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全球對於美國的「秀肌肉」有了更深認識:在拉美,美國圍繞巴拿馬運河的干涉介入始終不斷;在俄烏戰場,停火談判雖然進展有限,美國卻已成功迫使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在關稅領域,「解放日」衝擊波雖對各國影響不同、也一度回撤,卻還是促使不少國家展開對美談判,例如越南就通過各式讓步,將關稅從46%降到20%。往復之間,美國的霸權能量即便不如以往,卻也顯然沒有徹底消亡,美國影響力的邊界與操作,也依舊是各方關注的重點話題。
5月20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合作主辦「全球政治經濟大師講座」,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無政府狀態、層級秩序、國際關係的權力」(Anarchy, Hierarchy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為題,講述美國如何對全球施加影響力。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秩序》(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秩序的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國際政治經濟學會也設有「大衛·A·雷克獎」(David A. Lake Award),頒發給每年年會上的最佳論文,以表彰雷克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四篇,聚焦現場問答前半段。
提問一:「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在中東的運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我想知道「間接統治」是否也適用美國的北歐政策。我發現美國對於北歐國家(Nordic states)的政策似乎非常有限,包括對於瑞典和芬蘭,這是否也算美國在對北歐實踐「間接統治」?
雷克:謝謝提問,北歐算是一個特例(anomalous case),但這並沒有超出「間接統治」的理論範圍,關鍵在於:美國並不關心北歐國家。北歐並不具備「特定資產」(specific asset),美國與當地也並不存在重大利害關係(at stake),當然北歐國家或許涉及波羅的海出海口,但除此之外,當地幾乎沒有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資產。
這就與德國不同。如果冷戰時代蘇聯要入侵西歐,他們就必須通過德國中部,美國也因此在當地建造了龐大軍事設施(massive military complex)。而這個設施其實也就像人質,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如果德國要求美國撤離,美國的處境會非常艱難。但如果北歐國家也這麼要求美國,美國不會拒絕。美國在北歐有什麼?美國確實在挪威有一些雷達設施,這是冷戰初期的規劃,也就是在遙遠北方裝設雷達站,用以探測蘇聯的導彈和飛機。但整體來說,北歐並不存在不能複製的重要資產,無論是冰島或格陵蘭,或是與瑞典簽署協議而不是與挪威。
特定資產決定了主導國(dominant country)的國家利益強度,當美國在某個地區幾乎沒有特定資產,基本也就不會太在意當地情勢,例如當代非洲,其實就與美國沒什麼利害關係,除了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這種美國會關注的戰略水道外,美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投資,其實都很容易被修復與替換。換句話說,因為美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都沒有不可替代的特定資產,所以美國也相對不緊張非洲局勢。
我不會說北歐國家完全置身事外,但美國在這裡確實沒有面臨風險的特定資產,因此也不會投入大量資金來控制各國政策。如果社會民主黨在北歐掌權、確實這一勢力在北歐國家比在歐洲大陸更早上台,美國也會同意;甚至如果他們選擇離開北約,美國同樣不會反對。
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能夠呈現特定資產的重要性:如果從屬國(subordinate country)背叛所導致的成本越大,美國就越願意投入資源,來控制從屬國的行為。但就北歐國家而言,他們的背叛不會構成太多風險,因此美國做的也不多,北歐被允許比歐洲大陸國家更加獨立。
提問二:在您的論述內,美國的國家利益定義似乎沒有任何波動,也就是基本上,美國精英對於國家的全球政治地位達成了共識。但如果未來有更多行為者或非精英進入決策過程,這種共識也許會發生變化?例如精英們對北歐國家、甚至太平洋國家的看法?
雷克:是的,美國的國家利益顯然會隨著時間遞進、政府更迭發生變化,這點顯而易見。而為了有助分析,我的作法是概括(bracket)美國的各種作法,並以此尋找我認為持久的根本利益(enduring underlying interests),且這些利益在時間推移下也相對穩定。
因此是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存在波動,我希望盡可能掌握美國在各地區的利益本質。但我也要承認,美國複雜的國內政治制度不是我要探討的重點,例如什麼樣的選制會催生什麼樣的利益共識,在當前局勢下探討這個問題,已經遠不如5年或10年前適用。
這是我的局限,但同時考量從屬國與主導國的國內政治,也確實超出我的研究。
提問三:您剛才提到了盟友集團規模,並表示美國想要施加統治的盟友集團規模,首先會影響最終結果,其次會影響公眾對於美國「間接統治」的看法。就美國來說,您指出西歐政權是大型盟友集團,中東政權則是小型盟友集團,接著您在演講的最後提到,您認為在未來、或許20年後,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也或許會比過去更明顯地進行「間接統治」。
所以我的問題是,您所謂大集團和小集團之間的分界線是什麼?這可能有點像光譜,但實際上,究竟是什麼區分了能夠吸引公眾支持、又能與民主兼容的大集團,以及更常見的專制小集團?兩者的分界線是什麼模樣?
雷克:沒有明顯的分界線。
你指出的這一點很好。這其實是一種評估,所謂大小盟友集團,其實來自社會中有多少人同意這個群體的政策偏好。例如,一個集團能否靠著執行接近自己政策偏好的政綱,來贏得選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就是一個小集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選舉又必須贏得多數,那麼我會認為這個集團很大。
但我承認這確實模糊(fuzzy),更多是概念上的區別,而不是關於操作(operationalization)本身。不過在這個概念下,我們可以開始觀察不同國家,研究政權本身傾向和採用的政策,並且嘗試評估這些政策的社會支持程度。
例如沙特王室。平均來說,沙特人非常富有,但該國的收入其實高度集中在王室家族成員手中。而如果王室參加民主選舉,表示自己將拿走國家的90%收入、謝謝大家,這樣他們還有機會勝選嗎?不。
無獨有偶,埃及軍政府也是如此。埃及軍方控制了國家大約40%的就業和製造業,從銀行到電影院、紡織製造業,一切種種,整個國家的40%的經濟產值歸軍方所有,也為個別軍官創造了巨大財富。如果軍方把這點寫進政綱,表示要拿走國家的40%經濟產值,他們還能在民主選舉中勝出嗎?不。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但你完全正確地指出,大小盟友集團之間存在一種連續性,只是彼此究竟處於哪個位置,實際上非常模糊。
以戰後歐洲的第一次民意調查為例,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多少選民會投票給極左、有多少人會投票給社會民主黨、有多少人會投票給基督教民主黨,所以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勢均力敵的選舉結構。其他還有一些早期選舉,例如1947年的法國,共產黨贏得了20%的選票,社會民主黨贏得了另外25%的選票,所以我們知道當時的民意分布概況,在左右雙方實際上非常接近的情況下,我們確實掌握一些數字。
但沙特沒有選舉。所以我也無法確定,如果沙特人可以自由投票,最後的政策發展會是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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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