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ynthia Wang／獨立記者在全球
「在這裏，我們大家都是各自跑各自的新聞，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工作的獨立記者。但是在這裡，同時也沒有人可以是一名獨立的記者，我們必須互相照看、照顧彼此。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一起活下去。」——獨立記者伊莉雅
初冬，走在Beit Eil入口附近的高塔指標路旁，兩名與我關係甚好的巴勒斯坦獨立記者伊莉雅和亞拉，邊走邊向我憶起2015入秋開始的那場起義。一場被許多巴勒斯坦政治人物高呼稱作「第三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另有外國媒體命別名為刺刀起義、耶路撒冷起義），這場起義斷斷續續的自2015年秋天一路漫燒至2016夏天。這把抵抗以色列殖民佔領的野火牢牢地種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裏，燒得時而旺盛、時而被以色列軍隊撲滅而顯得零星；但在廣大燎原中，卻從來沒有滅了蹤跡。
Beit Eil是建造於巴勒斯坦西岸拉馬拉（Ramallah）的一座非法猶太屯墾區，硬生生而不自然的落在巴勒斯坦政經貿易活動頻攘的市中心，像是個日夜準時敲打、提醒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殖民佔領存在的鐘鼓般。
非法猶太屯墾區的擴建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蠶食鯨吞土地的策略之一，最早可推溯至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乘著戰勝阿拉伯林聯軍盛燄進一步非法佔領了許多地方，今日仍備受爭議地區如東耶路撒冷聖城，與戈蘭高地。
自那時起，以色列政府便年年規劃天價般的預算，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西岸各城裏建立起一座座猶太屯墾區，也不顧原先住民的居住規劃，總是硬生生地將屯墾區「由天而降」插入巴勒斯坦西岸的生活中。如果欲建造的土地剛好有巴勒斯坦居民，以色列軍隊會在前幾天發給這幾戶居民「最後通牒」的一張信條要他們趕緊驅離。幾天後，推土機與怪手便會蒞臨家門口，一磚一瓦的推倒這些巴勒斯坦居民的避風港。
而猶太屯墾區實如其名，專門建造給全世界猶太民族或擁有猶太信仰的人居住，實行徹底的「排非猶」計畫。雖名為「住宅區」，住在裏頭的居民卻都百分之百擁有「自衛」用途的各種槍械，伊莉雅在帶著我採訪民兵衝突時，總是對我耳提面命：「如果你等下看到士兵，那你不用太害怕，相機就是我們的武器。雖然這些士兵還是常常會攻擊你，有時候會對你噴辣椒噴霧，有時候沒收你的相機記憶卡，有時候對你發射催淚瓦斯彈，但至少他們還是有點『分寸』的。你還是可以繼續採訪，況且你是外國人，他們會對你手下留情一些。可是，若你看到猶太屯墾居民，記得，別管什麼採訪了！快逃，保命才是優先。」
讓屯墾居民能夠這麼橫行無阻的原因其來有自，以色列政府為了確保居住在此的住民能夠感到安全且維持其忠誠度，為他們打造出了一個「猶太屯墾區豁免權」的氛圍。基本上，屯墾居民犯下任何罪行除了會由不同的司法機構執行判決以外，最終鮮少會有實質上的懲處或刑罰產生。
因此，巴勒斯坦西岸武裝衝突最盛的地區，除了各個以色列軍事檢查哨與隔離牆外，就屬於各地的非法猶太屯墾區了。而Beit Eil在「第三次人民起義中」便是衝突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亞拉指指自己的額頭，他的大光頭上有一道淺淺的，但仍可見的粉紅色傷疤。
「這是我在那次衝突的採訪裡留下的紀念品。」他豁達地笑著，那道傷疤顯然在癒合後是個值得他好好炫耀的功績。
伊莉雅瞪了他一眼，「亞拉當時可是把我嚇死了。我還在錄影，他就突然大叫一聲倒下，我一回頭，只看到他倒在地上，整顆頭流血不止。以色列士兵當時對抗議的巴勒斯坦人展開還擊，催淚瓦斯彈瀰漫，導致你什麼路也看不清楚，只聽得到四周的人都在奔逃大叫，我那一瞬間還以為亞拉要死了。」
