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映妤／獨立記者在全球
作為一位獨立撰稿人，著迷於書寫的溫度，卻鮮少把自己搬上檯面。要寫這篇，遲遲難以下筆，每晚讓我輾轉難眠。若要計算我目前為止真正刊出的國際社會議題報導，其實僅有四篇，勉強計算年資只稱得上一年，還是兼職經營，一切都還剛起步，談作爲一位獨立撰稿人實在是尷尬可笑。我僅是踩在這條起點線上，透過嘗試與探索，在投奔與反抗中掙扎後，才決心往這條路上走。
如果你也和我一樣，站在這條起點線上，渴望同行卻害怕未知或存有諸多遲疑，也許我可以將我的真實經驗與你分享。
2017年6月10日，深夜12點，我剛結束採訪，癱坐在馬爾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 的港口旁，等著回新城斯利馬 （Slima） 的渡輪，附近沒有人，很靜很靜，只有海水輕輕敲岸的聲音。
對岸的新城繁華絢麗的好不可思議，五星級飯店和高級酒吧的光仍不停地閃爍，瞬間一整天與幾位難民們的對話在腦中像失速列車般快速駛過——那表情、那情緒、那血淋淋的故事、那感染力好強大的能量……再回到眼前來往遊客們奢侈如天堂般的生活，這一切幾乎使我難以喘息。
我所經歷的，可能也就這麼一次
領我走向獨立撰稿人這條路，鎖定目標在撰寫深度國際報導的關鍵，不得不談起那一年的相遇。
2015年末，我隻身踏上了歐洲大陸，長居西班牙一年讀書，同時在二十幾國間奔飛。2015至2016年，是歐洲極其動盪的一年：恐怖攻擊頻傳、極右翼崛起、英國脫歐......，歐洲以共同體為核心的理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長期耕耘的和平，搖搖欲墜。加泰隆尼亞人民上街遊行，自治議會投票過半支持推動獨立，我在現場；多次恐怖攻擊前後，我在現場。而歐洲難民潮席捲，百萬難民自地中海湧上，我則巧遇了一個人，他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引路人，帶我的人生拐了一彎來到這裡。
他叫伊斯馬，一位西班牙人。第一次和他見面，是2016年3月，他剛從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arders）在地中海上的搜救難民船上回來。他不是醫生，是負起全船「食」這項重責大任的廚師。歐洲難民潮在2015年幾近壓垮了歐洲社會，他在那時選擇走上搜救難民船，與難民們同行。
與他相識後，我再次深深感受到——再遙遠的事，都會瞬間近在眼前。
他每每傳來在地中海上發生的第一手影片和訊息，不論是在搜救船上平安誕生的新娃兒，還是一日內六艘偷渡船翻覆，都直接在隔日的國際新聞版面上出現。當時每個收到訊息的瞬間，都重重震撼了我。
然他與難民孩子的對話，或每日搜救時要面對的龐大壓力，或搜救船員背後的功勞和擔著生死攸關角色的感受，卻少有內容，華文媒體的第一線採訪更幾乎沒有。當死亡人數已使人麻木，沙灘上的小男孩也退了潮，這群人還是在海上，難民們還是在逃亡，那我可以做些什麼？
也許我又菜又淺又稚嫩，但相信我所經歷的，一生可能也就歷經這麼一次。
2016年底，我自費飛往香港《端傳媒》總部與當時國際組總監周軼君提案。是軼君給了在社會議題類報導零經驗的我第一份機會，及給願踏上這條領域的年輕人一份很真誠的致敬。周軼君前輩是華文媒體界四大女戰地記者，從新華社駐以巴記者始，到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她都在現場與革命者一起。在她面前，我像是緊張到只能憋著不發抖的小貓，連會議桌上的水都不敢喝。然在離開端傳媒辦公室的那個瞬間，我極其感謝，也深感一腳踏進，便離不開。
接著我每天看著一則又一則地中海上救援相關的新聞，同時不斷和各個相關組織爭取擠上船採訪的渺茫機會，然最後連一個確定的採訪都沒有，仍然決定出發了。2017年初，我重回了地中海搜救現場，正當已幾乎被所有國際大型非營利組織拒絕後，終於，一位船長願意以個人身份接受我的採訪，並邀請我上船與他們生活。
沒有想過能和這一切靠得這麼近，何德何能？
遠方的搜救船隻停靠在無人的港口旁，我背著相機戰戰兢兢地靠近，感謝港口的浪很平靜，適合讓我用緩一點、軟一點的方式訴說。
我走上難民搜救船，進到船長室，地圖上拉出的是利比亞至義大利間的多個搜救點，衛星電話傳來的是難民船位置的緊急通報，上下甲板都堆疊著救起一個個生命的救生衣，上面仍寫著家人的姓名和電話。知道自己還未有足夠的專業真的與他們在海上與死神搏鬥，還不夠有那樣的肩膀真的在出航時扛起我眼下筆下的一切，所以選擇先以拜訪者角色，聆聽他們的靠岸。然僅僅只是靠岸，我已感受無比沈重。
