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機會與知名作家余杰先生、旅日學者劉燕子教授交流寫書經驗，席間談及劉老師的集大成之作《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集広社，2024），將來在台灣刊行中文版的事宜。這個大部頭學術作品（近800頁）有幾個特點，多年來堅實而細緻的田野調查（訪問），含攝的內容相當廣泛，至今，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作家、詩人、自然科學家、人文社會學者的心路歷程，幾乎全收錄其中。此外，其關懷的視野還延伸至中國境內流亡的圖博知識人，無疑給處於訊息不對等或封閉狀態的讀者打開了全局的新視野。正因為有這樣系統性的論述，它在漢語文化圈當中更有出版的價值。
學者與知識人著述出版的確是令人稱慶的大事。然而，當作家離開作者的身份，他們還必須考量更重要的問題：如何使著作廣為傳播與閱讀，少了這個關鍵因素，就談不上後來的「讀者接受史」了，甚至落入孤芳自賞與嗟嘆。在這裡，我必須說余杰不愧是身經百戰的（歷史學）作家。多年來，他著書立說累積了許多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比一般作家更早修正和深化寫作的技藝。他的提議劉老師將來刊行中文版，不妨把香港和台灣知識分子的流亡史寫進來，這樣會獲得更多讀者的閱讀。
借用現今流行說法，作家的作品就是要接地氣，不能只打理想牌。話說回來，我想或許歷史車輪的轉速太快了，呼籲讀者回想六四天安門事件很重要，但是年輕世代對之淡忘（風化）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認為，在出版自由的台灣，歷史學家力所能及的話，其筆下關照台灣本地的歷史（政治思想史）情感，應該是百利無一害的選擇。（2025年4月22日）
延伸閱讀：
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納粹時代歐洲知識難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英」彼得．伯克《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