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事業部正式掛牌之後，我的生理時鐘被嚴副總重新燒錄了一次。
以前在韌體部門，我的鬧鐘設七點，賴床到七點十五，刷牙洗臉出門，七點四十上國一，八點準時到公司，五點半準時走人。整套流程像一支跑了四年的 shell script，穩定得連 crontab 都不用校正。現在？
鬧鐘設五點五十。
沒有賴床的選項——因為六點二十要上國一，六點五十到公司，七點十分坐在位子上，七點二十把昨晚沒寫完的 code review 掃一遍，七點三十準時站在白板前面報告。
早上七點半的 standup，加上晚上八點的 review。一天的頭跟尾都被嚴副總釘死了，中間那十二個半小時就是你的作戰時間。你可以自由安排——前提是你安排的每一分鐘，都必須在晚上八點的 review 上交出成果。
「自由」這個字在地獄事業部的詞典裡，大概跟「有機會」一樣——聽起來很美好，但實際意義趨近於零。
第一個禮拜，我還能撐。
第二個禮拜，開始覺得眼眶後面有一層薄薄的壓力，像嵌入式系統裡的 watchdog timer 一直在倒數，你知道如果不餵狗就會 reset，但你連餵狗的時間都快擠不出來。
第三個禮拜，我的身體開始自動跳過某些步驟。刷牙只刷上排。早餐從坐下來吃變成車上吃，再變成不吃。太太每天早上五點五十聽到鬧鐘響，翻一個身，嘴裡含糊地說一句「路上小心」，然後繼續睡。
她不是不關心。她是已經放棄跟鬧鐘搶我了。
清晨六點五十的園區停車場，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
安靜到你可以聽見新竹的風掃過柏油路面的聲音，像有人在用砂紙打磨什麼東西。園區的路燈還亮著，天空是那種分不清楚是快要亮還是還沒暗完的灰藍色。
停車場裡的車不多。數一數，大概就那幾輛——
保全大哥的機車。
嚴副總的黑色 Camry。我的車。小張的機車（他比我更早到，因為他根本沒回家，昨晚直接睡在會議室的折疊椅上）。
後來許主任到了，停在我旁邊。他下車的時候手裡拿著一杯全家的黑咖啡，臉上的表情介於「剛起床」和「還沒入睡」之間。
「早。」我說。
「嗯。」他回。
這是清晨六點五十在竹科園區最完整的一段對話。
後來我發現，在地獄事業部，人跟人之間的招呼語會隨著上班時間的早晚產生質變。正常時段到的人會說「早安」，提早半小時到的人會說「早」，提早一小時到的人只會「嗯」，而像小張那種通宵沒走的人，打招呼的方式是抬起頭看你一眼，然後繼續敲鍵盤。
那一眼的意思是：「你有回家喔？真好。」
在竹科待久了你會明白一個道理：園區裡其實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正常人——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走、週末不開電腦、年假排到用完。他們的人生跟 S 公司的股價一樣，平穩、無聊、但安全。
另一種是我們。
在地獄事業部，準時下班的工程師不叫正常人，叫離職預備軍。
這不是開玩笑。有一次阿寧因為牙痛去看牙醫，五點半就走了。隔天嚴老闆在 standup 上「不經意」地提到：「昨天的 review 某位同仁不在，我就不點名了，但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創業階段需要的是全心投入的人。」
阿寧站在那裡，臉上的表情比她桌上那盆多肉還冷。但她沒回嘴。
她事後在 LINE 群組裡發了一句話：「原來去看牙醫等於全心不投入。難怪地獄不需要牙醫——反正已經咬牙切齒了。」
小張秒回一張圖——他把嚴副總的照片 P 成牙醫，配上文字：「閻羅王牙科——專治不想加班的毛病。療程：永久。」
我在螢幕前笑了兩秒，然後繼續改 kernel module 裡的一個 race condition。
笑完還是得幹活。這是地獄事業部的生存法則第一條。
漸漸地，其他部門的同事開始用一種很微妙的眼神看我們。
在員工餐廳排隊的時候，認識的人會走過來，拍拍你的肩膀，壓低聲音問：「你們⋯⋯還好嗎？」
語氣裡帶著一種很複雜的東西——三分關心、三分好奇、三分慶幸那個人不是自己，還有一分是真心覺得你瘋了。
「還活著。」我說。
「那就好。」對方如釋重負地笑笑，端著餐盤快步離開，像是怕站太久會被感染。
小芳有一次在餐廳遇到她以前在 QA 部門的同事，對方問她最近忙不忙。小芳說：「還好啊，就正常上班。」
對方遲疑了一下：「可是⋯⋯我昨天晚上十一點經過你們那棟樓，燈還全亮著耶。」
小芳端起餐盤，笑得像個菩薩：「對啊，那就是我們的正常上班。」
對方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生物，然後默默地退了兩步。
有一件事我一直沒跟別人說。
每天清晨開車到園區、把車停好、熄火之後，我會在駕駛座上多坐三十秒。
不是在滑手機，不是在補眠，也不是在猶豫要不要進去。
我只是需要那三十秒。
三十秒安靜地坐在一個還屬於我自己的空間裡。車子是我的，這三十秒是我的，新竹早晨的風從沒關緊的車窗縫隙鑽進來，涼涼的，也是我的。
進了那扇門之後，接下來的十三、十四個小時，全部都是嚴副總的。
