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自己的

改編自1982年真實案件

第一章：鏽蝕的勳章

窗外，城市的喧囂透過薄薄的木板牆滲進來。汽車喇叭聲，小販的叫賣聲，還有遠處工地打樁機沉悶的咚咚聲，像敲在破鼓上，也敲在李國棟的太陽穴上。他掙扎著坐起，佝僂的背脊發出不堪重負的咯吱聲。床頭櫃上放著一張褪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容溫婉，是他的髮妻，留在山東老家，音訊全無快四十年了。旁邊是一張皺巴巴的醫院繳費單，數字像毒蛇一樣盤踞著，吞噬了他最後一點微薄的積蓄和渺茫的希望。

他開著一輛快要散架的裕隆速利計程車，車身油漆剝落得像得了皮膚病。車子匯入忠孝東路的車流，如同一條老邁的魚游進光鮮亮麗的魚群。收音機裡播放著歡快的流行歌曲，唱著「愛拼才會贏」，李國棟嘴角咧開一個苦澀的弧度。他載過形形色色的客人：西裝革履、談論著股市和外匯的商人；抱怨菜價上漲、丈夫不體貼的主婦；還有穿著時髦喇叭褲、嚼著口香糖的年輕人，他們談論著新開的迪斯可舞廳，眼神裡是對未來的無限憧憬。車窗外的世界飛速旋轉，高樓拔地而起，霓虹閃爍，櫥窗裡陳列著李國棟一輩子也買不起的洋貨。這繁華與他無關，他只是一個被時代車輪甩出去的、鏽跡斑斑的零件。

車子駛過一家土地銀行的分行。厚實的玻璃門，穿著整齊制服的警衛，還有那輛停在側門、正在裝卸的運鈔車。幾個穿著防彈背心、手持霰彈槍的保安神情警惕，卻帶著一種理所當然的鬆弛。李國棟渾濁的眼珠死死盯著那扇門，盯著保安腰間鼓鼓的槍套，盯著運鈔員手中沉甸甸的鐵皮箱子。一個瘋狂的念頭，像野草一樣在他荒蕪的心田裡，悄然滋生。

（回憶片段切入：硝煙瀰漫的戰場，年輕的李振邦揹著受傷的戰友在彈雨中狂奔，耳邊是震耳欲聾的砲火和長官嘶啞的呼喊：「弟兄們，頂住！為了國家！」一枚砲彈在不遠處爆炸，氣浪將他掀翻，泥土和血腥味灌滿口鼻，左腿傳來鑽心的劇痛。他摸到胸前剛剛被授予的勳章，冰冷的金屬在滾燙的血液和硝煙中異常突兀。）

回到他那間散發著霉味和廉價藥酒氣的小屋，李國棟翻箱倒櫃，找出一些廢棄的金屬管、彈簧和粗糙的鐵塊。他曾在兵工廠做過短工，這點手藝還在。昏黃的燈光下，他佝僂著背，用佈滿老繭和傷疤的手，笨拙而專注地打磨、組裝。汗水順著額角的皺紋流下，滴在冰冷的金屬零件上。一把醜陋、粗陋、但絕對致命的土造手槍，在他手中漸漸成型。槍管歪斜，扳機僵硬，握在手裡沉甸甸的，像握著一塊燒紅的烙鐵，也像握住了自己僅剩的、孤注一擲的命。

第二章：臨界點

眷村口那家永遠煙霧繚繞、瀰漫著劣質米酒和汗臭味的小吃店，是李國棟偶爾透氣的地方。店老闆老張，是他同鄉，也是退伍老兵，一條腿瘸著，開了個小雜貨鋪勉強糊口。老張認命，常說：「能活著喘口氣，就不賴啦。」

這天，李國棟灌了半瓶米酒下肚，酒精灼燒著空蕩蕩的胃，也燒著腦子裡的那根弦。他瞪著佈滿血絲的眼睛，看著牆上模糊泛黃的「毋忘在莒」標語，突然一拳砸在油膩的桌子上，碗碟哐噹作響。

