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歷史回聲中的2026年加拉加斯時刻
2026年1月，當美國特種部隊的直升機劃破加拉加斯的夜空，發動代號為「絕對決心」（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軍事行動時，世界見證的不僅僅是一次針對拉丁美洲強人的外科手術式打擊，更是一個超級大國政治體制與外交哲學發生地質變動的關鍵節點。此次行動導致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被捕並被引渡至紐約受審，同時伴隨著美國對委內瑞拉石油資源的實質性接管宣示 1。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的第二任期內，被廣泛視為美國從冷戰後的「自由霸權」向一種更為古典、具備行政吸納特徵的「帝國治理」模式轉型的標誌。
本研究報告旨在透過嚴謹的歷史比較分析，將2026年的委內瑞拉事件置於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向羅馬帝國（Roman Empire）過渡的宏觀歷史維度中進行審視。這並非簡單的歷史類比，而是基於政治制度、權力結構與資源汲取模式的深度對照。羅馬的轉型特徵——包括軍事統帥權力對憲政邊界的突破、元老院作為決策中樞的邊緣化、行省資源的私有化與貨幣化，以及對外擴張從防禦性向掠奪性的轉變——在當代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處置中找到了驚人的現代回響。本報告將論證，透過「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的實踐與對石油資源的行政化控制，華盛頓正在經歷一場類似於羅馬從「共和國」走向「普林斯普制」（Principate）的結構性變遷。
第二章 權力的利刃：「絕對決心」行動的解剖與羅馬式突襲
2.1 現代「凱旋式」的前奏：軍事行動的精確重構
「絕對決心」行動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戰爭，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旨在規避傳統宣戰程序的「斬首」行動，其執行細節展現了現代軍事科技與帝國意志的結合。根據詳細的情報重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早在2025年8月便已在委內瑞拉境內部署了祕密地面小組，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深度滲透 3。這些情報資產不僅繪製了馬杜羅核心圈子的權力圖譜，更對其生活模式（pattern-of-life）進行了極致的監控，精確到了其飲食習慣與每日的移動路徑，甚至建立了其安全屋的1:1複製品供特種部隊演練，這種情報準備的深度與羅馬將領在征服前夕對蠻族部落的滲透如出一轍。
行動於2026年1月3日當地時間凌晨02:01正式發起，利用惡劣天氣作為天然掩護，美軍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團（160th SOAR，即「夜行者」）的直升機低空穿越委內瑞拉防空網，搭載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成員直插加拉加斯的核心目標 4。為了癱瘓對方的指揮控制系統，美軍實施了大規模的電子戰與網絡攻擊，導致加拉加斯大面積停電，這種「致盲」戰術確保了行動的突然性 3。與此同時，包括RQ-170「哨兵」無人機和MV Ocean Trader特種作戰支援船在內的先進偵察平台，在加勒比海提供了全天候的情報支援與指揮中繼 4。
在不到三小時的行動窗口內，馬杜羅及其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Cilia Flores）被成功捕獲，並迅速轉移至在離岸待命的USS Iwo Jima號兩棲攻擊艦上，隨後被送往紐約面臨聯邦毒品恐怖主義的指控 1。這次行動在戰術上堪稱完美，但在戰略性質上，它復活了羅馬軍事統帥將敵國領袖作為戰利品帶回首都的傳統。正如凱撒（Julius Caesar）在阿萊西亞戰役後將高盧領袖維欽托利（Vercingetorix）帶回羅馬囚禁並最終處決，或如龐培（Pompey）將東方諸王作為凱旋式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將外國元首強行帶入美國司法管轄區的行為，不僅是法律上的起訴，更是帝國權力跨越國界、凌駕於主權之上的公開展示儀式 6。
2.2 法律邊界的消融：從「正義戰爭」到「毒品反恐」
羅馬共和國在擴張初期極為強調戰爭形式上的合法性，即「正義戰爭」（Bellum Iustum），要求戰爭必須是為了防禦盟友或回應挑釁。然而，隨著共和國向帝國過渡，這一法律概念逐漸被「帝國安全」和「先發制人」所取代。凱撒發動高盧戰爭的理由最初是保護盟友愛杜依人（Aedui），但隨後迅速演變為未經元老院授權的長達八年的征服戰爭 8。
