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暴蜂尼亞》從一場囚禁對峙開始：懷有陰謀論的蜂農泰迪與同夥唐綁架了商業菁英米雪兒，並將她困在一個地下室裡。在這壓迫的密閉空間裡，最初的對峙攻防起初很直接——泰迪逼她承認自己就是「仙女星人」且對地球有所圖謀、米雪兒則把泰迪定位成「精神異常者」，試圖拖延、談判，尋找任何可能的破口。然而，在不斷的壓力堆疊下，場面終於失控，唐在混亂中崩潰自殺身亡。
唐的死並非兇案卻太過突然，「責任」於是成了地下室裡的下一場角力：泰迪把夥伴的死推給米雪兒，米雪兒則反指泰迪才是把局勢推向失控的人。也正是在這責任推移之間，情節從「誰的話是真的」，推向「誰該為此負責」。地下室裡的爭執不再只是釐清事實，而是一場爭奪「誰能定義暴力」的語言攻防戰。
《暴蜂尼亞》劇照。 圖／迷誠品提供
泰迪質問米雪兒到底往唐的腦子裡「灌輸了什麼骯髒的東西」，指控她用「謊言和胡說八道毒害了他的心」；米雪兒則冷靜地將唐的死詮釋為壓力下的崩潰，並反過來以「童話」、「瘋子」拆毀泰迪的現實性。這段對話的殘酷不在於誰說謊，而在於兩人都在把死亡收編成自己的正當性——誰能定義唐如何死，誰就更接近正義。 而這場正當性之爭，核心不在於誰更有理，而是誰能搶佔受害者的位置，並把對手釘死在加害者的位置上。在這套語言爭奪戰裡，「弱勢」並不只是處境，而是一種可被動員的道德資本：看起來越像受害者，就越有資格宣告自己無辜，越能把對方推向邪惡的位置。
米雪兒在這裡不只是一個角色，她更像是一種被某種敘事保護的視角：她被拍成體面、理性、符合時代價值的菁英，同時又是手無縛雞之力、只能靠智慧與劫匪周旋的白人女性。這些條件疊在一起，使她成為主流敘事下最容易採信的受害者——她受的暴力更容易被憐憫，她說的話更容易被採信，她的反擊也更容易被理解為「不得不」。但更關鍵的是：被相信的從來不只是「受害」本身，而是某種可被文明辨識、可被秩序收編的受害者。因此，米雪兒這個角色幾乎不可能被設計成「硬漢青年、藍領階級」。換言之，米雪兒佔據的不是單純的受害者位置，而是一個「文明受害者」的預設席位。 這個席位並非由她的個人苦難所定義，而是由一套現成的敘事模具所鑄造：她的形象、身分、反應，都完美契合了文明社會對於「無辜者」與「合理暴力」的想像藍圖。
這也意味著，在故事尚未揭露任何真相之前，觀眾早已被引導去站在她的位置上——去理解她的恐懼、替她計算風險、為她的每一次反擊預先準備好理由。於是，她所佔據的與其說是一個受害者的位置，不如說是「文明」本身所預設的一個優勢位置。而文明本身，也正是在這種佔據中被顯現——它並非一種本質，而是一種等待被填充、並藉此獲得權威的位置。 誰佔據這個位置，誰就取得裁決權（包括不屬於「人類文明」的仙女星人）。當一種暴力擁有資源、擁有語言、擁有被相信的外觀，它就不必與另一種其他立場協商——因為它已經掌握了更高階的手段：不是用拳頭壓制對手，而是用敘事壓制對手；不是單純造成傷害，而是定義什麼算傷害、命名誰是暴力、決定「什麼暴力可以被原諒」。
這套定義現實的力量，危險之處不只在定義判准，更在它所能授權的行動。電影所揭露的，是敘事力量最恐怖的影響方式：它無需經過辯論，便能直接驅動他者。當米雪兒的敘事邏輯侵入泰迪的意志、迫使他犯下弒母之罪時，文明暴力的運作機制已清楚顯現——它不以外在強制出現，而是使他者成為自身敘事意志的執行通道。
《暴蜂尼亞》劇照。 圖／IMDb提供
故而，當文明的話語權與道德資本被一方壟斷，另一方所能殘存的手段，便只剩下最直接、最可見的傷害——拳頭、威脅、爆裂的行動。這種殘酷手段並非一種戰術選擇，而是赤裸的階級現實：當被排除者被奪去了定義世界的權力，只剩下定義自己肉體為武器的權力。 這也正是其無法逃脫的悲劇性——它因絕望而生的赤裸暴力，反過來完美印證了施加於它的「野蠻」標籤，從而被排除在一切對話與理解之外，只餘下被鎮壓的命運。
因此，《暴蜂尼亞》在結構上的真正力道，並非簡單說明這種壓制，而在於它讓這套壓制在敘事層面完整地運作了一次。電影本身就是一場演示：它刻意安排觀眾的觀看位置，使我們在極長一段時間裡，目睹米雪兒被傷害、囚禁、逼迫，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她就是「真正的受害者」。當我們在電影最後意識到真相時，一切卻早已塵埃落定：位置已被分配，同情已被投注，正義也已完成站隊。這種實際權力位置與觀眾視野之間的錯位，正是電影最精密的敘事裝置。
這逼使我們看清，文明暴力最厲害之處不在於它比較善良，而在於它更擅長為自己爭取到那「不得不」的無辜位置，從而取得一種免於被審問的正義。於是，泰迪身上的自殺炸彈，便成了對這套敘事最絕望的嘲諷與反擊。它是一個過於清楚的符號——清楚到足以自動召喚文明世界一整套既定的恐懼敘事。電影在此無需指涉任何國族；它只是冷靜地展示：當一個人被徹底剝奪了在文明敘事中可被談判的生命位置，他最後能動用的、能迫使世界聆聽的，就只剩下自己的死亡。死亡成為唯一能穿透文明語言隔音的訊息。
因此，泰迪真正的悲劇不只在於他的偏執或陰謀論，而是他從一開始就被安排成「只能說出荒謬的人」。當文明暴力掌握了「誰是受害者」的敘事位置，它就不必協商任何異議，更不必理解異議背後的困境、被迫害經驗，乃至其合理性——因為異議早已被命名為暴力。它只需要讓異議永遠停留在荒誕、瘋狂、童話的區域；於是泰迪只能被判定為偏執、妄想、失控。即使真相在最後被揭露，也只能以笑話的形式存在——不是因為它不真，而是因為它不被允許真。泰迪的荒謬不是他的病，而是這個世界處理真相的方式：把真相改寫成妄想，並將妄想反過來作為他的罪證。最後留下的不是結局，而是一種更冷的確定性——現實不是被揭露的，而是被分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