「認命？老張，認他娘的什麼命！」他聲音嘶啞，帶著濃重的山東腔，「咱這條命，是給『國家』賣過的！在徐州，在徐蚌（淮海戰役），多少兄弟把命撂那兒了？骨頭渣子都找不回來！現在呢？咱算個啥？破抹布？擦完桌子就扔？」

老張嚇了一跳，趕緊壓低聲音：「老李，你醉了！少說兩句，隔牆有耳……」

「耳？老子不怕！」李國棟猛地站起來，身體搖晃，指著門外燈火輝煌的台北，「你看看！看看外面！錢！到處都是錢！『國家』的錢！他們花天酒地！咱呢？咱連口像樣的藥都吃不起！等死嗎？」他胸口劇烈起伏，渾濁的眼睛裡閃爍著一種近乎野獸般的絕望光芒，「老張，你記住一句話：錢是國家的！命…哼，命是自己的！」

最後那句嘶吼，像淬了毒的刀子，狠狠扎在油膩的空氣裡，也扎進了旁邊另一桌醉醺醺的酒客——陳伯的耳朵裡。陳伯也是老兵，但比李國棟油滑，愛吹牛，更愛貪小便宜。他瞇著醉眼，瞟了一眼情緒失控的李國棟，嘴角撇了撇，沒說話，心裡卻像被貓爪子撓了一下。

真正的壓垮，無聲無息。房東那張刻薄的臉出現在門口，催繳拖欠了三個月的房租，最後通牒是明天。那張臉和李國棟記憶中某位剋扣軍餉的軍需官的臉重疊在一起。他默默遞上最後一點零錢，房東嫌惡地數了數，罵罵咧咧地走了，丟下一句：「明天再不滾，我叫警察來清！」

門關上的瞬間，世界徹底安靜了，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心臟擂鼓般的跳動。李國棟緩緩走到床邊，拿起那枚冰涼的勳章，緊緊攥在手心，硌得掌心生疼。他走到牆角，掀開一塊鬆動的地磚，拿出了那把冰冷的土造手槍。槍身的粗糙觸感，帶來一種奇異而危險的踏實感。他看著槍，又看看勳章，再看看那張催命的繳費單和妻的照片。渾濁的淚水終於湧出，不是悲傷，是徹底的、燒乾一切的絕望。退路，斷了。

第三章：古亭驚雷

1982年4月14日，星期三。午後，陽光慵懶地灑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內，一切井然有序。櫃員們熟練地敲打著算盤（彼時電腦尚未普及），發出清脆的噼啪聲。顧客們安靜地排著隊，空氣中瀰漫著紙張、墨水和一種屬於金融機構特有的、令人安心的味道。分行經理林正雄，一位四十多歲、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本省籍精英，正站在櫃台內側，核對著一份報表，神態專注而從容。巨大的玻璃窗將街道的喧囂隔開，只留下過濾後的陽光和寧靜。這是經濟起飛的台灣引以為傲的「安寧」圖景。

玻璃門被猛地推開，撞在門吸上，發出一聲沉悶的巨響，瞬間打破了所有的寧靜。一個頭戴深藍色鴨舌帽、帽簷壓得很低的男人闖了進來。他身形不高，略顯佝僂，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夾克，步伐僵硬卻目標明確，逕直走向最靠近門口的一個櫃台。正是李國棟。

時間彷彿凝固了一秒。櫃台後的年輕女職員抬起頭，臉上職業性的微笑還沒來得及展開，就僵住了。她看到了對方手裡舉著的東西——一把造型怪異、槍管粗短的物體，黑洞洞的槍口正對著她。

