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女的逆襲》是導演李宜珊的首部劇情長片，由林怡婷領銜主演，並集結蔡振南、游安順、王彩樺、李千娜等演員擔綱演出。作品先前曾於金馬創投會議中獲得百萬首獎肯定，也在第62屆金馬獎入圍多項重要獎項，並拿下「最佳動作設計獎」，讓這部片在正式上映前，便已累積不少關注與討論。
《恨女的逆襲》並未循著熟悉的勵志或翻身敘事前進，而是將鏡頭對準一名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女性，從她的生活環境、家庭關係與身體經驗出發，描繪一段難以被簡化為成功或失敗的成長過程；拳擊在片中不是通往勝負的工具，更像是一種與現實對峙的方式。
林怡婷感謝「家玲」留下禮物 《恨女的逆襲》讓她懂得與孤單共處
談到電影即將上映的心情，林怡婷坦言：「緊張又期待，很希望大家來看電影。」不過，相較於對表演本身的焦慮，林怡婷更在意的，其實是觀眾如何帶著期待走進戲院；當話題轉向是否會感到擔心時，她把注意力放在片名可能帶來的觀看預設上。
林怡婷表示：「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子陸續跑宣傳，大家好像會對片名有一個既定印象，怕大家是帶著對這個片名的既定印象，去看這部電影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林怡婷補充表示：「《恨女的逆襲》如果是第一次聽的人，可能會覺得是那種動作片，但片名這個『恨』，其實是這個角色恨自己沒辦法改變家庭，也沒辦法改變許多事；然後『逆襲』聽起來好像很盛大，但其實比較像是我們學會跟自己和解，所以會希望先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這樣的說法，也與電影實際呈現的方向相互呼應，《恨女的逆襲》所描繪的，並不是一條指向勝負或翻身的明確路線，而是在現實反覆碰撞之中，慢慢學會與自己共處的過程；所謂的「逆襲」，並不來自某一拳的勝負結果，而是發生在那些無法立刻改變、卻仍必須面對的日常裡。
在談到片名所可能帶來的觀看預設之外，林怡婷的回應，其實始終回到角色本身所承受的情緒重量；《恨女的逆襲》裡的「家玲」，並不是在某個關鍵時刻才被迫成長，而是很早就必須在生活裡撐住的人；也因此，話題進一步回到角色本身，當視線落在「家玲」身上，她真正害怕失去的究竟是什麼，也成了無法迴避的問題。
林怡婷說：「我覺得她最害怕的就是失去這個家。最開始會覺得爸媽可以離婚，但後來『家玲』跟爸爸媽媽說，沒關係，你們就算不離婚也沒關係。」在她的理解裡，這樣的轉變並不是角色突然變得成熟，而是「家玲」逐漸意識到，對她而言，比起關係是否合理，這個家能不能繼續存在，才是最無法承受的失去。林怡婷補充表示：「對『家玲』來說，好像不離婚這件事情，就是這個家其實還存在著，我覺得那是她最害怕失去的東西。」
進一步回頭看角色真正意識到這份渴望的時間點，林怡婷認為，那是在母親短暫離家的那段期間，林怡婷表示：「應該是媽媽走的那一段時間，因為媽媽有一段時間消失在這個家裡，我覺得那段時間『家玲』就有意識到，其實她好像還是希望這個家不要真的消失。」
也正是在母親離開、又回來的過程中，「家玲」第一次清楚感受到「失去」不再只是可能，而是隨時會發生的現實。林怡婷補充表示：「所以當她媽真的回來了，『家玲』才真的覺得想要留住一些什麼，她不希望媽媽就這麼走了，所以她就很笨拙地講出那一些話，那已經是這個孩子唯一、也是已經盡力可以做的事情了。」
這場戲不只是角色的重要轉折，對林怡婷而言，同樣是一段情緒消耗極大的拍攝經驗。她回憶當時的狀態時坦言，拍攝本身就充滿不確定性。
