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年華》的故事背景如果「穿越」到了當代，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今年，王家衛推出了《花樣年華》25周年導演特別版，在片尾加映了約八分鐘長的彩蛋——《花樣年華2001》。這部短片過去僅在2001年第54屆坎城影展放映過一次便銷聲匿跡，少人知其存在。《花樣年華2001》中的周慕雲與蘇麗珍已行走在現今的都市繁華中，而《花樣年華》則是對六〇年代舊夢的回望；不同時間的敘事延展，賦予《花樣年華》這部作品另一層想像與解讀的維度，也悄然埋藏了角色與社會變遷的痕跡。
▍《北京之夏》到《三個關於食物的故事》
要談《花樣年華》，乃至於《花樣年華2001》的起源，必須得回到1995年。王家衛原計下部作品背景設定在北京，講述兩位香港人在北京工作、戀愛的故事，片名暫定《北京之夏》。然而，卻遭遇審查的質疑，對片名有所不滿。王家衛困惑地表示：「不是很浪漫嗎？問題在哪？」他推測，當時有太多導演以天安門作為拍片背景，觸動當局敏感神經。最終，王家衛放棄《北京之夏》的計畫。
「北京之約」不成後，王家衛修改劇本，準備展開《花樣年華》的構想。有次，他到巴黎宣傳《墮落天使》，期間與張曼玉共進晚餐。她剛結束與導演阿薩亞斯拍攝的《迷離劫》，兩人多年未再合作，張曼玉希望與王家衛及梁朝偉再次拍片。當時，王家衛正在讀法國美食家布里亞-薩瓦蘭的〈廚房裡的哲學家〉（The Physiology of Taste），便靈光一閃，想讓「美食」成為電影的核心，構思出一系列由張曼玉與梁朝偉主演的小故事。這個計畫原名為《三個關於食物的故事》，雖然北京地點不成，王仍保留其意，將拍攝場景轉到澳門的一間餐館。
「三個」意指的是三樣在上世紀徹底改變男女關係的發明。第一樣是1960年代的電鍋：它讓部分女性從廚房中解放出來，得以走向社會，也成為《花樣年華》的思想源頭。第二樣是泡麵：一人一麵，象徵享受單身或結束一段關係的姿態。第三樣是24小時便利商店：它的出現讓人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找到片刻棲身之所。除此之外，王家衛在其他訪談中還提到關於三個故事的大致概況，只是內容上還是有些落差。其一，是廚師與收銀員之間的愛情故事，英譯為〈Tales from the Kitchen〉；其二，是超市老闆與顧客之間的情感糾葛，英譯為〈Handsome Devil in Campbell's Soup〉；最後一個，則是住在同一棟公寓、互為鄰居的男女，他們發現彼此的配偶外遇，故事圍繞麵館與餐廳展開，兩人試圖透過食物重現與理解這場外遇如何發生。此篇拍攝時間太長，可挖掘的事太多，以至於王家衛便專心聚焦在這個故事上，便是《花樣年華》製作的緣起與藍圖。
▍《花樣年華2001》的內容
然而，最先拍攝的是2000年代，正是《花樣年華2001》的故事。梁朝偉飾演便利店的店主，他喜歡收集顧客們遺落的鑰匙，這些鑰匙象徵的都是未竟諾言的證明。張曼玉飾演一個將鑰匙遺落在此的顧客，懷著滿心愁緒醉醺醺地前來。她吃完一口口的蛋糕後便醉倒，嘴角還不小心殘留著糖霜。原本，店主想替她擦乾淨，卻在那瞬間，情不自禁地吻了她。這段故事僅用了十天的時間拍攝，後來被挪用到《藍莓之夜》（我的藍莓夜）的一部分。
▍一九六二 流亡——香港與文學
我們從《花樣年華2001》中窺見了那別樣的未來，更需回望那時間軸上值得銘記的過去。《花樣年華》的時代設定為1962年，彼時的香港處於歷史的罅隙之中。那年適逢大逃港」，大批人民穿越山海，只為尋求另一種生存的可能，城市在這股人流中擴張，也在不確定中顫動。而正為同一年，梁朝偉出生於香港，他與電影如同命運般悄然重疊。十年後，1972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決議，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除去，自此，香港變得難以定義。跨越十年的變遷歷史，正是王家衛拍攝《花樣年華》懷抱的希冀，終因時間跨度過大，只得將背景濃縮至1966年。而恰逢同年，金庸宣佈封筆不再言江湖，彷彿與熱衷書寫武俠小說的周慕雲與蘇麗珍遙遙呼應——那筆下未完的章節，如兩人的關係，期待相見卻又必須保持距離。