他們秀出手機裡的影片給我看，伊莉雅當時正用手機直播功能記錄衝突畫面，站在亞拉身旁的他也第一手記錄下了亞拉的中彈實錄。
「你們都常常受傷嗎？」我問。
「是啊，」伊莉雅回答，「我成為記者的這幾年裡，就中彈了好幾次，最嚴重的兩次一次是反彈的彈殼打到我的胃部，讓我到現在都還是有點腸胃問題；，一次是射中我的手臂，我好幾天不能下床，打了好幾週的石膏呢。」
「你爸媽不會阻止你嗎？他們一定很擔心你一個人在外頭吧。」我追問著，伊莉雅身型嬌小，不到160公分的她總是給人一種柔弱的刻板印象。
「他們阻止啊，可是當他們了解了我的初衷、看了我的作品後，他們知道，這是我真正想走的路，也就不再阻擋了。況且，我在外頭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啊，在起義的那幾個月，我和許多記者們都是一起輪流住在不同的巴勒斯坦抗議者家中，無論是抗議者或是記者們，我們都會群體行動，不會落單，有經驗的會帶著沒有經驗的。或許在這裏，我們大家都是各自跑各自的新聞，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工作的獨立記者。但是在這裡，同時也沒有人可以是一名獨立的記者，我們必須互相照看、照顧彼此。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一起活下去。」
作為一名獨立記者，在巴勒斯坦駐點的幾個月中，我第一次體驗到真實的「生命」，也是第一次體驗到非獨而立的獨立記者生活。
一個人隻身降落在幾乎不認識任何人的陌生國土上，還沒有正式與任何新聞社簽約，我帶著一股衝動的「熱血」，和自進入大學起就懷著揣著努力了六年、想成為「戰地記者」的夢想，腦中浮起千萬種自己在想像中可能經歷的一切，全身的細胞都因此沸騰了起來，緊張也使得腎上腺素高升。
甫抵達時，還因為轉機之差丟了30公斤的託運行李。出了機場大廳，全身上下除了錢包證件外，只剩下背著的相機、鏡頭、紙筆與一台筆電。霎時我以為，在幾個月後，除了這些我將記錄下的每一刻以外，我也將是這樣一無所有的離去。
然而，事實上，我卻帶著一身最珍貴的寶物離去——除了採訪記錄下的故事外，還有那些在採訪過程中建立起的友情橋樑。
作為一名在巴勒斯坦的記者，從來沒有人可以獨立作業。在這裡，大家講求的是關係，是情，也是義。每一個採訪故事的來源與資源都是來自許多記者不吝分享的結果，在這裡，儘管沒有衛星無線網路，人們卻搭建起最強健的人脈網路，想找到什麼樣的受訪者，端看自己能夠認識多少好朋友。
每位記者總是無私地告訴你該怎麼聯絡哪位受訪者、互相分享手機裡地通訊電話號碼。在「戰場」上，子彈煙硝的驚險歷程中，我也看見記者與抗議者們總是不分你我、互相保護。儘管大家頭上戴著不同的職業帽子，我們卻都穿著一樣的衣裳——那印著斗大的，我們願為巴勒斯坦發聲的衣裳。
在這裡，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初衷」——究竟為什麼想成為一名獨立記者？
這是個許多人問過我的問題，過去我總是回答：因為我想親自看見那些遙遠的故事，我想用我的紙筆、我的語言，去記錄帶回我看見的一切。
如今，這項初衷不變，但增添了一環：我想成為努力推動改變的一員。雖然以巴衝突不斷，雖然日夜新聞消息裡多少巴勒斯坦人身亡、多少巴勒斯坦人受補仍然只增無減，但是如同其他巴勒斯坦獨立記者所相信的，我也相信，一張照片、一個故事，或許沒有移山的力量，但是當我們越來越多人願意聚焦、願意凝視問題的核心，集眾人之力、一點一滴，我們或許可以在將來一起改變現狀。
作為一名獨立記者，再也不代表我是隻身一人的記者，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唯有一起努力—無論是作為紀錄者的一端，或是閱讀者的那端——只有一起不獨而站立一線，我們才能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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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圖片來源：Cynthia Wang
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