我們在每日開會的交誼廳與他們一起用餐聊天，在提供男性難移民睡覺的甲板上小酌，聽他們說著出航的各種趣事；在夜深圓月與海浪輕拍岸邊的鏡頭下，看著他們如兄弟般的擁抱與鬥嘴。
縱然輕鬆歡樂，有說有笑，但當我理解即使他們之間可以純粹如家人般彼此信任，然只要把這艘船丟進世界的大體系裡，不論他們在船上如何拚搏和搶救，生命如何堅韌與脆弱，在汪洋裡也僅是一只作為北非人口販子的棋子，卡在歐非兩塊大陸之間兩難。他們知道，但仍然選擇這麼做。
「寧可被利用，還是讓難民死在海上？」他們的每個凝神都在我腦海裡被描廓的好深，襯著遠方的山頭，那是一股沉到深海底的悲傷。
這不是單純的悲傷，也不是單純相信天真的理想而有的失望，而是藏著更多的反思，明白還需要目睹多少這世界醜陋的模樣，才能在這些破爛傷疤下，練習相愛，練習療傷。
「你不覺得這份工作，很美嗎？」他們總是這樣和我說。這份美麗，承載著人們的苦難和希望，在暗黑的海上，以微小的力量去抗衡操控世界的巨獸，讓美麗仍能維持美麗。
自此之後，每當聞到海的鹹味，我就會想起他們這群人。
身為一位記者，投入過多感情在他們的工作上極不專業，但當下我只想作為一個很簡單的人，我不想控制自己不去用個人情感寫他們的故事。
「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從人物和專案採訪的文字工作者慢慢摸出了社會的輪廓，因為在乎人群，進而走入更多現場裡——不論是社會議題中的悲情主角或無名英雄，成了我身旁的一段段友誼，我忽然意識到那非寫不可的使命，也更渴望走進更多人的世界裡，即使陪伴彼此一小段路，都好。
這份工作是「極快樂與極痛苦的總和」。當掛上自由記者之名，可以瞬間讓陌生人願意在你面前，用一兩小時重新搬演他們的人生，與你分享他們一生中一段珍貴閃耀的精華，我說這是這個角色最奢侈的甜頭；然若是往社會議題走，報導人權、性別，揭發社會不正義，那你必會往底層去，鑽入百姓的生活，挑他們故事裡的血肉。那血肉裡大多滿是苦痛與屈辱，掙扎與反抗，即使黑暗中有微光，黑暗中也同時充滿憤怒；你要記錄下的可能是他曾目睹的煙硝戰火、屍橫遍野及與親人慘痛分離的場景；可能是他曾遭受最毒惡、非人道的對待，又或是在被權力之人掌控下，他們生活裡滿盡的無奈與哀號。而諷刺地是，我個人的利益和名譽，都將建立在這些故事上。
在甜頭與血肉中，纏纏繞繞，尤在聽過見過那些故事後，我仍須回到我的平安與幸運裡，就如那晚在馬爾他的停格畫面——是該掩耳，還是傾聽？這糾結的思緒扎在我的生活細節裡，練習在投入過於炙熱的心和暫且冷靜的情緒間稍作喘息。一路上遇見的這些人，也同時讓我把理所當然更珍視為一份最可貴的平安。身而為人，我期許自己不間斷地去理解，這世上還有多少人需要這樣的平安。
面對這一切的極快樂與極痛苦，我謹記的是：「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一腳踏進，便陷入，離不開
回頭看這一段時光，我驚訝於我的初生之犢領我走到這，卻也在自己橫衝直撞後，明白有多少漏洞和不足。
這過程撕裂也疼痛，我既憧憬成為想像中的人，同時也極其抗拒走上這條路。好像許多鯁卡在最深的情緒裡尋不到出口，逼至腦中不斷浮現打退堂鼓的念頭。知道要走這條還有太多要學習。
也因此，本來已打算在台灣找工作的我，決心前往柬埔寨蹲點，深入探討當地的難移民政策、性別不平等和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係等議題。我一邊在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專注女性培力，也同時觀察與調查在裹著民主外衣的極權社會下，人民的處境和女性所遭受的待遇；並試著抽絲剝繭，政府、非政府和私營部門間的關係角力，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柬埔寨是社會議題線記者的「奶與蜜之地」，這份著迷同時也藏著很深的罪惡，因為這裡充滿「沒人權」的故事，充滿「不公不義」的事件。柬埔寨在經濟高速起飛之下，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鄉間，2/3的鄉村人口仍飽受季節性糧食短缺，5人中有1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每8位15-19歲的婦女就有1 位已有孩子，10名孩童有1 位活不過5歲。
