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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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研究生，專長華語電影史研究。文章散見於《Fa電影欣賞》、《放映週報》及《關鍵評論網》，曾任金馬影展文字採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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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歷史的既視感竟如此強烈！《梅艷芳》中缺席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幽微的九七大限焦慮、或者是 2003 年的抗 SARS 戰役，這些都是港人一路走來的歷史歲月，而成為了巨大的電影符碼（存在／不存在皆是）影射著遭遇政治巨變、新冠疫情衝擊的現時香港。梅艷芳一句：「我會待在香港」撫慰了多少現今港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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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芬奇所執導的《曼克》重探這段影史秘辛，從兩個切入點叩問影史所留下的疑問，其一「為什麼是赫斯特？」，其二「為何曼克維奇原先放棄掛名權利，事後卻反悔而極力爭取？」。藉著以上兩個疑問，《曼克》開展了它的敘事走向，從曼克維奇的視角出發，帶領觀眾理解他在三〇年代的派拉蒙片廠如何風光一時、才華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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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選擇為愛赴死，他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填補阿部定內心的空洞，一如世人怎麼做都無法遏止逐漸瘋狂的時代，所有的欲力（libido）投射都落入空集合，只能以不停的、瘋狂的性愛（殺戮）來催生欲力，這種無限的失落循環，構成了《感官世界》的本質意義。所有的性愛、所有的感官（sense）都是為了覺察（senses）
我們認為電影有責任要向大眾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淪為破壞份子，最終留下滿目瘡痍的場景予觀眾，走出戲院後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創作者又一再強調「這才是最可怕的」。事實上，現實生活遠比《DAU：退變》的內容來得更為可怕而鮮明。
在眾多新寫實電影作者中，費里尼是一名不斷打破規則的作者。最終他掙脫了新寫實的美學包袱，不以狄西嘉式的人道主義為創作核心精神，而以非寫實的夢境、幻想書寫，探詢並企及一種烏托邦式的真理境界──即巴贊所言的天使意象。簡言之，信仰是費里尼畢生的電影命題，它指出了天使與魔鬼如何在當代與後現代社會中浮現與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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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導演技法而言，1985 年邱剛健自編自導的《唐朝綺麗男》則是「歐陸荒誕電影在台灣」的一次巧妙實踐。電影開場描繪了送葬隊伍從鏡頭前經過，邱剛健以「白面黑斗篷」將往生者家屬打扮成死神樣貌。緊接著，一群黑衣人撐開粉色紙傘旋轉，如此的「荒誕造型與敘事」竟讓人直接聯想到費里尼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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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狄西嘉當然改變了，隨著影壇風向的轉變，他將社會寫實電影揉進了義大利強勁的喜劇傳統，在嬉笑怒罵中灼見社會困境與人性脆弱。他更挑戰了弘大歷史，《烽火母女淚》與《費尼茲花園》中奏出了時代的輓曲。不知不覺，狄西嘉離我們而去也四十五年了，我總覺得一代電影大師的影響力莫過如此，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很難想像歷經大戰毀滅後的義大利，「一台腳踏車被偷了」竟然能構成一個故事，還拍成了電影！是的，狄西嘉導演走過了砲火隆隆、百廢待興、經濟起飛的義大利，在「眼看那樓塌了」又「眼看他起朱樓」的歲月中，他以豐厚的人道關懷精神，透過電影時而尖銳批判道德與社會，時而在人物笑鬧聲中，抓出生活的悲涼以及溫暖。
《疏離》以五張字卡分段描述一名男子（高辛甬）隱晦的自瀆，冷眼凝望工人吃力推車，其後遇上一場車禍，被撞飛到電線竿上，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般滑落。我們看到邱剛健電影中永恆出現的母題：「性與死亡」。這個強烈的作者風格早在 1960 年代便已定調，以「性」挑釁、褻瀆上帝，讓我們看到一種「溫柔暴力」的電影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