關於時間的巧合，也藏著更多巧思與可能性。除了金庸的封筆，《花樣年華》還隱隱呼應了當代另一位香港作家——劉以鬯。正值1962年，劉以鬯在《星島晚報》上首次連載〈酒徒〉，他序言中形容此書：「一個因處於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生存。」這段文字似乎為《花樣年華》提供了某種暗示：在那樣的時空背景，恍惚的情感與精神的虛無迫使人們尋找出口，周慕雲的身影彷彿與〈酒徒〉中的作家交織，這是王家衛對六〇年代香港作家與知識分子們的獻上的致意。電影研究學者張建德曾指出，〈酒徒〉中的作家（第一人稱視角）視香港為一個罪惡的「集中營」，認為「香港的獨特性只能通過它的受害者來體驗。」這樣的形容也如同周幕雲和蘇麗珍在模擬偷情的方式，「受害者」也是「外來者」，也符合了劉以鬯另一本小說的「對倒」（Tete-Beche）概念。他們在時代的夾縫中生存、掙扎，象徵情感與社會的雙重流離。
▍一九六三 分別——新加坡與錯位
電影原先的劇情設定中，王家衛最初的構想是：周慕雲向蘇麗珍告別，留下滿心失落的她獨自來到新加坡。最終，兩人在新加坡重逢並共度一夜。周慕雲向她坦白：「我這麼做是為了報復，我只是想證明你和我太太是一樣的人。」（在影片可見明顯的眼神特寫鏡頭暗示此意，梁朝偉也在訪談中提到，最初周慕雲接近蘇麗珍，是出於報復心理。）
東南亞地景始終在王家衛的電影中佔據重要位置——從片中的柬埔寨、新加坡到《阿飛正傳》的菲律賓，這些地點不僅是角色出走或遷移的出口，也被張建德視為「再現香港多元文化現實的方式之一」。在這些文化錯綜交織的地帶，王家衛以影像呈現出一種既模糊又多重的空間感，映照出香港社會的游離與不確定性。《花樣年華》裡，新加坡如幽魂般出現在對話與背景中，既是逃離之地，亦是記憶的空間延伸，最後為周慕雲一個短暫停歇的港口——那段無以為繼的關係，終將飄向遠方。
然而，1963年的新加坡，同樣並非一處純然的庇護之地。當年，新加坡發動代號為「冷藏行動」，大規模以「反共」罪名逮捕反對英殖民統治的人士、學生和黨派人士等人，嚴重打擊新加坡左翼反殖民運動。與此同時，同年新加坡以馬來西亞的一份子共同脫離英國獨立，成立馬來西亞聯邦。兩年後，1965年，新加坡則從馬來西亞聯邦中除名，新馬正式分家，總理李光耀含淚宣佈新加坡獨立的消息。
策展人高森信男曾於研究王家衛電影之於東南亞一文提到：「剛獨立的新加坡社會動盪，……新興的共和國決定走向去中國化的路線，周慕雲代表的同時是華語文人在新興共和國之中已無立足之地，因此不如歸去。」
不穩定的政局、流動的身份與未竟的國族建構，對照著周慕雲與蘇麗珍搖擺、無解的關係。無處安放。又或許，蘇麗珍那句始終未出口的「我願意跟你走」，本身就註定了這段關係的模糊與錯位——蘇或許察覺了周的報復計劃，但周也在不停反覆的「演戲」過程裡，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她。在似真似假的之中，他們逐漸失去了對真實的掌握，也模糊了愛與仇恨之間的界線。
▍一九六六 動盪——柬埔寨與記憶
「香港是被借來的時間」，常被引用來描述香港曖昧不明的歷史處境，也深刻揭示了王家衛對六〇年代的眷戀與其在電影中的投射。《花樣年華》落幕於1966年，那是一個即將告別美好事物的年代，一切開始悄然變質。1966年，文革的衝擊令居住在香港的人民不得不審視未來的生活選擇，與此同時，六六暴動與澳門的一二三事件也讓整個社會籠罩在不安與焦灼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個人的情感看上是如此蒼白與無力——周慕雲與蘇麗珍生出的「情」在不確定的時代裡顯得微不足道，在壓迫、緊張的社會氛圍彼此靠近、短暫取暖，最終，他們註定分開，並各自承受那份孤獨與寂涼。
