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兒時的黑白銀幕
我常常想起，童年是在一座老城裡長大的，家門口就是一間青瓦屋頂的老戲院。那是1950年代，台灣剛剛開始重建，城裡還沒有什麼電燈或電視，光影最大的魔力來自那扇嘎吱作響的戲院木門。
那一天，我穿著樸素的藍布褲，跟著父親走進戲院，踏著木屐“咔咔”作響。黑白銀幕在昏暗中亮起，銀色的光映在我眼裡，比哪種畫報都鮮活。印象最深的是一部默片，沒有對白，放映機奏著緩緩的鋼琴配樂，有人推車，有人奔走；場景簡單，卻好像整個世界都在動。
當時，我只五歲，腦袋裡一片迷霧。我看見主角在沾滿灰塵的小鎮奔跑，用力揮手，而操偶的孩子們卻跟著齒輪轉動。一張張黑白畫面，沒有聲音，卻像在耳邊響起心跳。人們會鼓掌，也有人嗚咽，我完全聽不懂那歌劇式的表情，但我懂，那就是「電影」。
戲散場後，父親牽著我的手，走出戲院。我嗅到地板邊的爆米花香，還有鏡片機箱燒得微微發燙的油煙味。外頭街燈忽明忽暗，撩動巷口的小貓。那一秒，我知曉：世界不只眼前這幾條小巷，還有無限的畫面，要我去看。
回到家，母親拿出舊式魔幻燈箱，掛著骨董式的小圖卡，一張張投在蠟紙上。那是我們家的“低成本電影”，頭上圍著一圈孩子，盯著跳動的光影。跟戲院比，當然差遠，但在我的童心裡，也是奇妙無比。燈箱影片裡有農夫、有青蛙、有巨人，媽媽講得聲音溫暖，又會突然捏變音逗笑大家，讓我第一次體會到「聲音」也能帶來故事，不只是光影。
那時候，家裡沒有電，也不認識什麼科技，夜深時，我常獨自走出小院，抬頭看滿天星子，幻想那也是一格格電影畫面。我想，要是我能走進鏡頭該有多好──但我還不知什麼是導演、什麼是劇本。只曉得光影之間，有個世界，比眼前的更真更廣。
鄰居阿公當過「野台戲」演員，他常說那時候戲院少，一到廟口、空地，就鋪一塊白布，搭骨架，大家揪著來看《西遊記》《劍俠行》什麼的。聲音全靠唸白，還有人現場敲鑼打鼓。我看著他雙手一擺一擺，也跟著回憶：「黑白銀幕和野台戲，是我童年最初的電影。」這些故事在我的記憶裡，不時閃回，像燈箱光一樣微亮，但又穩穩照耀。
那年冬天，戲院放映了一部新聞短片，講台北某處洪水淹大街。銀幕裡的水勢洶湧，還出現雨傘、滑落的木板、孩子穿著稻草雨鞋的畫面。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真實中的災難」，文字新聞說不了這份震撼。人們在戲院裡屏息，我臉頰忽然濕了，不知道是害怕還是好奇。父親拍拍我背，耳邊傳來那低沉的音樂，好像整座城市都在顫抖。
從那一天起，我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鄉下的夜晚靜悄悄的，只有一兩聲蟬叫。而戲院裡，人聲、投影機聲、掌聲、音樂，都湊成一首「影像的交響曲」。我知道，人生不只是田埂與土牆，還有那些走進你心裡的光影。
趁著放映間歇，父親買了根香腸，灑著洋芥末。我坐在座位上，手裡拿著就能聽到放映機「兀——」轉動聲。那聲音，好像時間的齒輪，告訴我「時代正在走」。我想，以後長大，我也要做些事情，讓別人驚歎——像戲院讓我驚歎一樣。