林怡婷補充說道：「其實在拍那段的時候，真的超難過，而且那場戲很難拍，我們都不知道怎麼一鏡到底，但我們就是直接來。」她也提到，真正站在現場，透過窗戶看見母親與弟弟對話的那一刻，情緒幾乎沒有預警地湧上來，林怡婷說：「當我看到我媽跟我弟講那些話的時候，就突然一個情緒整個上來，心快碎掉了，『家玲』其實知道自己留不住媽媽，但是她還是希望這些話可以讓媽媽知道，這個家還是可以完整的。」也因此，那場戲並沒有被刻意推向情緒高點，而是在失去已成定局的狀態下，讓表演自然地走到終點。林怡婷補充表示：「那時候表演就很自然地走了下去。」
在逐漸釐清「家玲」對家的恐懼與依附之後，表演本身也回到另一個更私密的層次：那份長時間無人接住的孤獨感，究竟該如何被放進角色裡？
談起拍攝過程中如何靠近這樣的狀態，林怡婷坦言，自己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能正面面對，林怡婷表示，前期有一段時間，她其實是在逃避這件事情，不是不理解「家玲」的孤單，而是難以接受，一個人可以孤單到那樣的程度，她形容，那更像是一種本能的閃躲，但這樣的狀態很快被導演李宜珊察覺。
在那段時間裡，導演對她說的一句話，成了她反覆提醒自己的座標，林怡婷表示：「宜珊導演跟我說，孤單不是一件壞事，要去享受這份孤單，不要讓明年的你看到成品會後悔。」這句話後來被她寫下來，成了那段時間每天都會看見的一句提醒。
與此同時，她也從身邊的經驗中，慢慢確認這樣的孤獨並非虛構；林怡婷提到，一位在教會認識的朋友是社工師，長期接觸家暴或父母離異的孩子，讓她更確定，世界的某些角落，確實存在著無法被好好照亮的成長經驗，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她不再試圖推開那份孤單，而是選擇承認它的存在，並讓自己慢慢走進那樣的狀態。
也因此，當話題回到角色與她自身的距離，林怡婷毫不猶豫地指出，最大的差異正是那份孤獨感，林怡婷說：「超級！」她笑著形容，自己原本其實很難想像那樣的生活狀態，但拍完之後，反而覺得這段經驗成了「家玲」留給她的一份禮物。
林怡婷補充說道：「我後來拍完之後，覺得這是『家玲』給我的禮物，是讓我可以去接受孤單，我現在有時候自己跟自己相處的時候，變得蠻自在的，但以前就會覺得，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對她而言，這份改變並不是突然發生，而是在角色的陪伴之下，一點一滴慢慢形成；那份曾經被她抗拒的孤獨，最後反而成了她重新理解自己的入口。
與導演開發三種表演模式 林怡婷依賴角色勇敢過生活
角色的建立，並不只發生在演員身上，也是在與導演一次次反覆來回的過程中逐漸完成；那些沒有寫進劇本的生活經驗，以及拍攝現場即時出現的反應，往往成了表演得以成立的重要線索。
當回頭看《恨女的逆襲》的拍攝過程，林怡婷也坦言，自己在片場其實相當依賴導演李宜珊，林怡婷說：「我們會分享彼此的生活經歷，還有教練的一些故事，去把『家玲』這個角色建構起來。」
除了反覆交換各自的經驗，兩人也在拍攝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一套只有彼此才懂的溝通方式；林怡婷提到，她和導演私下替角色設定了三種狀態，分別稱作「愛心模式」、「亮亮模式」與「螢火蟲模式」，作為拍攝時快速對焦表演方向的暗號。
談到「愛心模式」，林怡婷的描述，多半來自片場裡那些不在劇本裡的瞬間，林怡婷解釋：「愛心模式是對黃冠智。」她形容，在電影裡，這個角色和「家玲」原先的想像不太一樣，黃冠智飾演的桌球教練，他的投入與認真，讓「家玲」很自然地產生一種被觸動的狀態。
