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起，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急遽惡化，關稅成為雙邊對抗的主要工具。川普政府聲稱此舉意在遏止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並為美國企業與工人「重建競爭優勢」。然而，數年下來的貿易戰不僅未能有效解決雙邊貿易失衡，反而對全球供應鏈、消費市場與經濟增長造成系統性衝擊。
許多評論聚焦於關稅的經濟影響、國際政治的變化、或地緣戰略的轉向。但本文採用一種較少被應用於宏觀政策層面的分析途徑，動態競爭（Competitive Dynamics），來重新檢視川普政府發動關稅戰的戰略邏輯與政策效果。本文主張，川普政府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回應能力與自身的調整空間，在動態競爭回合中迅速失去戰略主導權，導致一場高度代價、效果有限的對抗過程。
動態競爭與戰略互動的迴圈
動態競爭的基本假設
動態競爭理論起源於企業戰略領域，強調競爭者之間不是在靜態市場中爭奪固定資源，而是在持續變動的環境中進行**策略性行動與反應（competitive actions and responses）**的互動博弈（Chen & Miller, 1994）。關鍵概念包括：- 攻擊頻率與強度（Attack frequency & intensity）
- 回應速度與可預測性（Response speed & predictability）
- 非對稱性行為（Asymmetric actions）
- 競爭者的資源基礎與持久性（Resource endurance）
在此理論中，競爭優勢取決於是否能發動有效的策略性攻擊並快速適應對方的反擊，而非單次決策的效果。
動態競爭的應用範疇拓展至國際貿易
儘管動態競爭理論多半應用於企業策略分析，但其邏輯亦可延伸至國與國之間的政策互動。例如，貿易戰作為一種戰略性攻擊，目標不只是經濟利益本身，而是期望對手讓步、調整制度或改變行為。在這種對抗型互動中，若一方低估對手的承受能力或高估自身的持久力，就可能陷入高代價、低回報的困境。
作者將以此理論架構，分析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如何演變成一場政策與策略的重大錯判。
川普政府發動關稅攻勢的戰略動機分析
川普政府的關稅戰略並非單一經濟工具的運用，而是一場結合選舉策略、地緣權力重構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多重戰略行動。從動態競爭的觀點看，美國的初始攻勢可視為一種「高強度、低協調」的行動，旨在快速擾亂現狀，並迫使對手讓步。其戰略動機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經濟民族主義：重建製造業與主權經濟的想像
川普在競選期間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其中最具象徵意義者即是呼籲製造業回流與打擊「中國製造2025」。關稅措施被視為一種迫使企業脫離中國供應鏈、遷回美國本土的槓桿。這種經濟民族主義建基於一種「主權經濟」的想像，認為全球化削弱了美國的工人階級與國家戰略自主性。
然而，從企業反應來看，儘管部分供應鏈確實離開中國，但多數轉向的是如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替代國家，並未如預期地「回流美國」。川普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產業激勵與基礎設施支撐，導致這一策略在動態競爭中的「回合回應」出現斷層。
政治動員考量：將貿易議題內政化
關稅戰也是川普內部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針對賓州、密西根、威斯康辛等鐵鏽帶州選民，川普政府將中國設定為製造業空洞化的替罪羊，透過政策攻擊塑造「強人形象」與「守護者」角色。這種政治意圖使得政策選擇偏向短期見效、對外強硬，犧牲了多邊協商與長期制度建設的可能性。
動態競爭理論強調，競爭行動不應只為了「引起注目」，而應具有持續策略延伸的能力。川普的攻擊行為雖激烈，但缺乏連續的政策配套與後續調整空間，導致其在第一回合後即失去戰略彈性。
戰略誤判與對手低估
最核心的失算，在於對中國反應的誤判。川普政府假設中國對出口依賴過高，無法承受長期對抗，因此一旦施加壓力，中方便會讓步，進行結構性改革（如開放市場、放寬補貼、保護智財權）。但實際上，中國不僅展開報復性關稅，還啟動一連串強化內需、科技自主化與貿易多邊化的策略。
這種低估對手「資源耐力」（resource endurance）與「策略應變能力」，正是動態競爭中最常見的失誤類型。川普政府錯將自己視為唯一主動者，未考慮對方反擊後可能觸發的新戰略平衡點，終使其陷入政策孤立與國際信譽受損。
