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王浩宇！罷免黃捷？—罷免制度引發的民主問題

〈王浩宇罷免案〉的問題點在於：

1. 縣市議員是「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意即【一人一票，當選人數為複數】。問題來了：「為什麼候選人是複數，我們卻只能投一票？」因為縣市議員要選出的並「不是」一個出來帶領所有人的英雄（市長）或最多數人的領導共識（總統），而是要在市政經營上，將民主社會本有的複雜、多元的意見，反應到在市政討論的層次。因為多角度的觀點，導致看待問題能有更全面的視角，也顧及到每一個少數群體的普遍經驗，市議員得以為市民中所屬的「不同社會階層」發聲。換句話說： “市議員代表的是各式小眾的民意，匯聚到市政形成對市府的監督”
2. 以2018年桃園市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陳學聖在第七選區的得票數88,154（總投票人口的27.3%）來算，罷免王浩宇的票數只少了3,572張票。 （民進黨候選人鄭文燦的得票數是94,164，總投票人口的29.2%）理論上來說，只要國民黨能順利將得票票數全數轉換為罷免票數，除非王浩宇能在此選區獲得超過市長候選人陳學聖的「反對罷免」票數。不然，只要動員效果出現，鐵定罷免成功。 我不確定我的理解有沒有問題，但是王浩宇面對罷免的狀況，顯然是徹底的無能為力。因為只要選區內有四分之一的力量反對，王浩宇「絕對」不可能靠個人的力量將「反對罷免」的票數，從5.1%提升至至少25%的五倍以上票數漲幅，畢竟就連市長當選人鄭文燦也只拿了總人口票數28.7%的選票。也就是說： “總投票人口四分之一的罷免門檻一過。被罷免人幾乎是無能為力的。”
3. 這也是我覺得奇怪的點，為何採取「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產生出來的市政民意代表，會和單純「多數決制」產生出來的市長選舉，有一樣的罷免門檻？簡單地說，我認為： “原本就只代表「部分」市民的民意代表，和代表「絕大多數」民意的市長，因為功能的不同，本來就不應該有一樣的罷免標準。因為理論上代表部分市民的利益，意謂著容易得罪其餘的多數人，而這位候選人，有別於「多數決制」產生出的候選人，他本來就只應該對那些支持他的人負責。”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是否適用和「多數決制」一樣的罷免辦法？ 要知道即使當初市議員選舉得票數最高的魯明哲，也僅拿了總投票人口7%的得票率。

結論：

1. 既然選舉制度不同，是否應該要有不同的罷免辦法。不然像王浩宇和黃捷這種本來就代表「市內部分民意」的市議員，在面對這種罷免制度的時候，幾乎無能為力。即使試圖拼過反對罷免的門檻，也必須在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態下，拼到「多數決制」的層級。
2. 也就是說，從縣市層級的民主制度觀點來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和「多數決制」不應該適用一樣的罷免辦法。我認為有一個可能的解套辦法，在縣市議員罷免的時候，維持「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同時不採用現行的「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的方式；而是改採用「上屆選舉最低當選得票率」經由總人口數換算，即使同意票超過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只要超過當選概率，就算罷免失敗。 換算成此次罷免案： 上次最低得票率3% X 總投票人口327758人 = 9,852人 “只要同意票數達9,852人，即使贊成罷免的票數超過四分之一，仍然必須宣布罷免失敗。”
3. 採用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不只按照多數人的喜好決定，也同時維護部分人的原始利益，也讓被罷免者有應對的機制和公平的遊戲規則。相信對王浩宇來說，16,292張選票拿到9,852張，或說從現有不同意罷免的7,128張選票，努力一點補上2,725張選票，並不是這麼的困難。 “否則依照現行罷免制度，雙方都能使用多數暴力的情況，很容易無限上綱，造成台灣社會政治混亂，並無端地增加社會成本。”
4. 本篇並不是要幫王浩宇說話，但他確實在現行制度下被卡死，無法積極對被罷免一事運作，因為最容易安全下莊的的確是冷處理。某個程度上來說，王浩宇能弄到超過四分之一選民的罷免票，在台灣還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但我考慮到的理性層面是當初的「投票者」在這種情況下，選票從「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被轉值成「多數決制」的不合理性。”
5. 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希望在兩天後的黃捷罷免案前，先講講自己的看法。理性上來說，只要「同意罷免黃捷的票」催出四分之一，我不覺得沒有政黨奧援的黃捷能催出超過四分之一的票。 上次鳳山區所有國民黨的得票數是總投票人口的是32.3%，而民進黨+時代力量＋基進黨的得票數是總投票人口的34.3%，扣除基進黨為31.6%。只要催出超過四分之一的罷免票，我不覺得黃捷爭取反罷免票的能力，能從2018的18,420張票，進步到72,892張票，這是原始票數的的3.95倍。要知道，陳其邁在高雄市長補選，也只不過在鳳山區拿了82,698張選票。 “所以，這次的罷免案幾乎是很單純的看國民黨的動員能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