同樣的「愛心模式」，也被林怡婷用來形容片中「家玲」某個瞬間的視線轉向；林怡婷提到，有一段是「家玲」送便當到工地，發現帶隊的其實是女領隊；那個當下讓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那是一種不被性別定義的狀態，過往常被想像為男性角色的位置，卻由女性自然地站在其中，也讓「家玲」在那一刻，對世界產生新的觀看方式。
至於「亮亮模式」，則更貼近「家玲」對某些事物產生興趣、想要靠近的狀態，像是在第二次比賽落敗後，聽見泰爸說出「輸贏都這樣」的那一刻，又或是看見其他角色站上公辦賽場時，那份對拳擊本身產生的純粹感受，都成了她在表演時「亮起來」的線索。這些狀態未必被能說得清，卻在拍攝現場，成了她與導演之間可以迅速理解彼此的關鍵。
而「螢火蟲模式」，則回到最直覺、也最接近童年的感受，林怡婷解釋：「螢火蟲模式是我看到螢火蟲的那一瞬間。」她回憶，當下導演給她的指示很單純，就是回到最純粹、最童年的狀態，不去解釋，也不去分析，只留下感覺本身。
關於這三種模式的誕生，並不是事前刻意設計的表演方法，而是在一次聊天中自然浮現的共識；林怡婷提到，那次對話只是聊著聊著，突然覺得或許可以替角色設定幾個狀態，好讓彼此在拍攝時更快對焦。
她回憶道：「我們是有一次突然聊到，然後就覺得，好像可以設定這三個模式。」後來，這些看似隨意取的詞彙，反而成了她與導演在片場最直接的溝通方式，不需要再多加說明，只要一句「亮亮模式」，她就能理解導演希望表演往哪個方向靠近，對林怡婷而言，那是一種在來回磨合中慢慢形成的默契，也讓她在拍攝現場能夠更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回角色本身。
當片場裡的溝通方式逐漸成形，角色也在一次次拍攝中被穩定下來，但那樣的狀態，並不會在殺青那一刻立刻結束；對林怡婷而言，「家玲」所留下的情緒重量，反而是在拍完之後，才慢慢浮現。
談到拍攝結束後的狀態，林怡婷坦言，真正影響她的，並不是拍戲當下，而是隨之而來的失落感，她形容，那是一段很難立刻抽身的時間，林怡婷表示，對她來說，拍完之後的失落其實很重。近一年的時間，她幾乎都與「家玲」一起生活，加上那段時間正好畢業，人生突然變成需要自己安排的狀態，反而讓她感到不安。她形容，如果還在學生階段，很多事情都有既定節奏，但一旦畢業，所有選擇都得自己承擔，那種空白感來得很快。
她提到，那段時間，她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依賴著「家玲」的勇敢在過生活，那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因為勇敢與孤單同時存在，她形容自己有時候只是躺在床上，就會莫名其妙地哭，卻說不上來原因，只隱約覺得，也許是角色還沒有完全離開。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意識到不對勁，林怡婷說，那一刻她清楚知道，自己必須回到原本的生活；於是，她選擇用一個很直接、也很私人的方式，與角色道別：她寫了一封信給「家玲」，告訴她，自己需要回到現實，謝謝她這段時間的陪伴，然後正式說再見。
而相較於拍完之後的延續感，林怡婷也提到，其實在拍攝過程中，她反而沒有陷得那麼深。她形容自己會刻意用音樂，替情緒劃出界線；她表示，在拍攝期間，上戲前會聽屬於「家玲」的音樂，下戲後則換成自己的歌，讓情緒能夠切換回來；她直言，如果整個月都陷在角色裡，她會覺得自己無法負荷，所以她需要保留一點屬於自己的快樂。
不過，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場戲，讓她一度分不清楚，當下湧現的究竟是角色的情緒，還是她自己的。
她回憶起那場與母親對戲的重頭戲。那場戲前後嘗試了四次，她自己其實在第一次時就覺得狀態最好，後來幾次反而離理想越來越遠；當時間已經有些延誤，她仍然向導演提出，希望能再試最後一次。