中國的應對與戰略調整：從防禦到反制的進化
川普政府對中國發動的關稅攻勢，意圖透過強勢施壓迫使中國讓步。然而，中國在面對這一波突如其來的戰略挑戰時，展現出高度的策略韌性與政策調適能力。其反應可分為三個層次：短期的對等報復、中期的體制強化，以及長期的全球佈局，充分體現動態競爭中「回合性策略」的多層次設計邏輯。
對等報復與情緒控制：避免戰略失衡的第一步
面對美國對逾5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中國政府選擇對美國農產品、汽車與工業品加徵報復性關稅，回應力度雖略有節制，但訊號明確：中國不會被動挨打，也不願升高衝突至失控邊緣。此一「對等回應、有限升級」的策略，顯示中國意圖在第一輪動態互動中穩住自身主導力、爭取時間觀察局勢變化。
技術自立與內需拉動：轉向中長期自主應變
當美國加大對高科技領域的限制（如華為、中芯國際），中國迅速啟動「新基建」政策，投入5G、人工智慧、半導體、電動車等領域，透過補貼、國企引導與產學合作加速科技自主化。此外，中國推出「雙循環戰略」，鼓勵內需市場成為增長主力，以降低對外貿依賴。這些政策體現出一種典型的非對稱回應行為（asymmetric strategic response）：中國不以相同手段報復，而是創造新競爭優勢來化解美方壓力。
這也對應動態競爭理論中的「戰略跳脫」（strategic leapfrogging）：即便面對強勢攻擊，若能轉向自身優勢領域重新建立主導性，就可扭轉局勢。
多邊貿易與話語權重塑：爭取全球道德高地
當川普政府選擇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世貿組織（WTO）仲裁機制時，中國則順勢強化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2020年底，中國主導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涵蓋15國，佔全球GDP三成；同時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釋出對外開放意圖。
這一系列多邊行動並非僅止於經濟，而是具有明顯的國際制度性反擊意涵，透過塑造「開放、合作、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對抗美國「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國際形象重塑。動態競爭的另一關鍵在於競爭者之間的聲譽管理與第三方觀感調節，而中國恰在此構面上轉守為攻，逐步爭取道德與制度優勢。
動態互動下的戰略博弈迴圈：川普與中國的錯位節奏
若將整場貿易戰視為一場動態競爭的博弈迴圈，我們可以發現川普與中國在節奏、認知、與行動設計上的錯位，是造成美國最終陷入戰略劣勢的根本原因。下表總結了幾個主要回合：
中美動態競爭博弈迴圈
從這些回合可以觀察到幾個重點：
- 行動與反應的非對稱性：美國偏好高調直接行動，中國則多以低調、制度化或內政性策略回應。
- 策略耐力的差異：中國在回應上節奏較慢但更有持久性，而川普政策變動頻繁、受國內政治週期牽制。
- 結構性認知誤判：川普政府認為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錯估其內部消化與調整能力，導致政策無法有效施壓。
同時，若將川普1.0與2.0整體觀之，川普在攻擊與防禦策略結構上不斷犯下歷史的錯誤，如下：
- 政策攻擊形式升級，但互動節奏依舊錯位
- 對手已完成學習曲線與韌性建構，美方卻仍陷於單點強攻
- 美國未能從前回合經驗中導出學習，反而選擇更極端、更高風險的手段重演舊劇本
從動態競爭理論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初始階段發動攻擊後，未能根據對手的行為調整自己的策略，反而陷入政策反覆與內部失序，失去了競爭的節奏與主動性。
尤其時序進入到2025年，競爭動態的互動所引發的兩國博弈節奏的持續錯位與在經濟領域的新戰略促使競爭態勢強度與影響範圍的擴大。進入一個「後協議、持續競爭」的新階段。儘管在拜登政府期間，中美曾有部分緩和跡象，然而川普再度強調「關稅作為談判工具」的主張，並於2025年4月正式提出第二波高額關稅與出口限制措施，顯示出動態競爭博弈的回合性仍未終止，甚至可能重新升溫。
例如，中美的博弈發展從關稅回合到科技與金融主權的戰略疊加。川普於2025年3月中提出針對中國港口運輸、綠能設備與電動車進口設置新一輪懲罰性關稅，其中針對中國船舶靠港費調升245%的決策，被視為非傳統經貿手段的戰略升級。這標誌著美中貿易互動已從原本的商品稅收領域，轉向物流基礎設施、能源科技與海權通道的地緣戰略層次。