在委內瑞拉案例中，美國政府構建了一套複合的法律敘事來正當化其行動，這套敘事同樣模糊了戰爭與執法的界限。首先，行政當局將行動定性為「執法行動」（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而非軍事入侵，依據是2020年美國司法部對馬杜羅的「毒品恐怖主義」起訴書 2。這種定性旨在規避《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關於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他國主權的規定，同時也試圖繞過美國憲法賦予國會的宣戰權。其次，政府引用憲法第二條（Article II）賦予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固有權力，聲稱是為了保護美國免受毒品販運這一「非傳統威脅」的侵害，甚至將芬太尼定性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從而激活了反恐戰爭的法律框架 10。
這種將對手「罪犯化」的策略與羅馬共和國晚期對付海盜和「公敵」（Hostis）的手法具有結構性的相似。西元前67年，龐培通過《加比尼亞法》（Lex Gabinia）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無限統治權」（Imperium Infinitum），以掃除地中海海盜為名，實質上掌握了整個地中海沿岸的軍事控制權 13。同樣，川普政府通過將委內瑞拉政權定義為犯罪集團，實際上賦予了自身在西半球行使「警察權」的無限授權，這種權力不再受制於傳統的主權邊界。
第三章 經濟帝國主義的復活：石油、糧食與「皇室財庫」
3.1 委內瑞拉石油：現代帝國的「埃及糧食」
在羅馬帝國的地緣經濟版圖中，埃及佔據著獨一無二的地位。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元老院行省（Provincia），而是奧古斯都的「私產」（Res Privata）。皇帝通過騎士階層官員（Praefectus Aegypti）直接控制埃及的糧食出口（Cura Annonae），這筆巨大的資源不經過元老院控制的國庫（Aerarium），而是直接流入皇帝控制的皇室財庫（Fiscus） 14。掌握了埃及的糧食，就掌握了羅馬城的穩定和對軍隊的支付能力，這是皇權鞏固的經濟基石。
2026年，美國對委內瑞拉石油資源的處置方式展現了與羅馬對埃及糧食控制驚人的同構性。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約3030億桶），這在能源轉型與地緣博弈的雙重背景下，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17。川普政府在行動後迅速宣布，美國將「無限期」控制委內瑞拉的石油銷售，並計劃首批將3000萬至5000萬桶石油運往美國，其銷售所得將存入美國政府控制的特定帳戶 20。美國能源部長克里斯·萊特（Chris Wright）明確表示：「我們將負責營銷來自委內瑞拉的原油……不僅是庫存，還包括未來的生產。」 20。
這種安排實際上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轉變為一個類似於羅馬 Fiscus 的帝國附屬機構。通過能源部和財政部的直接介入，美國行政當局繞過了委內瑞拉的主權機構，也繞過了國際市場的常規機制，建立了一條從馬拉開波湖直通美國墨西哥灣煉油廠的資源輸送管道。這筆巨大的石油收益，如同羅馬皇帝手中的埃及糧賦，成為行政部門可以靈活調用的戰略資產，進一步增強了總統相對於國會的財政獨立性。
3.2 現代騎士階層：能源巨頭與「包稅人」制度
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包稅人（Publicani）是由騎士階層（Equites）組成的私人承包商，他們通過競標獲得行省稅收的徵收權，利用國家權力進行掠奪性經營，並將利潤輸送回羅馬，深刻影響了羅馬的政治生態 22。在委內瑞拉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現代版的「包稅人」體系的復甦。
川普總統在行動後立即在白宮召集了包括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龍（Chevron）、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在內的美國石油巨頭高管，承諾為其重返委內瑞拉提供「絕對的安全保障」（total safety, total security）和政策支持，並預計這些公司將投資高達1000億美元來重建基礎設施 24。這些公司被邀請進入委內瑞拉，本質上是獲得了帝國頒發的「特許經營權」。它們在美軍的保護傘下運作，其商業利益與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高度綁定。