就在這死寂的瞬間，李國棟猛地吸了一口氣，彷彿用盡了胸腔裡所有的空氣，用他那濃重、沙啞、帶著撕裂感的山東口音，爆發出石破天驚的嘶吼：

「趴下！通通不許動！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

聲音如同驚雷，炸響在每個人的耳膜上，也炸碎了銀行裡精心維持的「安寧」幻象。

「啊——！」尖叫聲瞬間爆發。有人嚇得癱軟在地，有人本能地抱頭蹲下，有人像無頭蒼蠅般想跑卻被絆倒。一個排在隊伍前面的老太太嚇得一個趔趄，眼看要摔倒。李國棟眼角的餘光瞥見，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吼了一聲：「扶住她！小心點！」這聲帶著命令口吻卻夾雜一絲突兀的提醒，讓混亂中的林正雄經理心頭猛地一震。

「快！裝錢！都裝進袋子裡！」李國棟的槍口微微顫抖，但眼神凶狠如困獸，死死盯著離他最近、嚇得面無人色的男櫃員，將一個預先準備好的大帆布袋扔進櫃台，「快！別耍花樣！命是自己的！」他重複著這句驚世駭俗的口號，每一個字都像冰錐，刺入在場每個人的心臟。

男櫃員手抖得如同篩糠，在槍口的威逼和那句詭異口號的震懾下，近乎麻木地打開抽屜，將一捆捆嶄新的、散發著油墨味的千元大鈔（當時最大面額）胡亂塞進帆布袋。鈔票特有的厚實感透過帆布傳遞到李國棟隔著櫃台緊抓袋口的手上，沉甸甸的，是他從未感受過的分量——這是「國家」的錢，此刻卻被他攥在手裡。林正雄站在原地，臉色煞白，他想喊保安，卻發現唯一的警衛正縮在角落，手按在槍套上卻不敢拔槍。他看著那個劫匪，看著他帽簷下露出的花白鬢角，看著他握槍的手上暴起的青筋和深刻的皺紋，一種巨大的荒誕感和寒意席捲全身。

袋子很快裝滿。李國棟一把奪過，沉重的袋子墜得他手臂一沉。他最後掃了一眼混亂的大廳，那些驚恐的臉，那個被他吼了一句而幸免摔倒的老太太驚魂未定的眼神，還有林經理那張震驚而複雜的臉。他猛地轉身，撞開兩個試圖靠近的顧客，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衝出了銀行大門，迅速消失在羅斯福路午後熙攘的人流和車流之中。

留下死寂般的銀行大廳，一地狼藉，空氣中瀰漫著恐懼、尿騷味，還有那句如同詛咒般迴盪的口號：

「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

第四章：撕裂的安寧

「古亭分行驚天劫案！退伍老兵持槍掠走五百餘萬！」

「治安神話破滅！台灣首宗銀行搶劫案震驚社會！」

「悍匪李國棟在逃！警政署懸賞百萬全力緝兇！」

報紙頭版被觸目驚心的大字標題和模糊的銀行監控翻拍照片佔據。廣播裡，新聞播報員的聲音失去了往日的平穩，帶著一種刻意渲染的緊張。街頭巷尾，茶樓飯館，所有人都在談論同一個話題：那個叫李國棟的老兵，那句匪夷所思的口號，以及那被輕易撕碎的「社會安寧」。

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存錢的民眾湧向銀行，卻又在門口猶豫不前，警惕地打量著四周，彷彿每個角落都可能跳出另一個持槍的「李國棟」。銀行職員上班時眼神飄忽，草木皆兵。土地銀行總行震怒，勒令所有分行加強戒備，臨時增加了警衛，但人心惶惶，杯水車薪。

警政署承受著來自最高層的巨大壓力。署長拍著桌子咆哮：「首例！這是台灣治安史上的奇恥大辱！限期破案！否則統統滾蛋！」由經驗豐富的刑事警官王志強領銜的「0414銀行劫案」專案組迅速成立，進駐台北市警察局。辦公室煙霧繚繞，牆上貼滿了李國棟的退伍檔案照片、銀行現場照片、路線圖。線索少得可憐：一把自製的粗糙土槍（現場遺留了一枚未擊發的土造子彈）、模糊的目擊者描述（「一個矮個子老頭，山東口音很重」）、搶走的531萬新台幣（全是連號新鈔，但尚未在市面上發現流通）。

