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其琪／ 獨立記者在全球 接到SOSreader與換日線的合作邀請時，我誠然有點驚訝。尤其是要談作為獨立記者的事與自己的記者職涯，我覺得在真正開口之前，必須先坦白告訴大家，我做獨立記者其實不過半年時間，整個作為媒體從業者的職涯，也才兩年半而已，資淺得很。也許我的產量算比較高，最多時曾一個月寫了近5萬字，也幾乎不寫5000字以下的文章，這才給大家留下一個「老是出現」的印象吧。 我是因為Gap Year的原因，才成為獨立記者的。我出生在中國的東南沿海，2015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完碩士，就加入彼時也才剛創立的端傳媒。一年半之後，轉職到金庸創辦的老牌媒體《明報周刊》，直到今年9月才離開香港，準備用一年時間再進修。 「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大學時很喜歡的一本書中有一篇章，是葡萄牙人佩索亞所寫，標題就叫這個。我想這可能也是讀者會對隱藏在故事背後的獨立記者，也就是「旅行者本身」，產生興趣的原因。這個人到底走了多遠的路？她都帶回了些什麼？ 每個獨立記者都是自己的「Project Manager」 我是一個對人生沒有太多規劃，也不太願意按部就班的人。可是有一件事我卻不得不接受，也是在媒體機構做全職記者和做獨立記者的最大不同，就是獨立記者需要做自己的Project Manager，簡稱PM。PM這個詞，在新媒體與數據新聞快速興起的這幾年頻繁地出現，原本是一個與編採部門分工合作、統攬大局的重要職位。 簡單舉個例子，我為端傳媒做過兩個線上民調／遊戲／互動頁面，第一個是我全職時做的，關於中國大陸在香港的「港漂」政治傾向與生活的調查。第二個是今年秋天作為特約撰稿人做的，關於菲律賓籍的家庭傭工在香港的「雙面生活」。這兩個項目，都是由我與編輯負責專題的內容生產，再由PM來擔任我們與攝影師、工程師、設計師等其他同事之間的橋樑。 為端傳媒做的「菲律賓女傭專題」。 在香港的菲律賓女傭中流行的愛情小說。 做菲律賓女傭的故事，把香港這間環球大廈商場的每間店鋪走透。 PM需要一次次與每一方的負責人溝通，找出大家都認為可行的呈現方法，例如拍什麼主題的影片、以哪幾位菲傭的故事作為漫畫的藍本、是否需要記者提供更多現場資料或是協助拍攝等等，再衡量每個人手上的工作負荷，以安排每一環節「交收」的時間。 離開全職工作，意味著你就要做自己的PM。這一次你手上的項目，就是作為撰稿人的你自己。這些工作包括：為自己決定接哪些題目，不接哪些題目；把有限的時間和力氣放在哪個地區、哪種語言的媒體上；搞清楚什麼樣的題目、體裁適合給哪家媒體寫；每一位合作編輯的核稿風格，每一家媒體的讀者定位，以及，你究竟想讓自己維持怎樣的產量，是要全年無休，還是某幾個月停產？這考驗你的溝通能力，當然也包括作為記者的基本功，與採訪對象協調時間與地點的能力。 我曾經因為對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報導興趣，自費到訪台北採訪，本想順路約訪一位獲金馬獎提名的導演，但卻在對方經紀公司答應之後才發現，這位導演最近一個多月都會在北京宣傳，待她再回台北時我已經不在，只好放棄。而我最近訪問的胡德夫，則是原定在我上一次到訪台北時訪問，可對方正巧要專心錄製新專輯，我只好等到兩個月後碰巧又有去台北的機會，才幸而訪到。這讓我體會到，即使與各家媒體的編輯都達成合作意願，但一次半個月的行程就帶回四五篇人物訪問的好事，並不是那麼容易發生的。 今年10月去台北，是我第一次嘗試這樣做，最終也幸運地帶回三篇訪問，包括花蓮的〈阿美族祭師巴奈·母路〉、〈東華大學的傅可恩老師〉，還有〈蘭嶼的女性紀錄片導演謝福美〉。密集的採訪安排和回家之後連續不停地寫作，讓我想起一部我很愛的日劇《偽裝夫婦》裡，內田有紀在劇中有這樣一句：「要知道，隨心而活，是很辛苦的。」 在蘭嶼苦等飛機，也是積累採訪素材。 給中港台不同媒體撰稿的體驗 離開香港的這一年，我最難回答編輯們的問題成了：你base在哪裡？是啊，給自己印製名片的時候，我也想過這問題，最終出來的版本像是物流公司：台北、香港、北京、上海。這當然是因為我貪心，想和中港台我欣賞的媒體都建立合作，於是用名片來告訴對方：這些地方的題目我都可以喔。半年努力下來，我的老東家端傳媒還是刊發我最多報導的媒體，此外還有台灣的「報導者」和《經典》、中國的《南方人物周刊》和《博客天下》，都是我小小嘗試的開始。 而base在哪裡，非常影響獨立記者的接題範圍。 