而中國則選擇透過擴大人民幣跨境支付平台（如數位人民幣與CIPS）、推動第三國市場（如非洲、拉丁美洲）以「去美元化」的方式計價貿易，作為回應。這構成了明確的非對稱反應行為（asymmetric counter-move），並展現出中國在動態競爭中不再以「對等回應」為主，而是轉向結構性替代與系統性挑戰。
另外，在多邊體系與所謂「第三場域競爭」之浮現。中美在2025年的競爭不再僅限於雙邊貿易回合，而是延伸至多邊治理體系與全球敘事權的競爭場域。中國積極推動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地區擴展數位絲路、能源合作與數位貨幣結算機制，強化其國際制度塑造力。而川普政府則重返單邊談判與自我中心的貿易敘事，進一步削弱美國與盟國的戰略一致性。
這些新型回合的出現顯示出：動態競爭不只是經濟回應的博弈，更是一場持續進行的敘事戰、制度戰與信任戰。而在這些新場域中，美國若仍固守傳統關稅思維而未能發展多層次應對策略，恐將再次於戰略博弈中陷入結構性失位。
誰是這場戰略博弈的輸家？
在川普政府預設的戰略藍圖中，關稅應能發揮三重效果：第一，迫使中國結構性讓步；第二，重建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第三，藉此鞏固其國內政治支持與國際霸權地位。然而，從政策結果與戰略回報觀察，這場貿易戰在三個層次均遭遇嚴重挫敗。
政策工具無效與錯置
首先，在經濟成效上，川普政府所加徵的關稅，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與NBER的研究報告，大多轉嫁至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身上，而非中國出口商。2020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雖略有縮小，但主要來自進口總量下降而非出口改善。農產品出口則因中國報復性關稅而大幅下滑，導致政府需動用數百億美元補貼農民，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
此外，企業並未如預期地將生產線遷回美國，而是分散至其他亞洲國家。這一供應鏈「繞道效應」（diversion effect）證明：關稅無法根本重塑產業鏈，反而凸顯美國製造基礎與制度環境的不足，暴露出政策設計中的工具錯置問題。
戰略節奏失調與內部掣肘
第二，在策略設計上，川普政府過度依賴「單點強攻」模式，缺乏動態調整機制。在動態競爭理論中，策略必須根據對手反應調整節奏與手段，方能維持競爭優勢。然而，川普政府在關稅開打後，反覆改變政策訊號，從「全部徵稅」到「暫緩加徵」再到「分階段協議」，顯示其內部缺乏一套穩定的決策架構，也未能整合跨部會資源建立持久戰略。
同時，美國國內政黨對立與企業反彈，也限制了政策的靈活性。特別是跨國企業與農業州選民對貿易戰帶來的成本感受強烈，使白宮不得不在第二年起頻繁調整立場。這些因素不僅削弱其談判籌碼，也暴露出國內治理與對外政策失調的結構性困境。
國際信譽流失與體系主導權轉移
第三，在國際層面，美國藉由關稅貿易戰嘗試重新定義貿易規則與權力分配，但最終卻動搖了其作為自由貿易守護者的地位。川普政府多次威脅退出WTO、對其上訴機制施加封鎖，也導致歐盟、日本與加拿大等傳統盟邦產生疑慮。在此背景下，中國雖未完全取代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卻已成功塑造出「另一種全球化版本」的選項，特別是對開發中國家的吸引力日增。
在動態競爭模型中，這正是「戰略聲譽失分」（strategic reputation erosion）的典型結果：一個試圖發動主導性攻擊的行為者，若無法獲得預期成果且缺乏後續支持機制，將在下一輪競爭中面臨信任與話語權雙重流失。
綜合上述，美國在這場戰略博弈中，從行動端主動出擊，卻在回合演進中漸失節奏與掌控力，終成「先發制人卻後繼乏力」的失敗典範。
從動態競爭視角回顧貿易戰的啟示
本研究透過動態競爭理論分析川普政府發動對中貿易戰的戰略邏輯、互動回應與政策結果。從理論角度出發，競爭優勢的維持不在於單一行動的強度，而在於能否持續進行行動-反應-再行動的動態調整機制。川普政府的失敗正來自其對中國回應能力的誤判、對自身政策彈性的高估，以及對多邊體系價值的輕視。
本文認為，貿易戰並非單純的經濟摩擦，而是一場制度競爭與敘事之戰。美國若要在全球體系中重建競爭力，關鍵不在於單邊施壓，而在於重建制度優勢、投資自身能力、重塑全球信任。動態競爭理論提供的啟示是：在一個多元互賴的世界中，真正具戰略意義的勝利，不是壓倒對手，而是構築一個能持續吸引盟友、穩定互動、而又能調適變化的競爭體系。
正如學者陳明哲（Chen，1996）所指出：「持久的競爭優勢來自於對競爭環境的深刻理解與對策略調整的敏銳能力」。川普政府的貿易戰經驗，提供了重要反面教材：強硬不等於有效，主動不等於領先，動態競爭的真正力量，在於回應與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