「老兵…山東口音…生活困頓…」王志強揉著發脹的太陽穴，看著李國棟那張在退伍證上顯得木訥而愁苦的臉。他派人排查了所有已知的退伍軍人聚居點、計程車行、零工市場。反饋回來的資訊勾勒出一個更加清晰的絕望輪廓：孤僻，貧窮，疾病纏身，被房東驅趕，對社會充滿怨氣。動機似乎很「充分」，但人海茫茫，如何精準定位？

壓力像巨石壓在專案組每個人心頭。新聞媒體像嗜血的鯊魚，每天堵在警局門口追問進展，質疑警方能力。社會的恐慌和不滿，正迅速轉化成對治安當局的憤怒。

第五章：末路與出賣

李國棟沒有逃遠。他像地鼠一樣，鑽進了萬華區更深處一片迷宮般的違章建築區。租了一個沒有窗戶、只有一張破草蓆的儲藏間。空氣中瀰漫著垃圾和死水的腐臭味。搶來的巨款，那五百多萬沉甸甸的「國家錢」，被他塞在牆角一個破麻袋裡，上面胡亂蓋著幾件散發著汗臭的舊衣服。

他不敢花。連買一個最便宜的便當都不敢。那嶄新的、連號的鈔票如同燒紅的烙鐵，隨時會暴露他的行蹤。飢餓和胃部的絞痛日夜折磨著他，比槍傷更甚。夜晚，狹小的空間裡漆黑一片，只有老鼠窸窣爬行的聲音。他蜷縮在草蓆上，那把土造手槍緊緊抱在懷裡，冰冷的金屬是他唯一的依靠。一閉上眼，就是銀行裡那些驚恐扭曲的臉，林經理複雜的眼神，老太太差點摔倒的畫面，還有那句自己喊出的、如同魔咒般的口號在耳邊一遍遍迴響。

「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他喃喃自語，乾裂的嘴唇滲出血絲。搶到了錢，卻比任何時候都更窮，更恐懼。巨大的精神壓力像無形的巨手扼住他的喉嚨。他拿出那枚勳章，在絕對的黑暗中摩挲著，冰冷的觸感讓他想起戰場的硝煙，想起年輕時的熱血，想起那個叫「李振邦」的自己。強烈的悔恨和更深的絕望交織，幾乎將他撕裂。他需要酒精，需要麻痺，需要向一個活人傾訴這快要將他壓垮的恐懼和孤獨，哪怕只是一點點。

鬼使神差地，幾天後的一個傍晚，他壓低帽簷，遮住大半張臉，揣著一小疊從邊緣撕掉號碼的、皺巴巴的千元鈔（他天真地以為這樣不會被認出），溜到了眷村附近陳伯常去的那家更偏僻的小酒館。陳伯果然在，已經喝得半醉。

幾杯劣質米酒下肚，在昏暗嘈雜的環境裡，在陳伯刻意迎合的「關心」下，李國棟緊繃的神經稍稍鬆懈。長期積壓的恐懼和壓抑的傾訴欲，混合著酒精，沖垮了最後一絲理智的堤壩。他眼神渙散，聲音壓得極低，卻帶著一種病態的興奮：「老陳…我…我幹成了…古亭…那錢…真他娘的多啊…」他下意識地拍了拍自己鼓囊囊的舊夾克內袋，那裡塞著那幾張撕了邊的鈔票。

陳伯渾濁的醉眼瞬間閃過一絲精光，心跳如鼓。他強壓住激動，假裝震驚和關心，繼續套著近乎，灌著李國棟更多的酒，不動聲色地記下了李國棟藏身之處的大致方位。

第二天上午，宿醉未醒的李國棟被儲藏間外雜亂的腳步聲和嚴厲的喝令聲驚醒。「裡面的人聽著！你已經被包圍了！立刻放下武器，雙手抱頭走出來！」

他猛地坐起，瞬間清醒，渾身冰涼。絕望如同冰水從頭澆下。完了。他看向牆角那個破麻袋，看向手中冰冷的土槍，最後看了一眼那枚掉落在草蓆上的勳章。沒有憤怒，沒有反抗的慾望，只有一種塵埃落定的疲憊和深深的解脫。他慢慢站起身，佝僂的背似乎挺直了一點點，用盡力氣維持著最後一點屬於「李振邦」的尊嚴。

