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以1977年「中壢事件」為時代背景，由湯昇榮、鄭乃方共同執導，《那張照片裡的我們》透過一段跨越國族的青春愛情，回望動盪年代下的情感選擇與歷史陰影；電影由李沐、振永、宋柏緯主演，故事圍繞一名照相館攝影師與來自韓國的跆拳道教練之間的相遇，在個人情感的推移中，映照出台灣社會轉型期的變化與不安。
作為近年少見同時結合時代劇、愛情敘事，並以客語作為主要語言之一的商業電影，《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在題材與語言層面上，都具有明確的時代與市場定位。
對導演之一的湯昇榮而言，《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是一個重要的創作節點，因為過去他多以製作人、監製身分參與台灣影視作品，曾投入《茶金》、《火神的眼淚》等多部戲劇製作，長時間站在作品結構與製作層面，協助故事被完整推進；此次首度執導電影長片，從幕後走向創作第一線，也讓他得以直接面對影像如何承載歷史、角色如何進入時代敘事的課題。
把1970年代拍成『生活』 湯昇榮：有許多來自我的生命經驗
電影處理時代氛圍的方法很務實，不靠口號式的復古，而是建構起一個個生活場景，把觀眾慢慢帶進去；而那些細節之所以成立，往往不只是考據的成果，而是創作者是否真正熟悉那樣的生活質地。
聊到創作過程，導演之一的湯昇榮很快就把話題拉回自身經驗，他表示，電影裡許多場景與設定，並非憑空想像，而是他把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拆成碎片，再一塊塊放回故事裡：「現在這個故事有很多的細節，我都找到非常多我生命的經驗擺進去，比如說我家隔壁以前就是照相館，所以我很了解以前傳統拍照的過程。」童年時常往暗房鑽、看著拍照與沖洗的記憶，也成為電影裡照相館空間與節奏的重要基底。
而電影中「不同族群融合」的情感基底，同樣來自他的成長背景。湯昇榮提到，自己住的地方靠近苗栗的一處軍營，各種背景的人長期共處在同一個生活圈裡：「那邊有客家、有外省的，我喜歡那種大家從小在一起、很純粹的感覺。」這種「世交式」的親密關係，也被他放進片中人物的連結之中，不是單純靠事件堆出來，而是從生活就一起長大，很多事情不用解釋也懂；就連音樂與鄰里聲音的記憶，也成了情感的一部分：「我會到隔壁聽西洋歌曲、放西洋老歌，在那邊跳舞。」這些來自生活的碎片，讓人物關係在畫面裡自然成立，也為整部電影多添了一層貼近現實的質地。
在確立了生活感與人物關係的基底之後，故事也慢慢往更明確的時代事件靠近，對湯昇榮來說，如何讓歷史進入敘事、卻不讓電影變得過於嚴肅，是創作初期反覆思考的問題。
他坦言，當一開始決定要觸及中壢事件時，其實心裡有過遲疑：「當初我覺得要做中壢事件的時候，會怕太嚴肅，所以我就在想，有沒有什麼元素，可以讓這個故事跟世界產生一些關聯。」他繼續補充說道：「」循著這個方向，團隊開始回頭查找相關資料，從研究與論文中拼湊出當時台灣與周邊國家的交流樣貌：「我們去找了一些談韓國人在台灣狀況的論文，發現那個年代，如果有一千五百個留學生，其中就有一千個是從韓國來台灣的。」
這樣的比例，讓他意識到，1970年代的台灣，在區域位置上其實並不封閉，甚至在某些層面，還被視為相對「往前」的地方：「那時候其實有不少韓國人覺得，台灣比韓國還要稍微前進一些些，」他說，這些社會背景，並非只是資料上的發現，而是被實際納入故事之中，成為人物關係與情感流動的一部分。
也因此，《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並不是直接從事件切入，而是先讓角色站穩、讓世界打開，再讓歷史慢慢浮現；在個人情感與跨國交流的交會之中，時代的重量才逐步顯影。
從影像缺席到人物成形 湯昇榮讓角色走進年代裡
電影的風格已經確立，角色自然成了故事繼續往前的起點，對湯昇榮而言，事件本身還是需要透過故事裡的人物，往前推進；因此，在進一步談中壢事件之前，他選擇先回到角色本身，重新梳理這段故事中三位關鍵人物的原型與位置，無論是由李沐飾演的「范賢英」、振永飾演的「金浩熙」，或是宋柏緯飾演的「李弘國」，他們的存在，都不是為了對應某個事件，而是先作為生活在那個年代裡的人，被放進故事之中。
在三個角色中，湯昇榮先是聊到由振永飾演的「金浩熙」；這個角色的原型，來自一位真實存在於歷史中的人物：譚道良。
