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告白：難以向他人訴說的「國家的名字」
我經常想，我的國家究竟叫做什麼名字？是中華民國，還是臺灣？
我出生在經濟起飛之後的都會世代，作業簿背後寫的是「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國家這個概念，是從小學社會課開始的。說話有濃重湖南鄉音的老師，沒有解釋什麼是國家，只指派了一幅五顏六色妝點的秋海棠地圖為作業，彷彿我們應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就是國家」。小學六年級，我第一次在公共圖書館裡，讀到臺灣記者紀錄中國六四天安門運動的影像，學社會科學後我能夠用不帶情感的術語指出，那是國家機器操縱「合法的暴力」鎮壓人民的聲音。
理性的語言，不能壓制基本人性對殺戮與不公義的泣訴，只是噤聲。
對國家、自我歸屬感到迷惘的年少時期
孫文思想中的「三民主義」變成升學專用的考題，沒人討論那個二十世紀初的「民」和當今的「民」有何不同？老師沒解釋為什麼孔子要在課堂上對他的學生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只說我們應該要崇拜至聖先師──整個吸收知識的精華時代，我們在與「要考，還是不考？」這種哈姆雷特式的命題鬥爭。高中的時候，我開始從父親的書櫃裡找書來讀，如《亞細亞的孤兒》、史明與彭明敏的著作等。從學校穿越稻田，和青蛙玩耍的童年返家路，我經常一個人，慢慢地在快速穿越中尋找自己的落腳之處。
多年以後，當我站在陳文成墜樓的那片堅硬的地面上，樹蔭之下，感受補習班老師說的「臺大的陽光多麼燦爛」，我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惘。
荷蘭人繪製的福爾摩沙。Photo Credit：wikipedia
多年以後，我以志願者教師的身份，坐在矢志保存西藏傳統文化、撫育弱小孩童的流亡西藏難民學校課堂上，聽著歷史老師教育著「西藏未來的種子」。老師一課課講述政治史，內容卻多半是累世達賴喇嘛與其政權的故事，我年輕的心智感到不對勁。
已逝的學者班納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訪台座談時曾說，民族主義這個現象，真正的力量是情感。我當時身在海外，逐字逐句地讀著文字乘載的發言稿摘錄，內心悸動、悵然。若我能夠這樣描述，我認為鑲嵌於當代的問題，是情感或利益將決定我們如何歸屬，去決定自己的nationality（國籍）？而一群性質各異、內部衝突紛雜的人們，是否能以民主的方式，決定共同的歸屬？尊重客觀歷史事實的同時，nationality的內涵是否能夠隨時間、隨經驗、隨著認知的變革而改寫？
當內心對於我所歸屬的島嶼情感太深，視角必須轉換，到另一個文化中去學習他者社會變化的軌跡。
活下來，是苟且偷生，還是忍辱負重？
故事的開頭是這樣：這世上有一座山，經過科學測量，山頂大約是世界最高。從前有一群在山裡生活的人，他們住在不同高度的地方，又有山勢與水路的隔閡，於是發展出不同的口語表達方式。但由於承襲類似的宗教體制，並在歷史上曾出現以武力統一鞏固邊疆（相對於文化差異性較大的中國與尼泊爾）的帝國，所使用的書寫文字是相同的（雖然大群體中只有極少數人能讀寫），與外國交流時所用的主權身份是一致的，因為神就是他們的王，或者他們的王就是他們認定的神。
戰爭發生的原因有很多，即便是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點。也有可能告訴你不同的緣由，但我們見到最多的往往不是發動戰爭的人，而是被動加入戰事的人。總之這樣的一群人，被戰爭破壞了平靜的家園，人們不得不在各自的際遇與所能運用的資源上，去活出他們想要的生命或生存。
於是生活的基調變成逃亡（躲避立即的人身安全危險）、遷移（13年內搬16次家還是小case）、寄人籬下、變成倚賴者、渴望「回家」。他們必須快速地面對自己在法律制度下的身份轉換、學習跨文化互動以滿足自己所需、精於算計以謀得更大的生存機會。人在這樣壓縮的空間與漫長的不確定性下，會變成什麼樣貌？有的時候，活下來，是苟且偷生，還是忍辱負重？求生存之人，必須面對他者對他的詮釋，因為那些詮釋將決定他的困境能夠得到多少支持。