他拉開了那扇吱呀作響的破木門。刺眼的陽光湧進來，讓他瞇起了眼。門外，是全副武裝、如臨大敵的警察，槍口密密麻麻地指著他。領頭的是警官王志強，眼神銳利如鷹。

李國棟的目光越過槍口，落在遠處電線桿後一個畏畏縮縮、探頭探腦的身影上——是陳伯。他渾濁的眼睛裡沒有任何意外，只有一片死寂的漠然。他緩緩地、異常順從地舉起了雙手，任由冰冷的鐐銬鎖住他的手腕。在被粗暴按倒在地的瞬間，他的臉貼在潮濕冰冷、散發著惡臭的地面上，目光恰好落在那枚滾落在泥水裡的勳章上，銅質的表面沾滿了污穢。

第六章：審判與槍響

審訊室裡燈光慘白。李國棟異常沉默，對搶劫事實供認不諱。律師試圖強調他悲慘的退伍老兵經歷、貧病交加、走投無路的處境，甚至提到他搶劫時對老人那句突兀的提醒，試圖證明他並非窮兇極惡之徒。然而，在「台灣首宗銀行搶案」、「持槍行劫」、「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極端惡劣」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面前，在洶湧的民意和急於挽回顏面的當局意志面前，任何情有可原的辯護都顯得蒼白無力。

法庭的判決毫無懸念：死刑。

消息登上各大報紙頭條，社會上一片「大快人心」之聲。似乎只有這個結果，才能告慰被打破的「安寧」，才能縫合那道被撕裂的社會傷口。

1982年12月的一個清晨，天陰沉得厲害，寒風刺骨。台北新店安坑刑場。

李國棟被兩個法警架著，拖向刑場中央。他穿著單薄的囚服，腳上戴著沉重的腳鐐，每走一步都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他努力想挺直那佝僂了一輩子的背脊，但寒冷和虛弱讓他不住地顫抖。花白的頭髮在寒風中凌亂。

刑場空曠、肅殺，只有風聲嗚咽。他被按著跪倒在冰冷的泥地上。背後，行刑隊的士兵舉起了步槍。

生命的最後幾秒，李國棟渾濁的眼睛努力地睜開，望向灰濛濛的天空。沒有恐懼，沒有怨恨，只有一片空洞的茫然。他的嘴唇無聲地蠕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卻最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也許是一個遙遠的山東地名，也許是那個早已模糊的妻的名字，也許只是重複那句纏繞他一生的魔咒：「錢是國家的…命是…」

「預備——放！」

槍聲驟響，短促、乾脆、冰冷，在空曠的刑場上激起短暫的回音，隨即被凜冽的寒風吞噬。

李國棟佝僂的身體向前撲倒，像一截被徹底伐倒的朽木，重重砸在冰冷的泥地上。暗紅色的血液從他身下緩緩洇開，染紅了身下枯黃的草莖和灰黑的泥土。

一枚銅質的、沾滿泥污的「抗戰勝利勳章」，不知何時從他囚服的口袋裡滑落出來，掉在離他手指不遠的地方，在冬日晦暗的天光下，閃爍著微弱、冰冷、諷刺的光芒。

尾聲：玻璃的反光

數月後。

台北市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煥然一新。原本低矮的櫃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從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厚重防彈玻璃。玻璃擦得一塵不染，冰冷堅硬，清晰地映照出顧客的身影，卻也將他們與櫃台後的職員徹底隔開。玻璃上開了小小的傳遞槽和麥克風。天花板角落，新安裝的閉路電視監控攝像頭無聲地轉動著，紅色的指示燈像永不疲倦的眼睛。