戲後，走在青石板路上，街邊攤聽歌仔戲唱片，路人聊電影畫面。我才知道電影不只是「看」那麼簡單，它可以聚人、可以煽動、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心。那晚，我抱著我的第一本《西遊記》連環畫，就像抱著整個夢想。
夜深了，小院的狗吠聲從遠處飄來，我躺在稻草床上，腦袋還在想：「如果有彩色，如果有聲音，如果我可以講話，那電影，該多美啊……」
二、有聲的青春
風起在一九五八年的春末，電影城的招牌第一次亮起「有聲片」。在這之前，台灣的電影市場持續播放默片或加音樂配音的短片；但自從美國《Jazz Singer》（1927）掀起全球「Talking Pictures」風潮後，技術已於數十年間逐漸成熟。現在，有聲電影真正進入城中，整座城市似乎都在顫抖。
那天下午，我穿著新買的卡其褲，胸前插著鋼筆，手裡攥著學校半價票，一張票如同握住全世界。同學們興奮不已，且說：「有聲片有歌舞、對話，還有音效！」我跟隨人流走進電影城，黑白銀幕亮起，巴黎橋頭的男女主角開口：「Je t’aime。」那句法語柔潤滑入耳膜，比煙花還燦爛。
隔壁阿姨抹淚，戲裡汽車呼嘯，鼓點、弦音一陣陣湧來，座椅彷彿跟著震。戲裡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 talkies are here!」激起全場雷鳴掌聲，我心裡也砰然一響。「有聲」不只是聽見，它讓我感覺到生命中的每一寸空氣都跟著振動。
回家路上，我連聲音都開始放大。田間的蟋蟀像合唱，水溝裡的水聲像電影特效，我告訴母親：「我要聽遍世界所有聲音──火車、電話鈴、風鈴、浪濤⋯⋯」母親摸著我的頭，只是溫柔地笑，卻似乎也回到她的年輕時代。
學校下一週組織放映會，播放的是《Jazz Singer》部分片段，那首爵士歌和歌手的聲音讓整個放映室靜默。我閉著眼，聽見自己心臟的回聲。老師說：「電影不只是圖畫，它是聲音的影像。」那時候，我第一次懂得聲音是什麼。
夏天我和學長學姐一起拆收音機，捲線、接觸片、做天線，哪怕只能聽到模糊音樂，也讓我如獲至寶。那小小盒子裡灌著廣播歌謠、新聞聲、戲曲、嘻笑聲，彷彿家中開了一間私人的「放聲電影」。
高中時，家裡突然有了黑膠唱機，父親說是拿回來的中古貨。當唱針、轉盤摩挲著《外婆的澎湖灣》，我閉眼想像浪花拍岸，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聲音可以不用光，也能進入人心。
父親後來買了一套家庭放映及音響設備，把老照片與錄影帶投到牆上──婚禮、兄弟姐妹的哭笑聲、老屋下雨滴答聲、白蟻咬木頭的細微聲音，都能在客廳裡迴盪。我看見牆壁上的影像與聲音成為一種記憶，那一夜，我在父母的膝上聽見自己哭泣的聲音，才知道：電影與錄音，是能保存時間的容器。
1950–60年代初，台灣本地台語電影開始冒頭，1956年首部35 mm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上映成功，引爆台語片熱潮。那些片裡的對話、歌仔戲台詞與背景音，更貼近我們的日常，「聲音」已不只是國際電影的驚喜，而是鄉土情感的共鳴。
我在教書時，常用老錄音幫學生聽歷史。抗戰時的廣播、早年台北街頭人聲、洪水災情報導……學生們或驚或泣，《有聲電影》不再只是娛樂，而是歷史的載體，也可能激起他們想探究的好奇心。