這種「國家-企業複合體」的運作模式與羅馬的包稅人制度高度相似：國家提供強制力保障（軍事佔領或制裁威脅），私人企業負責具體的資源汲取與管理，並從中獲取巨額利潤。雪佛龍作為唯一在制裁期間仍保持有限運作的美國公司，其角色類似於羅馬在過渡時期保留的關鍵承包商，而現在這一體系將全面擴大 19。這種安排不僅服務於經濟目的，更是一種政治控制手段，確保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忠誠」的企業手中，而非流入中國或俄羅斯之手。
3.3 經濟制裁的戰略演變：從圍城到接管
在直接軍事介入之前，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了長達數年的「極限施壓」制裁，這在功能上類似於古代戰爭中的圍城戰（Siege Warfare）。通過切斷PDVSA的資金鏈和市場准入，美國成功削弱了馬杜羅政權的經濟基礎 28。然而，2026年的轉變在於，美國從單純的「阻斷者」變成了「管理者」。
這種轉變反映了帝國治理技術的進化。羅馬在共和國早期傾向於通過戰利品和貢賦進行一次性掠奪，但到了帝國時期，則轉向建立穩定的稅收體系（如奧古斯都的普查和稅制改革），以實現可持續的資源汲取 23。美國宣布建立受控帳戶來管理委內瑞拉石油收入，聲稱這將「造福委內瑞拉人民」 20，這正是從掠奪性帝國向管理性帝國過渡的典型話語——用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外衣包裹資源控制的實質。
第四章 「唐羅主義」與帝國邊疆的再定義
4.1 從門羅到「唐羅」：排他性支配權的確立
1823年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初衷是防禦性的，旨在將歐洲殖民勢力拒之門外，保護西半球的獨立。然而，隨著1904年「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的提出，美國賦予了自己作為區域「警察」的權力。2026年，川普總統提出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則進一步將這一概念激進化 1。
「唐羅主義」不再僅僅是排除外部干涉，而是宣稱美國對西半球擁有絕對的、排他性的支配權。川普在新聞發布會上直言：「這是我們的半球……我們需要保護它，我們需要它為我們所用。」 33。這與羅馬將地中海視為 Mare Nostrum（我們的海）的過程驚人相似。羅馬最初也是為了防禦迦太基和馬其頓的威脅而介入海外，但最終這種防禦演變成了對周邊地區的直接吞併和行政管理。
4.2 驅逐域外勢力：針對中俄的戰略拒止
在「唐羅主義」的戰略視角下，委內瑞拉被視為大國競爭的前沿陣地。行動前，中國在委內瑞拉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包括數百億美元的貸款和石油換貸協議，且大部分委內瑞拉原油流向中國 34。俄羅斯則在該國擁有軍事資產和能源權益。美國的軍事行動直接切斷了這些供應鏈，並使中國的債權面臨巨大的違約風險 36。
這與羅馬在東方對抗帕提亞帝國（Parthia）和本都王國（Pontus）的策略如出一轍。龐培在西元前60年代的「東方安排」（Settlement of the East）中，通過建立一系列親羅馬的附庸國（如卡帕多西亞、亞美尼亞），成功將帕提亞的影響力推回幼發拉底河以東 38。美國通過控制委內瑞拉，實際上是在加勒比海地區建立了一個戰略堡壘，明確劃定了勢力範圍：在西半球，經濟聯繫（中國模式）無法替代軍事安全保障（美國模式）。任何試圖挑戰這一秩序的外部勢力，都將面臨帝國力量的直接反擊。
第五章 治理模式的演變：附庸、行省與雙重政府
5.1 現代「希律王」：德爾西·羅德里格斯的角色
行動後，美國並未直接指派美國總督統治委內瑞拉，而是認可了原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為臨時總統，前提是她必須完全配合美國的石油政策和反毒要求 1。這種安排經常被誤讀為對當地主權的妥協，但從羅馬歷史視角看，這是經典的「附庸王國」（Client Kingdom）治理術。
羅馬在邊疆地區經常扶持順從的本地統治者，稱為「盟友國王」（Rex Sociusque et Amicus），著名的例子包括猶太的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和茅利塔尼亞的朱巴二世 42。這些國王享有處理內政的權力，但在外交、軍事和資源供給上必須絕對服從羅馬。他們的存在降低了羅馬的直接統治成本，並作為帝國與混亂地區的緩衝。
羅德里格斯政權正是現代版的「附庸王國」。她的合法性不再來源於委內瑞拉的憲法或選民（事實上她是馬杜羅體系的一部分），而是來源於華盛頓的認可和軍事支撐。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明確表示，美國將根據其表現來決定支持力度，並保留隨時介入的權利 40。這種「有條件的主權」是帝國邊疆治理的典型特徵。
5.2 「雙重政府」結構：能源部的影子內閣