林正雄經理站在煥然一新的大廳裡，手指無意識地觸摸著冰涼的防彈玻璃。玻璃上映出他略顯疲憊卻依舊一絲不苟的臉。陽光透過巨大的玻璃窗照進來，在光滑的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一切都顯得那麼整潔、安全、現代化。然而，林正雄的指尖卻感受不到絲毫暖意，只有一股透骨的冰涼。耳邊，恍惚間又響起那個沙啞、撕裂、帶著濃重山東口音的嘶吼：

「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

他猛地縮回手，像是被那聲音燙到了一般。

電視新聞裡，女主播用字正腔圓的語調播報：「…為維護社會安寧，警政署宣布將全面加強金融機構安全防護標準，防彈玻璃與監控系統列為必備設施。同時，《檢肅流氓條例》修正案已獲立法院通過，將賦予警方更強大之執法權限，以徹底淨化治安死角…」

警官王志強坐在辦公室裡，桌上放著一份蓋著「結案」紅章的卷宗。他因破獲此案榮記大功。他拿起卷宗首頁，上面貼著李國棟的檔案照和行刑後的現場照片。他翻到後面，手指停留在其中一頁，那是從李國棟極其簡陋的遺物中找到的一張泛黃的青年軍裝照。照片上的年輕人（李振邦）穿著筆挺的軍裝，眼神尚存一絲懵懂卻帶著光，胸前掛著的，正是那枚後來沾滿泥污的勳章。

王志強盯著照片看了很久，最終，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將卷宗合上，鎖進了檔案櫃最深處。他走到窗邊，看著樓下喧囂的街道，點燃了一支菸，煙霧繚繞中，他的表情模糊不清。

萬華區那家眷村口的小吃店，老張擰開一台破舊的半導體收音機，裡面正播放著歡快的歌曲，慶祝某個節日。他給自己倒了一杯米酒，聽著收音機裡傳來的、關於治安進步和《檢肅流氓條例》修正案的新聞快訊。他沉默地聽著，佈滿皺紋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然後，他端起酒杯，沒有喝，而是緩緩地、將杯中渾濁的液體，倒在了油膩的地面上。

清冽的酒液迅速滲入骯髒的水泥地，只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很快便蒸發殆盡的濕痕。

台北的街頭，車水馬龍，霓虹閃爍。新建的高樓玻璃幕牆反射著耀眼的陽光，一片繁華似錦。一家新開業的銀行門口，嶄新的防彈玻璃在陽光下閃爍著冰冷而炫目的光芒，清晰地映照出每一個匆匆走過的行人。他們衣著光鮮，步履匆匆，奔向各自的生活。陽光很暖，城市很新。

那句嘶吼，那句控訴，連同那個佝僂的身影和那枚生鏽的勳章，都已被推土機的轟鳴、嶄新的鈔票、冰冷的法律條文和飛速發展的時代車輪，碾碎，深埋，最終化為一聲只有歷史深處才能聽到的、悠長而沉重的嘆息。

後記：在防彈玻璃與鏽蝕勳章之間

當《命是自己的》最後一個句點落下，鍵盤的餘溫猶在，李國棟那佝僂的身影、嘶啞的吶喊，以及那枚在泥濘與血泊中閃著冷光的抗戰勝利勳章，卻久久盤踞心頭，揮之不去。這不僅是一部基於史實案件的小說，更是一場穿越時光隧道的沉重跋涉，試圖觸碰那個被繁華表象覆蓋、卻暗湧著無數個體悲鳴的時代肌理。

1982年的台北，經濟起飛的號角響徹雲霄，霓虹燈點亮了「亞洲四小龍」的雄心壯志。然而，在這片被譽為「安寧」的土地上，一聲「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的驚雷，卻粗暴地撕裂了精心編織的社會幻象。本案，作為台灣首宗銀行搶劫案，其震撼力不僅在於暴力的突發性，更在於它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劃開了繁榮表皮下的膿瘡——那些被時代車輪無情碾過、最終在絕望深淵發出嘶吼的邊緣靈魂。