如今我步入中年，生活雖繁忙，卻輕易想起那年春末，第一次聽見銀幕開口的感動。每當有人問我：「老師，你最難忘的聲音是什麼？」我會說：
「是巴黎橋頭的那句‘Je t’aime’；是夏天夜裡收音機的雜音；是家裡老照片裡的陪笑和滴水聲——那些聲音，都是青春。」
三、彩色的幻境
那是1965年的紅日午後，街角海報開始出現粗體大字：「彩色電影」──仿如黎明一樣衝擊我的視界。我已是二十出頭的青年，眼睛不再滿懷稚氣，心卻隨著天空幕布上鮮豔的色彩跳動。
話說Hollywood 的 Technicolor 技術，早在1932年推出三色工藝，全彩效果首次出現在迪士尼的短片《Flowers and Trees》，而首部全彩真人電影《Becky Sharp》則於1935年面世。但它的革命在台灣真正發酵，卻是在1960年代，“健康寫實片”、“武俠片”、“愛情文藝片”等類型片大量使用彩色膠卷，使影迷的心也染上了五彩斑斕。
暑假我在城中唯一的 Cineplex 播放一部武俠彩片，英雄舉劍瞬間劍光以鮮紅刺破黑幕，金色長衫宛如陽光流淌。當女主角轉身回眸時，她橙色髮絲隨風飄揚——那畫面，比我記憶中的每一道夕陽，更耀眼。我驚呼：「我從來不知道，世界可以這樣亮！」
回到家，我將院子裡的包種茶葉鋪在被單上曬乾，陽光透過葉片的綠網，在牆上投下一片翡翠；那刻，我明白：彩色不是只有電影裡才有，它就在生活裡，就在我眼底。隔天我帶著彩色原子筆，將筆記寫成彩虹分色：紅是熱血，綠是樸實，藍是夢想，黃是希望，再也無法忍受只黑白兩色的世界。
本地電影也進入彩色時代。台語片《牡丹亭》(1960年代)以濃烈的色彩撫慰人心，家鄉縣城的戲院也開始入彩色膠片——那種濕潤的妝容、傳統服飾上的刺繡、老街小巷的紅磚牆，全都活了起來。我回想：自己少年裡窄巷光線昏暗，電影裡卻充滿黃橙紅綠藍紫，好似突然多了無限可能。
四、電影與社會變革
那是1970年代的初夏，我踏進一座深具歷史感的老戲院，期待迎接下一場電影。窗邊老舊的貼紙標著「法國新浪潮」與「好萊塢新浪潮」——那些打破傳統敘事、反叛規則的片名，像宣言一般耀眼。
美國「新好萊塢」（New Hollywood）在1967到1976年間掀起變革。導演如 Scorsese、Coppola、Spielberg 和 Lucas 帶來了《畢業生》、《兩個比利·克里》與《易乘之狼》等作品，以私密又大膽的敘事對抗舊派制式，有時聊性、有時聊暴力，有時完全顛覆。這些電影拍得真實、不再聖化，像一面鏡子，直接照見世代疏離、政治陰影、越戰餘悸、女性自覺……更像是一股淺淺的叛逆洪流。
在戲院裡，我第一次看《教父之後》的黑白邊緣色調，與暴力與家族信仰的糾結。我看主角被困在道德與命運之間，像我所處的年歲一樣：要溫和守規，也想打破界限；想成家立業，也想活出自己的聲音。那股情感，直擊我的胸口。
同時間，台灣電影界也在轉型。1970年代，政府主導的國共同大片散發著「建國敘事」、「反共救國」等意識形態，形式嚴謹、場面巨大。但我看到年輕導演忐忑踏進電影課堂，開始拿起攝影機，想拍真實生活：市場、勞工、校園、軍中，那些日常冷熱。
進入1982年，「台灣新電影」（Taiwan New Cinema 或稱新浪潮）期望以寫實敘事揭露社會紋理，作品多取材自普通人的悲歡聚散，例如《沙洲人》《兒子的大玩偶》《搭錯車》，用流暢鏡頭去記錄我們這一代的生活。到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拿下金獅獎，深度描繪228事件與白色恐怖陰影，影響深遠。