川普聲稱美國將「運營」（run）委內瑞拉，直到實現過渡 1。這意味著在羅德里格斯的文官政府背後，存在一個由美國官員、能源部技術顧問和情報人員組成的「影子內閣」。這與羅馬帝國在行省的雙重管理體系相似：行省總督負責軍事和司法，而在重要行省（如埃及），皇帝會派遣直屬的檢察官（Procurator）專門負責財務和資源管理，後者往往擁有獨立於總督之外的權力，直接對皇帝負責 45。
美國能源部直接管理委內瑞拉石油銷售的安排，實際上就是在建立這樣一個平行的帝國官僚體系。這個體系負責最核心的戰略資源汲取，而將教育、衛生、治安等高成本、低收益的社會管理職能留給本地政府。這種結構既保證了帝國利益的最大化，又規避了直接殖民統治的道德包袱和財政負擔，是一種高度精明的現代帝國治理術。
第六章 憲政危機：國會的失語與「帝王總統」的崛起
6.1 戰爭權力的事實性轉移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將宣戰權賦予國會，然而在「絕對決心」行動中，這一權力被行政部門徹底架空。川普政府在行動前未尋求國會授權，甚至未通知國會「八人幫」（Gang of Eight），僅在行動開始後才進行簡報 3。參議院雖然試圖通過由蘭德·保羅（Rand Paul）等人發起的《戰爭權力決議案》來限制總統，但在黨派政治和否決權的現實面前，這些努力顯得蒼白無力 48。
這種局面與羅馬共和國晚期元老院（Senate）權力的衰落如出一轍。在西元前一世紀，羅馬的軍事指揮官（如馬略、蘇拉、凱撒）開始頻繁繞過元老院，直接訴諸公民大會或利用軍隊的忠誠來發動戰爭。凱撒在高盧的戰爭長達八年，期間多次無視元老院的反對和召回命令，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甚至曾提議將凱撒移交給日耳曼人以贖其罪，但這些法律與道德的呼籲無法阻止手握重兵的統帥 8。
6.2 行政權力的貨幣化與獨立性
正如羅馬皇帝通過 Fiscus 獲得了獨立於元老院之外的財政基礎，美國行政部門通過控制委內瑞拉石油帳戶，也獲得了一筆潛在的、不受國會傳統撥款程序（Appropriations）嚴格限制的資金 20。如果這筆資金被用於行政部門的特定項目（如邊境安全或祕密行動），將進一步削弱國會通過「錢袋子」（Power of the Purse）制衡總統的能力。這種財政資源的行政化，是共和國向帝國轉型過程中權力失衡的關鍵催化劑。
6.3 國內政治的極化與派系化
在羅馬晚期，政治不再是關於公共利益的辯論，而是演變為以凱撒和龐培為首的武裝派系之間的零和博弈。法律（Law）淪為法律戰（Lawfare）的工具。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美國國內的反應同樣呈現出極端的黨派分裂。共和黨主流支持川普的強硬行動，視其為恢復美國威望的必要之舉；民主黨則指責其違憲和非法；而像蘭德·保羅這樣的憲法原教旨主義者雖然發出了警告，但在帝國的洪流中顯得孤立無援 49。當對外戰爭成為國內政治鬥爭的延伸，共和國的共識基礎便已瓦解。
第七章 結論：跨越千年的歷史警示
7.1 結構性趨同的總結
通過對2026年委內瑞拉事件與羅馬共和國晚期歷史的深度比較，本報告確認了美國政治體制正在經歷顯著的「帝國化」特徵：
- 軍事權力的至高無上：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已事實上超越了憲法對宣戰權的限制，類似於羅馬軍事統帥（Imperator）權力的常態化。
- 資源汲取的制度化：通過行政手段控制他國戰略資源（石油）並建立獨立資金池，與羅馬皇帝建立 Fiscus 控制行省資源（糧食）在邏輯上高度一致。
- 邊疆治理的附庸化：利用本地代理人（羅德里格斯）進行間接統治，保留形式主權而剝奪實質獨立，是羅馬與現代美國處理邊疆問題的共同策略。
- 法律規範的工具化：國際法和國內法被隨意解釋以服務於權力意志，正義戰爭的概念被「國家安全」和「反恐」所取代。
7.2 塔西佗的預言：和平還是荒漠？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借不列顛領袖卡爾加庫斯（Calgacus）之口，對羅馬帝國主義做出了最為深刻的批判：「他們燒殺搶掠，將其美名為帝國；他們製造了一片荒漠，並稱之為和平。」（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52。
2026年的美國面臨著同樣的歷史拷問。雖然「絕對決心」行動在短期內可能穩定了能源供應，驅逐了地緣對手，並展現了強大的軍事肌肉，但這種建立在強制力、資源掠奪和無視法治基礎上的「和平」，往往是脆弱且昂貴的。如果美國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行，將外交政策完全軍事化，將國際關係簡化為資源控制，那麼它不僅將面臨外部世界的反抗，更將在內部徹底侵蝕共和國賴以生存的民主與法治根基。加拉加斯的槍聲，或許正是美利堅共和國黃昏的喪鐘，亦或是美利堅帝國正午的號角——這取決於美國人民及其代表在未來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