，只能不斷努力讀書，企圖證明自己值得岳父認可。他在第一階段考試中受到主考官賞識，因而更堅定參加省試的決心。最終他意外考中，激動到昏厥，醒來後甚至一度失常，因為他的全部人生目標便是通過考試證明自己。及至此時，胡屠戶對范進的態度出現驚人反轉，從過去的羞辱轉為尊重，甚至言語中對他畢恭畢敬、猶如父子顛倒。 這段荒誕的轉變，其實諷刺的是：家庭權威與過度壓力不僅可能摧毀一個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會讓家庭關係失衡，變質。當原意為孩子好、為家庭好之期待過度時，往往反而會傷害最深。 在當代台灣，儒家思想依舊在家庭中留下深刻影響，特別是對於「功名成就」的執著。就如同胡屠戶對范進的期待，許多台灣父母也對子女懷有高度期望，尤其在升學制度下，這種期望更容易演變為壓迫。 我認為這樣的現象可以從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來解釋。在一般家庭中，當親戚聚會時，談話經常圍繞孩子的成就展開，不斷比較。在這種氣氛下，父母可能開始將孩子送進補習班、才藝班，卻從未問過孩子的意願，使學習變得沒有樂趣、只剩壓力。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彷彿變成了一種「商品」，其價值僅來自於是否有好成績、是否能為家庭增光。 而在知識菁英家庭中，這樣的情形甚至更為嚴重。中文常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父母期望孩子超越自己，因此不僅在課後親自幫孩子複習、出題，甚至變成「直升機父母」，全天候監控孩子的表現，彷彿孩子的優秀就是自己成功的證明。 回到小說，《范進中舉》中胡屠戶對范進的期待，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對自身失落的補償。他自己未曾讀書致仕，便將對社會地位的渴望寄託在范進身上。即使口中說著為女兒好，但實際上是以女婿的成就來補足自己無法完成的理想。 當代的台灣亦有類似情況。許多上一代的父母，在物質匱乏、教育資源不足的年代裡努力打拼，只求孩子能夠過得比自己好。當他們將未竟的夢想寄託在孩子身上時，往往也在不自覺中，將「成就」當作愛的衡量標準。這使孩子逐漸相信，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若無法「達成任務」，便失去了被愛的資格。 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孩子不再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個體，而只是為了實現他人期待而存在的工具。一旦無法滿足這些期待，孩子可能產生自我懷疑、價值崩潰，甚至走向極端行為——反社會、網癮、或企圖結束生命。 這並非誇大其詞。根據國健署2022年調查，台灣12至18歲青少年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曾經出現自殺念頭；而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統計，青少年自殺的主因中，有32%來自於「家庭與親密關係」。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將社會價值建構為一套類似工廠體制的系統，強調服從與成就，而忽略了個體差異與感受。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現象不謀而合——我們被要求不去談論工作壓力、不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只求維持生產力。 雖然台灣政府近年推行新課綱，致力於讓學生有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但這仍需要時間與整體價值觀的轉變。而在家庭層面，一部分新世代父母（尤其是千禧世代）已開始學習尊重孩子的邊界，嘗試讓他們成為「獨立的個體」而非「附屬的成果」。 我期待有一天，台灣社會能保留儒家的核心價值——尊重與禮讓——卻不再被「過度的期待」所綁架。讓我們一起努力，走向一個更溫柔、更理解彼此的教育與家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