小說中的李國棟，是無數戰後流離失所、在異鄉土地上艱難求存的外省老兵的縮影。他們曾為一個飄渺的「國家」理想浴血奮戰，勳章是榮耀的見證，卻也是命運反諷的烙印。當硝煙散盡，他們發現自己成了「進步」浪潮中的沉渣，被遺忘在眷村的破敗角落或都市的陰暗夾縫。貧病交加、尊嚴掃地、與快速變遷的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的苦悶與憤怒，是一代人的集體創傷，李師科以最極端的方式，將這創傷公之於眾。他的槍口，對準的不僅是銀行櫃檯，更是那個將他們視為「破抹布」、用完即棄的冰冷結構。

創作過程中，我力求避免簡單的獵奇或道德審判。李國棟的罪行無可辯駁，其暴力手段必須譴責。但文學的責任，不僅在於呈現「發生了什麼」，更在於探究「何以至此」。我試圖潛入他鏽蝕的心靈，觸摸那被貧窮、疾病、孤獨和深沉的被背叛感所腐蝕的絕望。那句驚世駛俗的口號，並非深思熟慮的宣言，而是一個被逼至懸崖的生命，在崩潰前發出的、混雜著控訴、自嘲與扭曲求生意志的最後嘶鳴。他搶奪「國家的錢」，卻從未真正擁有它；他宣稱「命是自己的」，卻親手將它推向了毀滅的終點。這其中的荒誕與悲涼，正是時代悲劇最刺骨的註腳。

本案如同一塊投入死水的巨石。它的直接後果是顯而易見的：銀行豎起了冰冷的防彈玻璃，監視器的紅眼無處不在，《檢肅流氓條例》的修法賦予了更強力的社會控制工具。這些「進步」的措施，確實提升了某種意義上的「安全」。然而，小說尾聲中，林經理觸碰防彈玻璃時指尖感受到的透骨冰涼，以及老張那杯默默傾倒於地的濁酒，正是我想提出的詰問：當我們築起更高、更厚的壁壘來防範下一個「李國棟」時，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了悲劇的根源？我們強化的，究竟是社會的安全感，還是更深層的隔閡與冷漠？制度的完善，是否撫平了那些被遺忘在角落的傷痛，抑或只是將邊緣的苦難更深地推入陰影？

防彈玻璃隔開了潛在的威脅，也可能隔開了人與人之間最基礎的理解與溫情。當我們習慣於透過監視螢幕觀察世界，是否也喪失了傾聽微弱吶喊的能力？李國棟的勳章在泥濘中蒙塵，象徵著一個群體奉獻與犧牲的歷史被輕忽；而社會急於修補被打破的「安寧」表象，某種程度上，是否也是一種對歷史傷痕的刻意掩埋與遺忘？

《命是自己的》無意為暴力開脫，更非歌頌犯罪。它是一次文學的考古，試圖從歷史的塵埃中，打撈出一個被簡單標籤為「悍匪」的個體背後，那複雜而沉重的生命紋理。它想提醒我們，在宏大的歷史敘事和冰冷的統計數字之下，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會痛苦、會絕望的靈魂。他們的墜落，不僅僅是個人的失敗，更是整個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叩問：我們如何對待那些被時代拋下的人？如何在追求效率與安全的同時，不讓制度的螺絲釘碾碎個體的尊嚴？如何在牢記歷史教訓（無論是戰爭的創傷還是社會轉型的陣痛）的同時，避免讓恐懼和冷漠成為新的牢籠？

但願這部小說，不僅是對一段往事的追述，更能成為一面映照當下的鏡子。當我們在光鮮亮麗的玻璃幕牆下匆匆行走時，願我們偶爾能停下腳步，聆聽那來自歷史深處、夾雜在風聲中的，一聲悠長而沉重的嘆息。那嘆息裡，有李國棟的絕望，有老兵的悲歌，或許，也有我們對一個更包容、更不忘卻的未來的些微期許。

在防彈玻璃堅硬的反光與鏽蝕勳章微弱的冷光之間，存在著的，是文學試圖填補的、關於人性與時代的永恆縫隙。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在時代夾縫中掙扎、湮沒，卻仍值得被記住的無名生命。

作者 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