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6|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釀影評｜滔滔不絕６小時卻什麼也沒說的電影，豈非垃圾？──評《DAU：退變》的藝術危機與困境

傳說中的超大型社會實驗電影《DAU：退變》（DAU. Degeneration），終於在今年秋天來到台灣，由「giloo 紀實影音平台」與「2020 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ANIMA」聯合策劃這場獨家放映。甫於 9 月 27 日結束的這場映演活動，就台灣文化藝術圈而言實屬難得機會，不僅讓台灣影迷可以一睹為快，更能讓這部「充滿爭議」的電影在台開啟討論契機。

時間回到今年春天，《DAU：退變》於柏林影展放映時便掀起了滿滿的爭議討論。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耗時 15 年籌攝 DAU 系列電影，舉辦了近 40 萬次的試鏡，選出 400 名主要演員與 1 萬名臨演。所有人在烏克蘭近郊的 1 萬 2 千平方公尺大型片場中，實際生活了 3 年多的時間，融入舊蘇聯時代的生活方式。據聞《DAU：退變》的原始拍攝素材長達 147 小時，最終剪輯成 6 小時。加上極度獵奇、官能爆發的影像畫面，《DAU：退變》無論是形式或內容皆在挑戰觀影尺度。

整個拍攝計畫儼然是一場社會實驗，所有演員生活在一個複製出來的蘇聯時空中，經歷著共產威權主宰的秩序並激發出超乎人性的精神噴射──這場關乎道德與藝術的爭議由此展開。儘管導演一再聲稱「沒有任何人遭遇任何虐待」，逐一駁斥外界的流言蜚語，卻依然止不住觀眾的怒火。紐約時報指出，《DAU：退變》在今年柏林影展的映後討論時，便有觀眾指控導演對演員造成了心理創傷；更有甚者，指控他「精神變態」、「惡意操縱」，使他忍不住回擊：「那是你覺得被操縱，不是我。」外媒對此亦頗有微詞，撇開整個電影計畫所衍生的「傾害疑雲」，影評多聚焦在電影本身的藝術困境。英國衛報評論認為《DAU：退變》花了兩倍的篇幅覆述《DAU：娜塔莎》（DAU. Natasha）的內容，已無任何意義；更重要的是，電影結尾所揭示的毫無意義的殺戮，已公然挑戰了電影自身的存在價值。

「電影有責任向大眾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淪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破壞份子。」──英國衛報評論如此說道。我不僅同意這個說法，更想由此開啟我對《DAU：退變》的批評論述。

長達 6 小時的電影一共分為 9 個章節，故事主要圍繞著一群科學家在烏克蘭秘密實驗室進行的「超人實驗」。隨著實驗進程，事態推移越發激進，不僅是整個實驗開始出現電擊、屠殺等行為，這些被關在實驗室的科學家、官員與食堂工人也紛紛沈迷在酒精、性愛與狂歡中。實驗室新任所長 KGB 上任後，原本狂歡的氣氛開始轉為史達林式的專制嚴肅，他要求所有年輕科學家必須剃光頭「服從威權」，在他的主導下，一群「新納粹份子」逐漸成為實驗室的暴權核心。他們不僅威脅女性「要把她們丟入豬圈」，更藉由一場場的血腥殺戮來展示威權的恐怖與暴力。

誠如電影開場的畫外音所言：「共產主義本身就是個狂熱宗教」，《DAU：退變》的敘事主軸即為「展示共產威權介入人類思想體系所造成的破壞」。然而，《DAU：退變》只展示了恐怖，而忽略了「思想建構」背後的人性計算──這也是為何觀眾無法明白「何以片中出現大量不明所以的性愛、狂歡與屠殺畫面」。尤其是片尾那令人難以忍受的屠豬場景，那些新納粹份子一邊斬首、一邊唱著歌頌科學的曲子──沒有任何的意義，僅剩「為殺戮而殺戮」這單薄而輕浮的理由。

我們無法理解電影人物出現極端暴力行為背後的人性動機，以至於每個人看似躲藏在一個「國家機器」背後，淪為集體意志的劊子手。「平庸的邪惡」再次浮上檯面，我們彷彿可以聲稱《DAU：退變》就像一面照妖鏡，映照出過去與現在的所有威權體制。但，《DAU：退變》及其整體電影計畫絕非「歷史的縮影」，而是一面充滿惡意的鏡子。如同我們批判希特勒政權，必須將「威瑪政權」留下的時代情緒納入討論；我們批判文化大革命時，必須理解中國內戰結束後所遺留的價值重構問題；我們批判白色恐怖時，同樣要理解冷戰結構下的自由中國是多麽充滿思想矛盾。「前有因，後有果」，歷史批判絕非「斷章取義」，就像《DAU：退變》開場聲明「共產主義本身是一種狂熱宗教」，卻拒絕說明這份狂熱來由為何？

當然，你可以說這一切都不在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導演的創作理解層面；更多時候，我以為是那些現場即興而生的事件及零碎的敘事剪接，致使整部電影看似在一個統一的敘事架構中，實則內部邏輯紊亂、動機不明。這裡再次浮現爭議──雖然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拒絕承認自己對電影項目的主宰權力，卻依然無法擺脫導演身份對電影作品的詮釋權。同樣撇開「傾害疑雲」不提，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以 DAU 系列作品批判共產威權，其弔詭之處便在於「以電影仿造威權體制的破壞力，導演自身卻和沈默大眾一樣，躲在集體意志背後」。

這便回到了一開始的批評論基，我們認為電影有責任要向大眾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淪為破壞份子，最終留下滿目瘡痍的場景予觀眾，走出戲院後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創作者又一再強調「這才是最可怕的」。事實上，現實生活遠比《DAU：退變》的內容來得更為可怕而鮮明。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自己也清楚明白這點，他對紐約時報說道：「相較我們的現實世界，DAU 根本沒什麼，簡直是小兒科。」這使我們不禁懷疑，DAU 的問世有其現實目的：使我們關注眼下的政治問題。

我完全同意《DAU：退變》的問世，再度提醒世人理解當代國家／國族主義的擴張現象，背後其實是歷史留下的遺毒。尤其是 21 世紀上半葉突然驟升的「新冷戰」現象，牽涉了白人種族至上與新移民問題；或者是「大國崛起」背後，「實踐中國夢」的民族情緒呼應著共產威權的復辟。而就在上個月落幕的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爆發舞弊，白俄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雖獲俄羅斯政府支持，歐盟卻於近日選擇制裁，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歐盟將採取行動對付阻擋民主之路的人。」誠然，白俄專制政權擴張的危機，也一再呼應了「萬年不敗」的普丁政權。

沒有錯！相較現實生活，DAU 簡直是小兒科。當我們打開電視、登上社群軟體，迎來的死亡消息遠比電影來得多而鮮明恐怖時，試問我們為何需要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