湯昇榮提到，當初在思考跨國角色時，團隊回頭研究了那個年代曾來到台灣發展的韓國華僑，其中譚道良的經歷，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參照：「他以前是韓國大統領的護衛，後來到台灣開道館、拍電影，也會到香港拍一些武打片。」湯昇榮表示，在 1970 年代的台灣國片市場中，譚道良主演、參與過大量武打電影，其中也包括台灣第一部 3D 電影《千刀萬里追》。
湯昇榮繼續補充說道：「所以我們就取用他的背景來寫這個故事。」於是，「浩熙」這個角色，既不是單純的虛構外來者，也不是歷史人物的複製，而是從真實生命軌跡中拆解、轉化而來。
而宋柏緯飾演的「李弘國」，這個角色則更直接對應到中壢事件留下的一道真實傷痕；湯昇榮坦言，在事件發生當時，確實有一位中央大學的學生在衝突中喪生，「後來他的家屬比較不願意再出面談這件事情，因為這個傷，在他們心裡非常久。」他說。
也正因為這樣的現實處境，讓他們決定把這樣的角色放進故事裡，「弘國」並不是被設定為象徵或口號，而是一個承載傷痛、卻無法被完整說出口的存在；那份缺席與沉默，本身就是事件留下的後果。
至於由李沐飾演的「范賢英」，則來自創作過程中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影像的缺席。
湯昇榮回憶，在查找中壢事件相關資料時，他們發現留下來的影像與照片極少。「中壢事件其實沒有留下很多相片，事情發生的時候，所有媒體幾乎都把這件事情壓下來，只有一點點零星的小消息。」即便實際上發生過焚燒警察局這樣規模極大的事件，當時的新聞卻幾乎沒有完整報導：「一直到十天以後，才有《聯合報》出現一個比較詳細的描述，但也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然而，中壢事件不論對客家族群，或對台灣社會本身，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只是這段歷史，卻在影像與紀錄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也正是在這樣的缺席之中，「賢英」這個角色逐漸成形；湯昇榮回憶，在查找資料時發現留下來的照片極少，「因為沒有留下很多相片，我就想，不然我們用照相館的女兒，來當這個故事的主軸。」影像的缺席，反而成了創作的起點，也讓「拍照」本身成為連結個人情感與歷史記憶的重要媒介。
於是，這三個角色不再只是為了拼湊事件而存在，而是讓來自不同背景、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得以在同一段歷史裡相遇；透過他們之間的情感流動，時代也不再只是被描述的對象，而是被真正感受到的存在。
談到這三個角色最終被放在同一個故事裡的原因，湯昇榮補充說，透過這部片，他們其實想回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關於改變如何發生：「其實台灣在很多時候，一直都在追求改變、追求進步，在這個過程裡，有很多小人物，也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到這個世界正在改變。」他說。
《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所關心的，正是這些不一定站在歷史中心的位置；透過不同背景的人物交會，讓那些細微、緩慢、甚至來不及被記錄下來的感受，有機會被看見。
角色如何被活出來 湯昇榮與李沐、振永、宋柏緯的相遇
當角色的原型與位置逐一確立之後，接下來要面對的，便是另一個更為具體、也更現實的問題：這些人，該由誰來演？
談起選角，湯昇榮回到角色本身的需求，先以男性角色為例，他在創作初期便已經設下明確條件：「第一個一定要會玩音樂。」在他看來，角色與音樂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表演上的裝飾，而是生活狀態的一部分；因此在找人時，他也提醒團隊，不是只要「會唱歌」的演員，而是能自然地和樂器相處、把音樂當成生活一部分的人。
也因為這樣，在試鏡過程中，宋柏緯最先被確認的，正是這個條件：「基本上他吉他就過關了。」湯昇榮說。除了技術層面，他也在意演員本身的性格是否貼近角色的狀態；在他看來，宋柏緯身上有一種不刻意的自在感，能自然地融入角色所需要的生活氣味。
聊到這裡，他也談到自己一個很在意、卻不一定會被放在檯面上討論的判準：演員是否願意閱讀：「我其實很喜歡演員懂得閱讀，或者願意閱讀這件事，他對人生的思考方式會不一樣。」他補充說道，在他看來，宋柏緯與李沐私下都很喜歡看書，這件事或許會影響演員理解角色、進入世界的方式，也讓角色在表演中多出一層內在層次。