極權政府的貪腐與失能是致關因素，赤柬（紅色高棉）後的創傷是這些現象裡的遺毒，而長期仰賴國際援助則是這裡至今的致命傷。1992年聯合國為帶領柬埔寨邁向民主進程（其引發的正負影響也深值探討），派聯合國柬埔寨過渡當權機構 （UNTAC） 進駐，使柬埔寨成聯合國首個以執政身份進入的國家。柬埔寨長期仰賴國際捐款，國內至少有3000個國際非營利組織，在教育、環境、人權、性別、健康醫療等領域盡政府該盡的義務。
若世界有清楚的善與惡，真實與虛假，快樂與悲傷，那很多事其實簡單得多。無奈地是這些「不公不義」在這大環境下，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的交互關係，已交纏成複雜的權力結構，政府的威權手段與維護國家平穩發展之間，非營利組織的影響與自身利益之間，性別平等與深耕傳統價值社會之間，都不是幾日內能假裝解構、交稿了事；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在柬埔寨以獨立撰稿人作自由副業，待上至少一年的時間。
獨立撰稿人，而非記者
選擇「撰稿人」而非記者，希望保有更多的彈性，也正是我想一路上繼續探尋，在記者與作者之間，在報導與故事中能找到怎樣的敘述空間。用文字鑿出當下更真實與人互動的模樣，以多樣的表達形式在陌生的國際議題裡找到更親近的方式，和讀者在悲傷與喜悅外，找到更寬廣的空間—— 一個充滿千萬種理解型態的地方。
但「撰稿人」的彈性與危險是一體兩面，敘述邊境的模糊，那條線的拿捏更需謹慎。而「獨立」或「自由」這看來美好令人嚮往的詞，都有其應付的代價。
「獨立」不代表凡事自己來，但確實是皆要自己開始找，每次合作都是新的磨合。罵要自己積極討，建議要自己主動要，資料要反覆應證，沒有人能真的在我的文章前替我擋，在盲點之外替我戳穿，自己要是最嚴格的守門人。「自由」和「自律」需綁在一塊談，如何在工作中調整作息，在環境、事件變動中仍能快速轉換，保有一定的產量和質量，維持收入的穩定，都是一大挑戰。單純用字眼拆解我現階段對這身份的理解，難以呈現身在其中的焦慮，但扮演這角色所需的細微權衡、洞察思辨，對我而言，是一輩子的課題。
獨立撰稿人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如果你也想要一路同行，也許得先問問自己：「你是誰？你要去哪裡？」而期望一次又一次的報導，如何能帶你走到那裡？
「獨立」與「自由」，是這個身份被社會披上過於華麗的外衣，那僅是這個領域的其一選擇。若你渴望進入編輯室，在時間的高壓與團隊紮實的訓練下提煉出高敏銳的嗅覺和批判力，那便是找對與你理想相符的媒體；若你渴望進入底層，用雙手建出一個可見的改變，改善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也許這條路會使你相當煎熬難受，或許進入國際發展領域，走國際非營利組織會較適合你；若你期許自己深入事件現場，但仍偏向有固定的薪資，不致每週每月擔心下一餐在哪裡，仍有一些媒體有駐派記者的職缺，或定期支持記者至國外採訪的專案；若你想專注於書寫和分享，那這身份可能會限制了你。
我想說的是，你還有很多選擇，而非單純不想進媒體體制內，想寫自己在乎的議題，就非得成為這個角色不可，或非得「只做一個角色」不可。
我認為走這行可能要先承認的是：「看到最多的是深度報導如何快速地被埋入新聞岩層，然後仍得無奈地一次又一次離開現場。」當然一份成功的調查報導或深度報導（好的不等於成功）可以揭發深埋的醜陋真相，改變一群人的命運、影響一個生態體系，這是許多同業者的共同目標，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運和能力。但一個團隊、一個世代或許可以。
如果現實的金錢條件你承擔得起，光環的誘因不致使你前仆後繼；如果以上這些掙扎都未使你退卻，仍願做這時代洪流下微亮的紀錄者和傳聲者，那歡迎你來。這條路並不好走，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慶幸地是台灣在這條路上，已有許多可敬的戰友和夥伴；也因此，獨立撰稿人，不需要、也不該獨立作戰，唯有連結互補，才能讓閃爍的眾星共同照亮更多幽深黑暗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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