那一次，導演給了她一個很大的空間，讓她把自己想說的話也放進表演裡。
林怡婷形容，當戲走到最後，她的腦海突然浮現的，不再只是「家玲」的處境，而是她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片段；她曾經以為長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卻在十六歲之後，開始不斷失去身邊的人，像是教會裡的長輩相繼過世、身邊的大人因為工作變得不快樂，她也逐漸發現，自己在面對許多事情時，已經沒有那麼快樂了；那些畫面在腦中一口氣湧現，家人、朋友，一個一個出現。她突然想到，如果是他們遇到同樣的處境，她會希望他們怎麼做？
也因此，「家玲」對母親說出的那句「我希望你能快樂」，在那一刻，其實同時也是她想對身邊的人說的話；那場戲的最後一句，並不只是角色的情緒，而是她自己真實的心聲。
林怡婷太過自責崩潰大哭 拳擊教會她：退縮，就會輸！
在《恨女的逆襲》的準備過程中，拳擊訓練不只是為了讓動作成立，而是一段長時間、高密度的身體消耗。
林怡婷回憶，有次在訓練後情緒潰堤，並不是單一事件造成，而是多重壓力同時累積的結果；她提到，當時團課開始後，大家的身體狀況陸續出問題，常常湊不齊人一起訓練，有一天教練的態度也變得格外嚴肅，訓練強度突然被拉高，直接進入比較激烈的對練。
林怡婷回憶著說道：「那天突然開始很嚴重的對練，大家就卯足全力互K，但我們都有做好保護措施。」偏偏那天，她的身體其實並不在可以承受這樣強度的狀態，因為自己剛結束肺炎不久，所以身體狀況還沒完全復原：「我在拳擊的時候，其實吸不到空氣，所以一直處於被打的狀態。」那種跟不上節奏的挫折感，也在那一刻被不斷放大。
真正壓垮情緒的，是訓練結束後教練的一句話，林怡婷回憶，對方質疑她這樣的狀態，要怎麼去詮釋這個角色，那一瞬間，她的心態趨於崩潰；走出訓練場後，情緒再也撐不住，她形容，當下最強烈的感受不是被責備，而是自責：「為什麼我這麼爛？大家投入了這麼多心力在我身上，為什麼我做不到？」
她坦言，那份崩潰來自於害怕讓整個團隊失望：「我怕我讓大家失望，而且我知道快開拍了，所以覺得自己真的太糟糕了，一直崩潰大哭。」那天，除了身邊的伙伴，有一位被大家稱作「光頭教練」、同時也是泰拳拳館老闆的教練，在旁邊不斷安慰她，告訴她：「沒關係、下次一定會更好。」
當收拾完情緒後，她還是回到訓練裡繼續面對，但林怡婷也說，那次經驗讓她真的把神經繃緊，也開始意識到，面對拳擊這件事，不能一直逃避，更不能害怕會傷到對方：「因為只要退縮了，就會輸。」
也因此，當話題回到拍攝之前的狀態，林怡婷坦言，在接下《恨女的逆襲》之前，自己其實並沒有養成固定的運動習慣，林怡婷表示，當初試鏡時，連最基本的跳繩都跳得不順，讓她一度感到相當懊惱。那份挫折感，反而成了她開始訓練的起點。
林怡婷表示，後來回家後，她開始練習跳繩，把身體一點一點拉回到可以跟上的狀態；即便拍攝結束後，她也沒有完全停下來；林怡婷提到，現在仍然會在家裡練習揮拳、打空拳，有時候「手癢」，也會去找身為健身教練的朋友對練一下，讓身體記住那份節奏。
在專訪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段被包裝成成長神話的經驗，而是林怡婷如何在拍攝與準備的過程中，一次次靠近角色，也一次次被角色逼回自己身上；那些關於孤獨、依賴、身體承受與自我懷疑的時刻，沒有隨著殺青而被切斷，而是被她帶著，慢慢走回生活裡。
也因此，「家玲」並未只存在於銀幕之上，而是成為一段被理解、被放回心裡的經驗：不必被說得多勇敢，也無須被證明有多成功，只是靜靜地提醒她，曾經如何在那些撐不住的時刻，還是選擇站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