而振永飾演的「金浩熙」，則是在反覆尋找與確認之後，才逐漸浮現的選擇，湯昇榮坦言，當時團隊其實看過非常多不同類型的演員，而他對這個角色始終有幾個明確條件：外型與氣質是否適合角色，以及，是否真的喜歡這個故事。
在正式見面之前，雙方先透過私下聯繫聊天：「他跟我說，他很喜歡這個題材，也被故事感動很多次，哭了好幾次。」湯昇榮回憶，正是那份情感上的投入，讓他決定進一步確認合作的可能；後來，他也親自飛到韓國，與振永面對面長時間交談。
那次見面，讓他更清楚感受到這名演員的狀態。「他其實跟我以往看到的很多韓國人不太一樣，」他形容，振永給人的感覺斯文、有耐心，卻同時很清楚自己的原則；他不會強勢主導現場，卻會在適當的時候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很喜歡這種看起來很親切、很無害，但其實內在很有個性，也會直接說出自己想法的人。」
至於李沐，則是在另一種合作關係中被放進角色，湯昇榮坦言，兩人合作已久，彼此非常熟悉，也正因為如此，他反而希望這次能讓她走到不一樣的位置。「如果只是來接到一個角色，我覺得其實挺無聊的。」他說，在這次準備過程中，他刻意替李沐安排了更多功課與挑戰：學習客語、洗相片、調整生活節奏，讓她不只是完成表演，而是在過程中重新打開自己。
「我其實很喜歡看演員的反面。」對湯昇榮而言，選角並不是找到一個「最像角色的人」，而是創造一個讓演員能重新被觀看的狀態；當演員在角色裡遇到新的挑戰，角色本身，也才有機會被打開得更深。
在這樣的選角邏輯之下，演員不只是被放進角色，而是被邀請一同參與角色的生成過程；而這些選擇，也為後續語言、表演與世界觀的建立，預先奠定了基礎。
從《茶金》到《那張照片》 湯昇榮延續的語言脈絡
在台灣的商業電影裡，全片大量使用客語，其實並不常見；當語言成為敘事的一部分，也難免會被放進市場與觀眾結構的現實裡討論；於是也問起湯昇榮，這次在決定以客語作為《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主要語言之一時，是否曾經考慮過票房或市場的問題。
對此，湯昇榮沒有迴避這樣的現實考量：「有吧。」他說得很坦白：「因為我是客家人，在我的工作歷程裡面，我一直都很努力，讓客家被看見。」他提到，這樣的意識其實並不是從這部電影才開始的。從過去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經驗，到後來參與不同影視製作，只要作品中有機會碰觸到客家文化，他都會選擇去做：「因為我的生命裡有很多客家人，可是當一旦面對主流媒體，或者所謂的大眾媒體的時候，客家人就很容易被放到邊緣。」
也正因為如此，他始終在思考，是否能用影像改變這樣的狀態，他說：「我其實很想改變這件事情。」這樣的想法，在幾年前參與《茶金》製作時，變得更加明確。「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我們就是要有自信，告訴別人，這就是我們的故事，而且我們可以把這個故事講好。」
在他看來，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刻意強調「客家」這個標籤：「其實不用一直去講客家這兩個字，就算這兩個字沒有出現也沒關係，因為我們呈現的是劇中角色的生命樣貌，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遇到問題時的解決方法，還有面對失敗時，怎麼去做一種自我的療癒。」那是一種把自己放在「主流敘事位置」的選擇，而不是等待被看見：「我們是很有自信地，把自己當成一個主流媒體來操作。」最終，《茶金》獲得的回響，也讓他更加確定這條路並非死胡同。
這樣的經驗，成為他後來面對語言選擇時的重要參照：「那次之後，我們更清楚一件事，如果你把題目處理好，而且是放在台灣，甚至放在世界的脈絡下去講客家的話，客家其實不會是一個阻礙。」這樣的思考，最後也被帶進《那張照片裡的我們》，語言不再只是身份標記，而是角色生活的一部分；當故事站得住腳，語言本身，反而成了讓觀眾靠近人物的入口。
湯昇榮表示，雖然也擔心客家的題材、語言會不會影響到票房或關注，但對他來說，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我覺得就是一定要嘗試看看，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台灣歷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是不是有可能用這個故事來喚醒大家。」對湯昇榮而言，語言並不是用來區隔觀眾的門檻，而是進入角色世界的方式；當故事本身站得住腳，語言反而成為讓人物被理解、被靠近的起點，也正因為如此，他選擇先把創作的位置站穩，而不是預先替市場劃下界線。