記者不是評論員，文字出來前，無疑需要抵達現場，不論是事件性的新聞，大到爆炸、槍戰、恐襲，小到一場大學民主牆上的論戰，還是人物訪問，現場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現場往往有最集中的信息，你也可以抓到那些錄音筆和採訪提綱之外的東西。例如我在《明報周刊》做全職記者時，遠赴東非調查象牙盜獵，觸碰到被拔出的帶血象牙，聽到軍人踏在叢林裡的腳步聲。還有在香港被快樂的菲律賓移工們圍在中間的身體擠壓感，在花蓮嗅到阿美族祭師身上的米酒香味，在北京的單車製造廠見到令人不適的刺眼焊接光。如果不是在現場，我不可能獲得這些採訪體驗，直接令我的寫作少了銳度。 在北京採訪老單車收藏家。 我選擇base在一個幾乎沒有具影響力的媒體會派駐記者的中國南方小城，僅僅因為這裡是我的老家，可以讓我比較沒有經濟負擔地居住，以脫離全職工作的勞累，有時間與精力準備進修。但隨之而來的代價就是，我每做一個題目，都必須不停地飛。而計算收支，飛一次來回的旅費，通常都需要兩篇長報導的稿費才能賺回。我想，這也是我產量高的原因之一吧。（苦笑） 給三地的媒體撰稿，除了使用繁體中文、簡體中文以及各種英文名稱翻譯的不同（這是件大麻煩事），更要注意的是不同背景的讀者「閱讀底色」的不同。例如，我為《博客天下》的中國讀者寫香港導演許鞍華的訪問，就必須多著筆墨解釋英治時期香港教會學校的狀況，才能讓讀者理解許鞍華的成長環境。再比如，為《報導者》的台灣讀者寫中國不允許某些「敏感歌曲」上舞台，就必須解釋什麼是「歌曲報批」。當然，不同地區的媒體關心的議題也不同，在中國，我目前找到避開審查的方法暫且還有效，就是只寫文藝題材。至於我關注的其他政經議題，就留待我與港台媒體繼續合作吧。 搖擺的主線與母題 我做獨立記者後，曾宣稱自己「什麼都寫」，其實只是說笑。我相信每個寫作者都渴望為自己找到一條寫作的主線，一個纏繞一生的寫作母題。我曾經寫，許鞍華電影的母題，是每個時代的漂流無根。在明報周刊採訪馬來西亞旅港的社運學者陳允中時，我定義他的「國際在地主義」是一種生命態度，乃至一種「流派」。那我的母題是什麼呢？ 剛到端傳媒時，我做的幾乎所有深度報導，都與在香港的中國大陸人，也就是「港漂」有關。我從民主牆的陸港學生大戰，寫到陸生賄選，再把五千多人的民調都做出來，畫出「港漂」們對香港民主的態度圖。可是，我難道只會寫這個主題嗎？到後來，我成為自由記者，也還是有香港媒體找我寫中國流亡在港的導演，中國媒體則找我寫嫁到香港三十年的四川妹子，我發現這也許不關乎我「能」做些什麼，而是人們在渴望看到什麼時，更容易想到我。 我曾和朋友說笑，我說凡是這家媒體找我去訪問的人，十有八九都不是簡單的一個名人、作家、導演、學者，一定是這個人身上涉及了什麼邊緣、漂流、國族、身份、夾縫，編輯才找上我。朋友還建議我，以後可以把這類型的訪問集結成冊，書名就叫《邊緣、漂流、國族、夾縫》。我想若真有這一天，不知可以請到哪位好朋友來採訪我一次，也好好寫一寫我身上的邊緣、漂流、國族、夾縫。這大概真是我的母題了。 母題之外，還有主線，也就是你擅長哪一些議題，例如許多主流媒體現在還這麼劃分的教育線、財經線、時政線、國際線等等。由於在明報周刊時做的非洲象牙專題是我傾注最多心血之作，許多採訪時結識的好友還在不斷向我提供最新資訊，我曾想過，環境議題也許可作為我的主線。 每個編輯腦海中都有個作者名單，對獨立記者來說，對外界確立自己的主線，能讓編輯快速、精確地定位你的接題範圍，好在需要的時候找到你。但很快我就發現，我對寫作議題的興趣太廣，很難真的給自己確定主線。比如說，因為打算進修的研究興趣是南島文化，我最近寫了非常多的原住民訪談。二十幾歲，最不怕的就是從零開始。反過來想，找不到主線似乎也可理解為，我還沒有不願去嘗試的議題，但願如此。 在這個新平台寫作，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回到開頭提過的葡萄牙人佩索亞，在「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之前，他還寫了這一句：「生活全看我們如何把它造就。」 《獨立記者在全球》專案合作，我們在等你：請將簡單自介（或履歷），與已發布之作品（影音或文字均可）連結，同步寄至commonwealthcrossing@gmail.com／editor@sosreader.com ，並於信件標題標註「獨立記者在全球合作記者申請」即可。履歷形式不拘，但由於專案採跨媒體合作邀請制，需一至兩週之作業期，若來信兩週後未能獲邀加入專案，恕不另行通知。 【換日線 X SOSreader】《獨立記者在全球》 所有圖片來源：金其琪 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