那年我已是中年教師。女兒剛上大學，她問我能不能陪她去看《兩個比利·克里》。我問：「你能承受暴力與人性的灰暗嗎？」她淡然：「你懂的，他們不拍那種東西。」我才知道，我的青春與她的青春，是不同波長的頻率。
放映那晚，電影裡的暴力、不安、性、政治，像顫抖。女兒緊握我的手。我卻想起自己年輕時的反叛，也想起那份不明就理的焦慮：身為父親，我該鼓勵去認真看、去批判，還是該保護她不被世界傷害？
片中談水門事件、談反戰、談性革命與女性地位崛起，這些都在我們家晚餐的話題裡浮現。我參加社區電影講座，大家興奮討論台灣的「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等，影展也開始辦起。電影不再只是娛樂，而是社會對話的空間。
我常在課堂上放映片段：女兒問《悲情城市》為何那麼長。我說：「那不是故意拖沓，而是要讓你體會日常的重量——悲劇無需誇張，平靜本身就是暴力的前奏。」學生靜靜注視，那份沉默，就是他們開始思考的開始。
我開始帶家人一起回頭看看：我們家老照片、鄉下小祭典錄影、《教父》家庭晚餐場景，我們在家中簡易放映機前，討論家族與社會的相似與差距。孩子們有時質疑：「為什麼電影都那麼黑暗？」我說：「因為當社會失衡時，電影會把黑暗照進光裡。」
如今我已步入半百，目光仍被「真實」所吸引。我在社區文化中心策展《台灣新浪潮與世界新浪潮對話》系列放映，老人家們聚在一起，討論性別、民主、記憶。有人說：「電影比歷史教科書真實多了。」我笑：「那是因為我們活過。」
五、錄影帶與家庭影院
1976年，JVC在日本推出全球第一台VHS錄影機 HR‑3300，1977年開始外銷全球；1980年代進入台灣，開啟一場「影像進入家中」的革命 。從此，電影不只在戲院，躲在家裡沙發上，也能看得見、錄得下。
八○年代，家家戶戶在大賣場或街角轉角看到 rental store，小小錄影店裡牆上貼滿海報：武俠、大愛、卡通、恐怖、動作……那一捲捲 VHS 錄影帶成為每周全家觀影的中心。我和妻子常牽著孩子走進那司空見慣卻又充滿驚喜的小店。孩子們會期待「今晚看什麼片？」他們跑到架上，抓起一捲《變形金剛》《撒哈拉的奇跡》，我和太太則挑張台語歌舞或是經典愛情片。那是屬於家庭的儀式。
我在客廳塞進一台二手VCR和 CRT 彩色電視，上方放著錄影帶。播放時，機器「咔嚓」一聲，插帶、拉帶，一切都像一場儀式。影像跳動、畫面漸亮，家庭影院就此啟動。妻子會準備爆米花、紅茶；孩子們會圍坐，沙發變懶人床。那不是單純電影，而是全家人的記憶拼貼。
VCR 最大的魔力，就是可以「錄下來」。全家能「time‑shift」——提前或延後看節目，不必熬夜追廣播劇、偶像劇、或週末大戲。我錄下鄉土劇《望子成龍》，錄下春節特別節目，也錄下我自己的講話參與電視節目。錄影帶上的時間標籤，成了我們家的「親子故事書」。
每盒錄影帶背後，藏著一段回憶：那次全家一起破盤買下 3 捲《旗艦號來台灣》，那次八點檔淚崩，甚至收錄孩子的校慶歌唱比賽。我記得妻子問：「能不能重播給孫子看？」我說：「當然，那是我們家的私密紀錄。」