把故事留在那個年代 湯昇榮：歷史是看見當下的對應
而在語言與創作策略之外，《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其實也不斷回到另一個更貼近人物的問題：在那樣的時代裡，個人究竟要如何做出選擇。當角色被放進歷史的縫隙之中，「前進」本身，往往就意味著風險。
電影裡，「浩熙」曾說：「反抗是危險的、勇敢是有代價的。」這句話既像對時代的提醒，也像對角色自身的註解；於是，勇敢不再只是情緒或姿態，而是一種必須承擔後果的行動。
身為導演，湯昇榮又是如何看待電影裡的「勇敢」？以及，若將這樣的命題放回當下，他希望年輕觀眾如何理解「勇氣」這兩個字？對此，他並沒有從事件或歷史高度切入，而是先把視角拉回到「人」在行走過程中的狀態。
他說：「我覺得人在前往目的的路上，永遠都不會缺少困難跟阻礙，但我覺得勇敢是一個基本的態度。」在他的理解裡，勇敢並不是忽視代價的衝動，而是一種對風險有所認知後，仍然選擇前進的決定：「有代價，我知道；有阻礙，我知道，可是如果你不去做，永遠就只能停在原地。」也因此，勇敢在他口中，並不是一個可以被輕易浪漫化的詞彙：「至少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保有這種勇氣。」
這樣的理解，也被他放進「賢英」的行動之中。
湯昇榮表示，賢英的勇氣並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在環境與事件的推擠之下逐漸被激發出來的：「她的勇氣雖然是被激起來的，但她願意自己走出去，或是在最後面對那麼混亂的狀況下，她還是選擇走出去面對，想要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並不是因為她已經準備好，而是一種不再選擇停留的決定。
湯昇榮形容，那是一個「腦袋打開」的時刻：「我覺得就是人的那種腦袋打開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新的突破。」於是，勇敢不再只是被讚美的行為，而是一種願意承擔後果的嘗試。「勇敢有代價，但是你要不要去試試看？過去了，就是你的。」
湯昇榮繼續說道，現在的人在處理問題時，確實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反應狀態：「我覺得現在的人在面對問題、處理事情的方式上，確實不太一樣；有時候能扛住壓力，但當沒辦法承受的時候，情緒就會先上來。」但在他看來，這並不意味著脆弱或退縮，而是一個仍在變化中的過程：「我覺得人是會潛移默化的，如果你今天願意去了解你自己能夠做到的極限，其實跨過去就會不一樣。」
談到年輕人，他沒有急著給出評斷，而是保留理解與時間的空間：「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會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面對問題，不管是生活、工作、愛情，現在的小朋友確實不太一樣。」說到這，他也把視線拉回世代之間的距離：「但其實我們上一代，也是這樣子看我們的，可是我們還是這樣子走過來了。」那是一種不急著定義對錯的觀看方式，把世代差異放回時間裡看，也讓「成長」這件事，重新回到每個人各自經過的路上。
在反覆談及勇敢、選擇與世代差異之後，《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所留下的，其實並不是一個需要被立即回應的答案，而是一個仍然可以被反覆回望的世界，當故事走到這裡，視線也逐漸從角色身上移開，轉向那些站在銀幕之外的人。
談起這部電影最終希望留下的狀態，湯昇榮沒有刻意指向某一種明確的情緒，而是再次把重心放回那個被影像重建的年代，他說：「我希望觀眾可以回到這個電影裡面的世界去感受一下，去看看當時的人，是怎麼努力學習改變自己。」
在他的理解裡，歷史並不是被安放在遠方的背景，而是一個始終存在、可以反覆對照當下的座標。「因為歷史永遠都會在那邊，作為一個很好的對應，來看我們現在的世界。」也因此，電影並不急著給出結論，而是邀請觀眾多停留一會兒，重新靠近那個年代的生活節奏。
「期待大家可以繼續去看看那個年代、去感受那個時代，也去了解那個時代裡，小人物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