國家的名字，流亡者內心的難言之隱
扎西說他自己來自Bod（註1），他來自雪域的牧民家庭。在領到印度政府發的難民身份證件「居住登記卡」之前，他從未擁有過身份證件。親朋好友呼喚他的名字，不需要寫在紙上。他的社群、他所屬的寺院與喇嘛，不需要身份登記也能記得他。他在山間生活，所吃所穿所用的一切，由萬物生靈與他自己的經驗智慧給予，按照前人累積的經驗，他也行交換經濟（以物易物）活動。他和心愛的姑娘在一起，不需要去法院登記結婚，或他和兄弟共娶一名妻子，生下的孩子就是這個家的孩子，不需區分是哥哥或是扎西的孩子。
扎西曾過著沒有國家的生活。當今的人在他逝去之後，會給他安上「西藏難民」的稱謂，但他不過就是他自己，凡事靠自己。扎西是否曾經認為自己屬於過一個國家，而那個國家的名稱叫做西藏？又或者，西藏作為一種符合民族國家模式的實體，在流亡後為了政治目的而建構出來的？而那是一個政治還是宗教實體？
Photo Credit：Göran Höglund (Kartläsarn)@flickr CC BY 2.0
扎西獨自穿越大山，從山北到山南，他跟和他說一樣語言的人待在一起，等待宗教領袖及其周圍組織給他一些機會，讓他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至少能夠餬口。他為了生計加入了軍隊，被調遣到拉達克。軍隊的藏人領袖和軍隊中曾對抗中國侵略戰爭的同袍，摩拳擦掌，等待被印度人派上前線，重新踏上西藏的土地，用更精良的武器與戰術，把那些中國人打得落花流水。
那個時刻從來沒有發生。扎西和其他人，拿著武器，站在拉達克的中印或中藏邊界守了整整一年，沒有糧援，只有觀望而不能跨越的遺憾與痛苦。扎西最後離開了軍隊，但他此後一生沒有再離開過拉達克。活在和藏地相似的拉達克，至少覺得自己像活在一場夢中；在羌塘放牧時，至少他還能暫時遺忘自己身份登記證上沒有國家的人。
難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加入了另一個國家，從此國境線成為一道道關卡，通往他想像中的可安頓之處。這些墜落在一個國家的優先次序以外的人群（註2），是否能為自己不斷地往工資更高、物質層面更豐富、社會福利更多的國家前進的正當性而辯護？這些被家鄉以外的國度視為客人或麻煩的人們，是否在自己的生存之外，還必須以民族主義的「復國論述」將逃亡動機正當化？
在倫理的層次上，收容、接納與流離可以多重辯證，然而哪個語言才是有效的溝通工具？是定居者的語言，或是流亡者的語言？
我和扎西，面對自己國家的名字，有說不出口的困境。一旦我們說出口，可有人知曉？可有人能懂？
註1：Bod（發音為Pö），是藏文字母的拉丁文，指的是「西藏」之意。
註2：人類學家Liisa Malkki認為，現在國家在鞏固疆界與調整疆域內發展時，隱含了一種國家內部的優先次序，而外來難民正好墜落在國家的優先次序之外。也就是說，難民若不能夠符合該國家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投入項目，不管人道價值上的意義何在，在經濟與社會秩序的維持上，其本身存在即成為隱憂。 (1995 “Refugees and Exile: From ‘Refugee Studies’ to the National Order of Thing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汝羽：我想梳理「沒有國家的人」的故事，像是國家遭遇戰爭或其他因素，使其成為無從認同的人。歡迎感興趣的你一同支持這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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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來源：林汝羽
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