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區農圃開始
在倫敦南部的 Peckham，有一塊不起眼的空地。幾年前還是被雜草掩沒的荒地，如今長滿了番茄、香草與南瓜。每逢週末，社區居民便會帶著鋤頭和孩子，在小小的農圃裡耕種、除草、收成。有人是退休教師，有人是剛搬來的移民家庭。這裡的農園不僅是種菜的地方，更是一種公共生活的延伸——人們在這裡討論環保、分享食譜，也重新學習「土地」的意義。
若說一餐飯讓我們看見糧食不公義的現象，那麼，社區農圃則讓我們看見人們如何以行動回應不公。
有人會問：「為甚麼要自己種？」畢竟超市的蔬菜又便宜又方便。對於這些居民而言，自己種菜不只是節省成本，更是對當前糧食體系的一種回應，一種希望在不公義的供應鏈中，重新掌握食物主導權的嘗試。
社區層面的糧食不公義
糧食不公義，往往在社區層面最明顯地顯現出來。在倫敦或曼徹斯特的部分區域，特別是移民比例高的社區，新鮮食材的供應往往不足。超市裡能找到的，多是標準化的歐式蔬果，卻難以購買到亞洲、非洲或加勒比地區的傳統食材。對移民而言，這不只是飲食選擇的限制，更是一種飲食文化被迫改變，甚至被邊緣化的經驗。
因此，許多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裔家庭，都會選擇在後院或社區農圃裡自行種植香菜、秋葵、苦瓜等食材。這些植物的香氣與味道，承載的不只是飲食記憶，更是一種「文化延續的權利」。
無論是因社會邊緣化而被迫自立的社群，還是因政治封鎖而被迫自救的城市，人們都在尋找讓糧食回歸社區的方式。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古巴，因美國封鎖導致糧食進口中斷，城市居民開始在閒置土地上種植蔬菜，形成城市農業網絡（organopónicos）。這種由社區主導的城市農耕，後來成為古巴糧食系統的重要支柱，也成為社區自主、減少依賴全球供應鏈的例子。
無論是英國的移民家庭，還是古巴鬧市中的居民，社區農耕的背後，都在回應同一個問題：當主流糧食體系無法照顧所有人，社區能否重新奪回對食物的決定權？
誰有土地，誰決定？
這個問題並不僅是關於食物，而是關於土地的所有與使用。在現代都市裡，土地價格往往由地產市場主導；至於它能否耕種、能種出甚麼食物，卻少有人會思考。社區農圃面臨的不只是維護經費，更是「土地何去何從」的問題。許多社區農圃其實租用臨時空地，一旦地產發展計畫啟動，就會被迫遷離。
在香港，新界原有大片農地在過去幾十年間逐步被收購、改作停車場、倉儲或各種基建發展用途。2006 年的菜園村事件尤為人熟知。居民多年耕種的土地被政府收回，以發展造價高達千億的高鐵避車處，這引發社會對「本地農業存續」的廣泛討論。菜園村的抗爭，不只是「保留農地」這麼簡單，更是對城市發展模式的質問：城市發展比可以種植食物的土地真的更重要嗎？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糧食供應鏈的另一端。當跨國食品企業和大型超市壟斷了採購與分銷權，小農與地方生產者的議價能力大大被削弱。農民能種甚麼、賣給誰、以甚麼價格賣出，往往由市場與企業決定。於是，「誰有土地」與「誰能作主」之間，成了一場結構性的權力較勁，而可悲的是，農產品的生產者往往都是輸家。
社區力量的重要
社區農耕看似小規模，卻蘊藏著一種關係重構甚至革命的力量。在 Peckham 的農圃裡，居民不僅共同種菜，也共同決策；在古巴的城市農場裡，人們以合作社形式管理土地；而在香港，一些市民在屋邨園圃、學校花園、甚至工廈天台空地上重新種植。這些實驗的共同點，都是把「食物」重新拉回社區的手中。
糧食公義不只是關乎溫飽，更關乎權力與聲音。誰擁有土地、誰能決定食物生產與分配，實際上決定了誰能在社會中被聽見。當社區能夠參與糧食生產，它不僅確保食物供應的多元與韌性，更在重建一種互相依存、彼此信賴的「共生」文化。
或許我們要思考的是，一塊小農圃，未必能改變整個糧食體系。但社區農圃的概念，帶領人們重新理解：食物不只是從貨架上取下的商品，更是關於土地、關於連繫、關於生活方式的答案。當人重新親手種植、照顧、分享食物時，也重新學會了感恩與連結。
糧食公義，或許正是從這樣一小塊泥土開始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