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 台灣失序者聯盟、活泉之家
主講人： 麗芬（活泉之家社工）、修梧（失序盟）
主持人： Picca
撰文：阿牟（AI輔助整理）/編輯：歐碧薇
「一場關於『話語權』的思辨：不只是語言的轉換，更是經驗如何被理解與承接的過程」
翻譯計畫的曲折緣起
麗芬分享了引進 IPS 的歷程。早在 2019 年活泉之家舉辦國際研討會時便接觸了 IPS 手冊，但推動翻譯的過程充滿波折。團隊曾委託有翻譯相關領域的譯者，卻因內容被認為具有「反精神醫療」傾向而遭對方拒絕。這讓團隊意識到，在台灣主流語境下推動 IPS 的困難，也促使團隊決定自行尋找具備疾病經驗的夥伴進行翻譯，以確保「當事人視角」不被專業術語抹滅。
從「被代言」到「奪回敘事」
修梧接著從 IPS 創始人 Sherry Mead 的故事切入。Sherry Mead 曾反覆進出精神病院，經歷了社會角色被剝奪的過程——從一位家庭暴力的「倖存者」，被醫療體制診斷轉化為「精神病人」。IPS 的發展背景正是源自 1970 年代的倖存者運動與自立生活運動，試圖抵抗醫療結構將人「病理化」的過程。IPS 的任務在於讓人們看見「病人故事」與「有能力的自我」之間的落差，並創造選擇的機會。
翻譯作為政治行動——關鍵詞彙的激盪與轉化
麗芬與修梧透過具體的詞彙差異，揭示了「助人工作者」與「經驗當事人」在視角上的差異。
1. Intentional：從「企圖」到「有意識」
過去 IPS 常被譯為「意圖性同儕支持」，在中文語境下「意圖」常帶有負面或謀略的意味。修梧指出，「有意識的（Intentional）」更能精準表達 IPS 的核心：在建立關係時，需時刻保持自我覺察，清楚知道「我們是如何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這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溝通方式，目的是幫助雙方跳脫既有的腳本，而非單純的聊天。
2. Alternative：從「替代」到「另類」
針對「Alternative approach」，主流常譯為「替代方案」，但這容易讓人覺得只是醫療體系的補充品。修梧與團隊選擇譯為「另類取徑」，強調它是一種與主流精神醫療截然不同的典範；麗芬補充，這代表一種不以精神科診斷為基礎的關係，是對主流助人工作體系的「相反」，而非補充。
3. Obsessive/Self-preoccupation：從「過度自我專注」到「自我糾結」
這是最具代表性的視角差異。Self-preoccupation 一般翻譯為「過度自我專注」，這是專業人員看到個案呈現忽視外在狀態時的描述角度；但作為當事人的修梧，則提出將其翻譯為「自我糾結」。前者隱含著「你應該轉移注意力」的指導性；後者則貼近當事人內心「剪不斷理還亂」的受困主觀經驗。麗芬坦言，這個翻譯的轉變讓她看見了完全不同的行動指引——從「矯正行為」轉向「理解困境」。
4. Warmline：從「熱線」到「暖線」
翻譯團隊堅持將 Warmline 譯為「暖線」而非台灣習慣的「專線」或「熱線」。修梧解釋，1990年代語境下的「熱線（Hotline）」通常連結著緊急醫療介入與風險評估（通報、強制住院）；而「暖線」則強調喘息空間與非醫療的同儕連結。
在地化實踐與體制碰撞——同儕支持在台灣的困境
座談最後開放現場討論，參與者包含同儕工作者、醫療人員、助人工作者與一般大眾，討論焦點集中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取暖 vs. 有意識的互動
現場提問：「同儕支持可以只是互相取暖嗎？」修梧回應，若僅是取暖可能讓人滿足於現狀，但 IPS 的目標是透過深厚的關係，進一步支持彼此轉化舊有的敘事與腳本。麗芬補充，IPS 的終極目標是協助彼此「走出病人角色」，這需要帶著意識去互動，而不僅是宣洩情緒。
面對專業要求與行政規訓的兩難
也有第一線的同儕工作者提到，在執行政府計畫時，面臨嚴謹的「行政規訓」。政府要求詳盡的個案紀錄（Record keeping），迫使同儕必須用「社工/專業人員」的口吻來記錄互動，甚至為了核銷經費而必須產出符合官方想像的「成效」。 麗芬回應，這是目前的兩難，她嘗試將紀錄轉化為同儕與團隊工作者共筆的反思工具，盡量在應付體制要求與保留同儕精神間取得平衡。
「同儕就是同儕」：由下而上的發展願景
針對現行體制將同儕支持限縮在「醫療補充人力」的現況，麗芬最後以「嚕嚕米是森林精靈，不是河馬也不是快龍」，來比喻同儕支持就是同儕支持，不應把專業工作者的規則與想像套用在同儕身上。修梧與麗芬共同呼籲，台灣的同儕支持發展應採取「由下而上」的路徑，雖然這條路像爬樓梯一樣緩慢且辛苦（不像搭乘政策順風車的「下樓梯」那樣快速），但唯有如此才能鍛鍊出屬於社群自己的肌肉，發展出真正屬於使用者的論述。
資源分配與生存的挑戰
修梧最後提到，當事人組織的發展長期受限，許多資源被綁在專業資格論上。他呼籲應依據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的精神，政府有義務提供常態性資源給當事人組織，而非僅是專案式的補助，這樣才能讓同儕支持工作者有足夠的喘息與支持網絡，避免在體制內消耗殆盡。
本次分享會不僅是翻譯成果的發表，更是一場關於「話語權」的思辨。透過 IPS手冊的翻譯過程，我們看見了當事人的主體性如何在語言中被重新確立。如何在台灣僵固的法規與醫療體制縫隙中，撐出一個容許「另類」存活的空間，讓同儕支持回歸其互助與解放的本質，這是我們面對未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