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殿安

楊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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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研究生,專長華語電影史研究。文章散見於《Fa電影欣賞》、《放映週報》及《關鍵評論網》,曾任金馬影展文字採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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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歷史的既視感竟如此強烈!《梅艷芳》中缺席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幽微的九七大限焦慮、或者是 2003 年的抗 SARS 戰役,這些都是港人一路走來的歷史歲月,而成為了巨大的電影符碼(存在/不存在皆是)影射著遭遇政治巨變、新冠疫情衝擊的現時香港。梅艷芳一句:「我會待在香港」撫慰了多少現今港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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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芬奇所執導的《曼克》重探這段影史秘辛,從兩個切入點叩問影史所留下的疑問,其一「為什麼是赫斯特?」,其二「為何曼克維奇原先放棄掛名權利,事後卻反悔而極力爭取?」。藉著以上兩個疑問,《曼克》開展了它的敘事走向,從曼克維奇的視角出發,帶領觀眾理解他在三〇年代的派拉蒙片廠如何風光一時、才華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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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選擇為愛赴死,他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填補阿部定內心的空洞,一如世人怎麼做都無法遏止逐漸瘋狂的時代,所有的欲力(libido)投射都落入空集合,只能以不停的、瘋狂的性愛(殺戮)來催生欲力,這種無限的失落循環,構成了《感官世界》的本質意義。所有的性愛、所有的感官(sense)都是為了覺察(s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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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電影有責任要向大眾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淪為破壞份子,最終留下滿目瘡痍的場景予觀眾,走出戲院後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創作者又一再強調「這才是最可怕的」。事實上,現實生活遠比《DAU:退變》的內容來得更為可怕而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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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新寫實電影作者中,費里尼是一名不斷打破規則的作者。最終他掙脫了新寫實的美學包袱,不以狄西嘉式的人道主義為創作核心精神,而以非寫實的夢境、幻想書寫,探詢並企及一種烏托邦式的真理境界──即巴贊所言的天使意象。簡言之,信仰是費里尼畢生的電影命題,它指出了天使與魔鬼如何在當代與後現代社會中浮現與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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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導演技法而言,1985 年邱剛健自編自導的《唐朝綺麗男》則是「歐陸荒誕電影在台灣」的一次巧妙實踐。電影開場描繪了送葬隊伍從鏡頭前經過,邱剛健以「白面黑斗篷」將往生者家屬打扮成死神樣貌。緊接著,一群黑衣人撐開粉色紙傘旋轉,如此的「荒誕造型與敘事」竟讓人直接聯想到費里尼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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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狄西嘉當然改變了,隨著影壇風向的轉變,他將社會寫實電影揉進了義大利強勁的喜劇傳統,在嬉笑怒罵中灼見社會困境與人性脆弱。他更挑戰了弘大歷史,《烽火母女淚》與《費尼茲花園》中奏出了時代的輓曲。不知不覺,狄西嘉離我們而去也四十五年了,我總覺得一代電影大師的影響力莫過如此,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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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像歷經大戰毀滅後的義大利,「一台腳踏車被偷了」竟然能構成一個故事,還拍成了電影!是的,狄西嘉導演走過了砲火隆隆、百廢待興、經濟起飛的義大利,在「眼看那樓塌了」又「眼看他起朱樓」的歲月中,他以豐厚的人道關懷精神,透過電影時而尖銳批判道德與社會,時而在人物笑鬧聲中,抓出生活的悲涼以及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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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以五張字卡分段描述一名男子(高辛甬)隱晦的自瀆,冷眼凝望工人吃力推車,其後遇上一場車禍,被撞飛到電線竿上,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般滑落。我們看到邱剛健電影中永恆出現的母題:「性與死亡」。這個強烈的作者風格早在 1960 年代便已定調,以「性」挑釁、褻瀆上帝,讓我們看到一種「溫柔暴力」的電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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