當Betamax與VHS爭霸時，全世界關心非誰畫質好，而是誰錄得久、誰便宜。VHS取得勝利，1980年代末，在租帶店裡你很難見到 Beta 格式帶。社區裡的話題也常圍繞「你錄影帶要換成 VHS 嗎？」「快把錄音線接上，別漏掉節目！」人們從默認影像控進化成科技玩家。
台語、華語、港產片變成家中主力。1989年的侯孝賢《悲情城市》在家用VHS販售後，也讓更多人從家庭影院理解複雜歷史。而香港武打、周星馳喜劇片，也透過租帶店成為家常娛樂。我看到電影從全家共享，到鄰居間借帶、討論劇情，變成一種社區互動。
有次兒子拿回朋友租來的恐怖片《午夜凶鈴》，他眼睛瞪得大，我和妻子面面相覷。我說：「看以前的卡通好了。」他問：「為什麼以前？現在不是很好看嗎？」我想起我們那年代看《少年包青天》、《西遊記》全家看完一起討論角色、劇情分好壞。那晚，我解釋：「當時，看個故事，就像全家一起入戲，爭吵、爆笑，都是情感的連結。」
九○初DVD尚未普及前，VHS 已是主流。但進入2000年代，DVD蓋過 VHS，串流服務又接踵而來。錄影帶逐漸退場，我們開始整理櫃子，把 VHS 捐到學校、圖書館、甚至做成收納盒。雖然物理機器退場，但裡面的記憶——那一次次插帶、填滿錄影帶皮面筆記的儀式感——永不褪色。
六、數位時代的衝擊
進入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數位光碟接續VHS佔領台灣家庭。
VCD（Video CD） 早於1993年推出，1990年代雖不完美，但在亞洲市場（台灣除外日韓）迅速普及，讓我們有機會以「光碟」等級觀看電影。這種影像媒介取代捲帶成為新風潮 。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 則於1996年在日本首度亮相，1997年進入美國，2000年後價格親民，2003年DVD出租率首度超越VHS，2006年主流影片退出VHS市場 。
2001年，我家終於添購一台DVD播放機。機背滿是連接線，畫質相比VHS鮮明，我第一次發現電影裡的啤酒泡泡、膚色層次、遠處光影都細膩起來。
周末一家人圍坐電視前，我們從《生日快樂到天亮》開始，光碟選單響亮。孩子撥到字幕調整，妻子感嘆：「現在看電影像看書一樣精準。」我笑說：「時間任你跳！」那時候的「選單」象徵掌控：重播、快轉、切幕、語言選擇，猶如坐進了一座小劇院。
光碟製造極資本台灣，瑞昱（RITEK）公司從1990年開始進製CD，1997年製成台灣首張DVD-R
2004年還出現本地專為更高清格式設計的FVD（Forward Versatile Disc），是DVD與藍光之間的過渡方案，由工研院主導，雖最終未成主流，卻彰顯台灣技術能量 。
我深刻記得第一次將光碟放入DVD機的「嗶—嗶—煙」聲，小孩驚訝「好像啟動太空船」。畫面轉場，字幕逐行揭示，我才知道電影可以這樣慢慢進來。那晚我們看《悲情城市》DVD版，畫質清晰，臉部皺紋、灰塵都看得真實，全家靜默了好久。
為了保護光碟，我們打造專屬收納盒，上面寫著片名、年代、家庭觀影成員、當年感想…儼然成為家的小型電影圖書館。
2000年代末，我們家開始使用ADSL上網（台北市覆蓋率高達83%），網速雖慢，但已能看片段、下載劇照 。首次看到YouTube短片，是孫子在電腦前狂笑《大雄的恐龍》同人惡搞片段；老婆說：「這不是買DVD看的《哆啦A夢》…好像更有意思！」