除此之外，電影插入了一段1966年法國戴高樂總統訪問柬埔寨的片段，標誌著柬埔寨殖民時代的結束。原本王家衛打算在泰國取景，卻因遍尋不著合適地點，輾轉遠赴柬埔寨，意外尋獲一段歷史遺緒。戴高樂的身影象徵那逐漸衰落的時光，亦如張曼玉曾說的：「影片一直像個顯微鏡，看著世上這兩點塵埃，顯微鏡下的兩個人可以很重要，但在歷史上卻沒有意義。到了影片的結尾，他拉遠鏡頭，告訴我們世界其實很大，還有其他事正發生。」
這段突如其來的歷史影像不僅拓展了《花樣年華》的視野，也為角色命運開啟了另一層的沉思——當個人的情感被放置在宏大歷史的坐標上，他們的沉默、遺憾或是選擇，其實都是相連的，正如王家衛在《春光乍洩》中的台詞：「原來在寂寞的時候，每個人都一樣。」
▍一九七二 改變——國族與未來
正片的結尾來到1966年，蘇麗珍再度到香港——回到那間與周慕雲共度「2046」的熟悉之地。重遊舊地、物是人非，房東孫太早因香港動盪的時局遷離他方，昔日熱鬧的光景已不復返，唯有陳舊的牆面與迴盪在旁的光影，見證著那段小心翼翼的感情。這時，周慕雲也重返此地，卻終未與蘇麗珍相認。過往的痕跡似乎被時間掩埋，卻又頑固地殘留在這座城市的縫隙之中。
留在電影之外的未盡之處，還有王家衛釋出的七〇年代花絮。十年後，蘇麗珍不再以旗袍示人，也不再梳精緻的髮髻，取而代之的，是一襲駝色大衣與乾淨利落的背頭。從轉變的形象，也呼應時代與她自身的蛻變——她依然住在那棟熟悉的香港舊樓，卻不再執著過去，而是準備將這段回憶連同房子一同釋出。前來看房的，是一位神似《阿飛正傳》中咪咪（露露）的女子，正是周慕雲的現任妻子。而彼時的周慕雲宛如《2046》中那個玩世不恭、放蕩不羈的模樣，絲毫見不著過往那副內斂又認真的模樣。
七〇年代的香港正邁向現代化與消費社會，舊日情懷逐漸被快速變動的城市節奏所淹沒。蘇麗珍的沉默與轉身，代表了一段美好年華的開始與終結。她選擇回到丈夫、孩子身邊，也將離開香港這片承載太多記憶的舊地——當過往的情感無法抵擋時代的洪流，只能以無聲的姿態被封存，或任由其改變，就像周慕雲將「秘密」存封於樹洞之中，從此深埋，不見天日。那些屬於六〇年代的光影與柔情，終將成為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意外插曲，悄然隱沒於繁華之後。而這些去與留，亦暗示著王家衛電影中的人物，終將踏上不同的未來、承擔不同的命運——猶如他們所身處的國族，正在走向各自的分岔路口。
▍穿越現代——坐上列車，情願相信
我們將視野拉回到現代，如果蘇麗珍和周慕雲活在今日，他們身上那些關於道德、禮教與時代規訓的包袱，是否依然存在？在今次《花樣年華》25週年特別版的AI訪談中，王家衛也曾提及，若故事發生在現代，或許他們早已勇敢相愛，不再壓抑。但真若如此，兩人的情感還會如此雋永，令人感慨嗎？或許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們生活在隨處可以產生「愛」的速食社會，何況一生一世、白首不相離，早已顯得過時而近乎諷刺？《花樣年華2001》屬於王家衛「淘汰」的產物，它完全跟六〇年代背道而馳，突如其來的一吻，它不需要經過完整的情感鋪墊，而是可以被灌上「浪漫」標籤的隨手可得，所有的克制與隱忍不見蹤影，而這些未經歷沉澱、不經深思的關係，是否還能只靠所謂『愛』而存續下去？恐怕連『愛』本身的定義，都已變得模糊難辨。因此，王家衛的電影中沒有任何「真愛」，全是人物間以一種意外姿態產生出對另一個人的依戀，並從寂寞延伸出來的「幻想對象」，他們總是若即若離，又或相隔天涯，倚靠個人那不變的思念和自憐去尋找愛著一個人的理由。
蘇麗珍與周慕雲之所以動人，也正因為他們所承載的，是一種我們在當代幾乎失落的能力——去細細經營、耐心等待一段關係的開展，即使最終結局是無果，也仍不願輕易否認那段情感的真實與重量。或許，真正難能可貴的不是愛本身，而是願意相信「愛」值得等待與承擔的那種姿態。
所以，我們天真地希冀那永不改變的歲月依然流淌在「2046」裡，直到恆遠。
「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