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有一次在哈佛某酒會，遇到一個來自莫三比克的官員參訪，酒席間聊到他們的國旗上的那把步槍。
對的，莫三比克的國旗上有一支槍。
他說：「那一把槍是AK47。」我答：「這我知道。」
他說：「AK-47是蘇聯送我們的。但是，如果不是中國，AK-47不會有子彈。蘇聯不相信世界革命了，但中國從來沒放棄我們。所以我們永遠感謝中國人。永遠感謝毛主席。永遠感謝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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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對話之後，筆者花了不少時間讀中共相關的檔案，尤其是周恩來的外交工作。
許多臺灣人今日或許很難想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國的時候，中國一個到處都被排擠的狀況，中共於聯合國不被承認，許多國家也不願意跟他們建交，當時西方國家多半選擇與蔣氏政權的中華民國交好。
欲突破這一國際困境，便是戰後周恩來的一大任務，也因此，當我們在回顧戰後解殖民運動的全球史時，我們會在幾乎每一個政治事件裡看到中國的身影，甚至哪怕當時中國可能正處在大規模的飢荒與政治鬥爭。中共在與西方陣營鬥爭的情況下，不只是為了消滅臺灣，也早就已經為其全球政治版圖鋪路，並深入了許多政府跟國家的誕生過程，甚至比蘇聯來得更為激烈。
而戰後在臺北的許多國民黨要人，許多國民黨菁英卻喜歡在俱樂部裡舉著紅酒杯喝著當時被下令不準合法大量進口的可口可樂，甚至被當時作家何凡投書《聯合報》批評「有些高級華人以能喝可樂為榮」。筆者認識一些外省長輩，曾經在僑委會之類的單位工作，他們退休後在家裡開可樂，還是要放在高酒杯裡，似乎離不開那個年代。
而從戰後，周恩來帶領的中國外交團隊，除了跟蘇聯打交道，也積極與西方多個國家建立外交，比方與日本強化外交關係，與南韓跟北韓的菁英同時建立關係，又與美國兩黨強化外交關係，保持跟西方記者打好關係。周恩來去英國拜訪工黨領袖但吃了閉門羹，卻也鍥而不捨。許多西方政治人物會回憶道，周恩來逢人就提「臺灣問題」，一開始覺得他有毛病，講到後來，還真覺得「臺灣真是個問題」。
在周恩來的策略下，中共在世界各地積極協助了新國家的建立，見縫就插針。
比方說，筆者曾在耶魯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南非的曼德拉的書信集有關的檔案集，發現曼德拉被南非種族隔離政府囚禁時，除了親朋好友的聯絡之外，有跟數個外國人物通信，當時有兩個我特別有印像。一個是美國某麻州議員，另一個則是周恩來有託人捎來問候。曼德拉會跟周恩來認識，應該就是1963年周恩來訪問南非的時候。
尚未考證，但筆者的猜想是，幾乎當時地球上的西方陣營、蘇聯陣營，以及當時的「第三世界」各個地方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跟周恩來有書信往來或是親自見過面，甚至收過他的小禮物，或許只是一張聖誕小卡。而對中共來說，其積極開創外交局勢，並籌備著未來的「2758時刻」。
國民黨不乏認真的「外交前線人員」，但核心權貴似乎過得太過鬆散。
筆者比對當時國民黨方面的外交討論，甚少發現有國民黨高官注意到周恩來在地球各個角落的各種動作，也很少反制周恩來在地緣政治上的步伐。或更言之，可能並不把周恩來的一切所為放在眼裡。而以高官的外交相處的細膩程度，國民黨也甚少有人能做到周恩來「到底被人勉懷」的強度。
筆者以《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紀》公布的1965年的3月21日的周恩來的公開外交行事歷為例，這一天只是隨機抽樣，而且能夠被列出的都是公開行程，許多關於「機密」的秘密會議，並不會被列在這份公開資料當中。
筆者利用GPT將這行程轉換成Google Calender形式（保持原文為簡體字，讓我們試想周恩來打開他的行事歷會長什麼樣子）：
此處的排程顯而易見的忙碌，中間應該要再加入交通時間跟中共內部的開會時間，比方說周恩來還必須跟許多中共最高等級的官員保持定期的連繫。我們也不能忘記，當時中國內部的多種雞毛蒜皮的事，周恩來也要負責各種擦屁股跟救火。
在某些比較極端忙錄的「大日子」，筆者甚至可以看到每10到15分鐘排定一個行程，而周恩來從1949年到他過世前逐漸從外交工作交接出去，差不多都維持在同樣的工作強度。
筆者在讀談中華民國戰後外交的研究，甚少從這「用功」程度的差異來去談論，但周恩來的確做到了一件事：逢人就在講「臺灣問題」，而且大規模地把中國捲入全世界地緣政治的各種政治計算當中，進而轉換籌碼，來幫助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或是解決「臺灣」。
筆者把《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紀》從頭讀過一遍的感想便是：周恩來繞了地球數百圈，把中國影響力投射到全世界，再從全世界又迴向到終結臺灣，其中一個傑作便是「2758」時刻。
換句話說，國共戰後的外交競爭，可以一言以蔽之：打算消滅你的人竟然比你還用功。筆者實在不解，筆者翻閱1950、60年代的臺灣歷史材料，當時怎麼還有那麼多國民黨達官貴人可以在俱樂部裡喝著紅酒跟可樂，在餐廳裡跳著舞跟吃著高級料理呢？國共兩黨，前者有泊秦淮，後者有周恩來。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