我需要在那之前，確認一下自己還是一個完整的人。
三十秒夠了。
有時候不太夠。但三十秒是我能偷到的極限。再多坐一分鐘，就會來不及在七點十分之前到位子上。
小張後來跟我說，他也有類似的儀式。只不過他的版本是——每天出門前，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一句話。
「什麼話？」我問。
「今天也要努力不要死掉喔。」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在笑。
但我知道那不是開玩笑。
週六。
是的，週六。
嚴副總沒有明說週六要上班。他只是在週五的晚間 review 結束後，看著白板上的時程表，嘆了一口氣說：「這個進度⋯⋯大家自己想想辦法。」
然後他走了。
留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覷。
許主任把筆電蓋上，看著我們說：「你們自己衡量。」
「自己衡量」在園區語錄裡的翻譯是：老闆沒說要你來，但你最好來。不來也可以，KPI 會記得你沒來。
週六早上九點，我到停車場的時候，發現車位比平日還好停。
因為整棟舊大樓就只有我們這層有人。
小張照例已經在了。他坐在位子上，穿著昨天那件「There is no place like 127.0.0.1」的 T 恤——意思是他又沒回去。辦公桌旁邊的垃圾桶裡疊了三個便利商店便當盒，像一座小型的紙容器金字塔。
阿寧也在。她坐在她的位子上，戴著降噪耳機，螢幕上開著 VS Code，旁邊放了一杯城隍廟附近買的黑糖拿鐵。看起來平靜得像在自己家裡的客廳。
小芳經過的時候丟了一句：「週六都來，你們是在還什麼願嗎？」
阿寧頭也沒抬：「還上輩子的債。」
我坐下來，打開筆電，看著螢幕上昨晚沒寫完的 device driver 程式碼，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這個感覺很難形容。
就是⋯⋯你明明知道這不正常。週六不應該坐在這裡。外面的天氣很好，兒子可能正在家裡的客廳用樂高蓋城堡，太太可能在準備午餐。而你坐在一棟舊大樓的偏僻樓層，跟一群同樣不應該在這裡的人，一起盯著螢幕。
但你又覺得，不來好像更不正常。
因為大家都來了。
因為嚴副總的 Camry 六點就停在停車場了。
因為時程表上的紅色區塊正在逼近。
因為你害怕週一的 standup 上，當嚴老闆問「週末有沒有人自主來加班」的時候，你是唯一沒舉手的那個人。
所以你來了。
在地獄事業部，「自願」這兩個字，是一種非常精密的強迫。它不需要命令，不需要威脅，只需要一個嘆氣、一句「你們自己衡量」、和一雙永遠比你早到的眼睛。
你就會自己走進來。
就像我走進這個事業部的第一天一樣。
晚上九點半，我終於把那個 driver 的 race condition 修完了。
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發現整層辦公室就剩我一個人。小張不知道什麼時候走的，桌上留了一張便利貼，上面畫了一個簡筆小人，旁邊寫著：「先撤了。你也早點回去。（不要真的早點，我是說今天之內。）」
我笑了一下，收東西。
走到停車場的時候，新竹的風正在狂吹。九月底的風已經開始有秋天的涼意了。
停車場只剩兩輛車。
我的，和嚴副總的黑色 Camry。
我抬頭看了一眼舊大樓。整棟暗了，只有一個窗戶還亮著。
走廊盡頭。嚴副總的辦公室。
我突然想：他每天到底幾點走？或者，他走嗎？
這個念頭一閃而過。我鑽進車裡，發動引擎，開出停車場。
園區的路燈照著空蕩蕩的柏油路。這個時間的竹科，安靜得像一座被遺棄的城市。只有便利商店的招牌還亮著，店員正在門口抽菸，看到我的車經過，抬手打了個招呼。
她大概也認得我了。畢竟過去這幾週，我每天買宵夜都是跟她買的。
國一上的車很少。竹北交流道難得不塞車。
十點出頭到家。客廳的燈已經關了，只有玄關留了一盞小夜燈。
我輕輕開門，換了拖鞋，走到餐桌旁邊。
桌上有一個保鮮盒，裡面是太太留的晚餐——滷雞腿、燙青菜、白飯。旁邊壓了一張便條紙：
「微波三分鐘。兒子今天在幼兒園學會寫自己的名字了，很開心，一直要等你回來給你看。等到九點撐不住，睡了。」
我把便當放進微波爐，按下三分鐘。
站在廚房裡，聽著微波爐「嗡——」的運轉聲，忽然覺得這個聲音跟辦公室裡投影機的嗡嗡聲好像。
但不一樣。
微波爐倒數完會「叮」一聲，然後你可以吃飯。
投影機的嗡嗡聲後面，通常接的是嚴副總的聲音：「這個進度不行，重做。」
我吃完飯，洗了碗，走到兒子的房間門口。
門開了一條縫。
兒子睡得很熟，手裡攥著一張紙。
我輕輕走過去，把那張紙抽出來。
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筆跡寫著三個字：
林小竣
他的名字。
他學會寫自己的名字了。而我不在。
我把紙放回他手邊，在他額頭上親了一下。
然後走回房間，輕輕躺到太太身邊。
她沒醒。或者醒了，假裝沒醒。
這種默契我們已經練了好幾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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