台灣也誕生catchplay、iVideo等線上DVD出租平台，消失實體租片店，改透過便利商店取片、歸還，網路與實體完美串連 。一切變得更便捷，儘管偶爾網路卡卡讓人懊惱。
DVD、VCD、FVD讓電影內容更精彩，畫面更細緻，也更容易保存。然而，逐漸失去的是那種「儀式感」——插入光碟、等待讀取、吹碟、刷光碟，都是珍貴的過程。網路串流雖快速，卻少了放映前的心情醞釀。
孩子們現在不插碟，一開App就看片，回想我們當年得坐在地上按鍵、翻選單，全家等待，那叫一段家族儀式。
有次我和女兒一起看DVD，她追到一半按「快轉」。我大叫：「不准快轉，慢慢看！」她愣了一下，笑說：「爸，你這麼念舊嗎？」我嘆了口氣：「你按快轉，故事就跑掉了。像我們看戲院裡聽到樂聲，不停看到全；你這樣你就只看到片段。」
七、老年與回憶電影
我已經快七十五歲，一間整理整齊的小書房裡，堆放著從黑白默片到網路串流的各式錄影媒介：VHS、VCD、DVD、老照片、婚禮錄影帶，以及一台不用的錄影機和投影機。
那天，我決定重新整理這些光影記憶：慢慢打開古老盒子，拂掉灰塵，像探寶一般，找出一卷1970年拍的家族婚禮錄影，那是我父母在鄉下的山邊莊園，新娘披婚紗、賓客笑聲、祝禱進行曲錄得清晰而珍貴……那一刻，記憶一股腦湧回，不只是畫面，而是聲音、是光線、是自己的手術刀般的時間。
我想：若我能為這些珍貴影像建一個小型「家庭電影博物館」，再把它分享給孩子和孫子，也許能讓他們真的瞭解我們走過的時代。於是，我買了小型數位掃描機，把錄影帶轉成數位檔，一段段剪輯，還配上旁白：「這是你阿公阿嬤的婚禮……這是你爸爸第一次拿到畢業證書」……館藏越來越豐富，光影成了跨越時代的語言。
我整理出四個主題單元：
童年與默片時代：放映我第一次看默片的戲院，家裡魔幻燈箱的剪影；
青春與有聲彩色階段：父母喜宴、暑假旅行、村落曬稻影像；
中年與家庭影院時光：VHS、VCD、DVD全家觀影；
網路串流與遠距感動：和海外弟弟同步看的電影、全家 Zoom 看片團。
每個單元都有影像、有旁白、有照片，也有當時留在桌墊上的爆米花罐、借來的老唱片。
我在社區文化中心辦了兩場「家庭電影共賞會」。長者和晚輩一起來看：
片段從我小時候的默片片段開始，大家笑著猜說話；
接著聽到我年輕時的歌謠錄音，把許多人拉回童年；
然後是我們家的夏夜農村影像，青蛙聲、水稻翻飛，好像所有人都聞到那稻草香；
最後是孫子們曾經一起看 VCD、DVD 的片段，大家邊看邊講笑話。
彷彿一場親人舉辦的時間旅行，影片結束後，阿婆們打開泡茶機，聊到「我兒子小學時這片子也看過」、「我那時候也是插 VHS 看的」……那一桌的茶香、笑聲與老故事，比任何電影都來得生動。
我看著眼前這些影像與人群想：電影不只在銀幕，更在生活中被活成了回憶。我說：
「電影存在的，不只是畫面或劇情，而是裡面涵蓋的生活。你的工作型態、時代步調、家人關係……都印在螢幕上，等我們有一天再回來看它，一切都是真。」
語畢，現場一片靜默，我看到有人紅了眼眶。因為一次觀影，就讓數十年時間交疊──那感動，就像默片開口，像彩色片上色，像錄影帶啟動，都一樣珍貴、溫柔。
晚餐後，我小孫拿著平板，問我：「阿公，這些影片可以存在雲端嗎？我想看啊！」我笑說：「當然可以。」她眼裡發亮。我告訴她，我會把整理好的數位檔傳上線，讓下一代也能隨時片段跳回我們的世界。
她追問：「阿公，那你還會再錄新的嗎？」我點頭：「當然，你出社會、結婚、孩子出生……我還是會拍，這就是我的電影地圖。」
家人互看了彼此一眼，笑中有淚。
每晚入睡前，我還會翻看那些剪輯檔，重溫畫面與聲音。手術成功、孩子教育過程、親友葬禮、農村收成……這些截點構成我的生命縮影。我知道自己無法再打開一捲 VHS，也聽不到錄音帶的「咔嗒」聲，但透過光點紀錄，它們會一直存在。這對我來說，比任何片段更像是活著的證明。
我常想，如果哪一天黑幕落下，至少這些電影還在，還能被播放、被共享，被愛。
八、銀幕之外，依舊亮光
晚年躲不過視力退化、身體走路不便，但心境卻更渴望共鳴。於是，我開始參加社區的「長者電影夜」與地方文化中心的「團體觀賞場」。
根據研究，這種長者電影放映會能提升社交互動、減輕孤寂感，並帶動心情回升與回憶流動 。我看到原本沉默的長輩在觀影後開口聊天，分享自己看當年默片時的期待，或是談起當年台語片令人感動的一幕，大家邊笑邊淚眼相顧，影像成為時間與人心的橋梁。
每月一次的「懷舊經典」放映會，我們輪流選片──《外婆的澎湖灣》、《牡丹亭》、《悲情城市》。透過銀幕，我們重聽熟悉的歌聲、重看那年代潮濕的街道，觸動記憶深處的風景。
研究也指出，懷舊影片能刺激認知功能、舒緩焦慮、促進友誼成形 。看到老朋友們露出會心笑容，說：「這段我家的門口也長這樣」，我知道電影依然有力量。
社區內不時安排「跨世代電影節」，邀請孫子、兒女來同看。《Nǎi Nai & Wài Pó》（《奶奶與阿婆》）是一部2023年紀錄片，描述兩位台灣外婆在美國的日常生活，充滿幽默與溫情。我帶著孫子一同進場，他被外婆們的活力逗笑，我則因影裡的感動而紅了眼眶。我們在場後分享心得，他說：「原來銀幕上的奶奶，也是你們這一代人，過著那樣的日子？」
這一刻，我感到電影真正做到了代溝的溝通：青少年理解了我們的過去，我理解了他們的世界，我們在故事裡相遇、彼此靠近。
有時候電影會特地為失智或行動不便的長輩舉辦，保留低音量、不放預告、燈稍微留亮，還安排志工陪伴 。這些場次更講究配套與安全，讓每位老人都能輕鬆參與，而不是留在家裡孤單。我也帶著熟識的鄰居去，他眼神專注，跟著音樂哼唱，結束時頻頻點頭，眼中露出再久沒見的笑容。
放映完，大家會圍成一圈。有時是笑聲，有時沉默。透過影像，我們緩緩梳理生命中的失與得。根據研究，這種電影院治療式放映能促進情感釋放、重新審視人生，甚至改善記憶障礙症狀 。
我記得自己在某次斷片的戲院裡觀看《流水年華》，突然想起自己的第一場默片，也想起和妻子一起看VHS的歲月。影像帶出了多年未言的情感片段，讓我在銀幕黑幕裡與自己對話。
有時，我還會攜孫子去參加長者電影活動，看到我也被介紹成「資深觀眾」，場下有人熱烈鼓掌。我看見孫子眼中驕傲，也知道我的故事，從家庭走進社區，又回到家庭裡。
電影不再只是商品或娛樂；對我們而言，它是陪伴、是記憶的容器、是社交的載體、是治療與成長的論壇。它以不同方式穿越了默片、有聲、彩色、VCR、DVD、串流，最後回到人生的最後一段：一場場共賞、一份份回憶、一顆顆情感重建。
我對著微弱燈光，終於輕聲說：
「無論銀幕多黑，我們都能在裡面找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