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敏佳攝影）
高中時候瘋魔起來聽老搖滾，零用錢都拿去買了錄音帶。一有空就掛上耳機，栽進音樂，對周圍世界充耳不聞。有時候聽得滿腔感動，抬頭四顧，同學各忙各的，沒有人知道我耳裡是多麼美麗壯闊的風景。聽得多了，各種感動不斷疊上去，愈來愈滿，總要尋找宣洩的出口，於是拿出紙筆胡亂寫起來，或者拉著鄰座同學絮絮叨叨講起搖滾進階賞析指南。
總有說不下去的時候，便拿出隨身聽，按下PLAY。左右耳機一枚塞自己耳朵，一枚塞他耳朵，一邊開講：「這句說的是這個意思......你聽這個鼓到這邊才出來......等一下喔，吉他solo要來了......是不是超厲害！......還沒完喔你再聽這邊這邊！......」鄰座同學好脾氣，不曾拒絕我強迫他塞的那半邊耳機，往往在我自high不已、口沫橫飛的時候，他卻一臉茫然，歉然微笑，頂多勉強說幾句不著邊際的評語。我呢，好像也不真的在乎他聽進去了沒。有個人願意聽我說一說，也就夠了。
幾年之後，我變成了電台DJ。那彷彿是把當年分一邊耳機給鄰座同學聽的這個動作，放大很多很多倍。世間再也沒有更棒的事情了：不但可以和千萬人分享衷心喜歡的歌，一口氣說個過癮，居然還有錢可拿！不過，畢竟和當年強迫鄰座同學聽歌不同：做廣播，看不見另一邊的表情是茫然或喜悅，更不知道另一邊到底是哪些人──打從十八歲入行，這些年我從來都不知道收聽率多少，節目排行第幾，更不知道究竟多少人在聽我放歌念叨。關上播音室的隔音門，獨自對著麥克風自說自話，只能隱隱想像對面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剛剛打開收音機，正帶著點兒好奇，無可無不可地聽著。一旦覺得無趣，他們隨時會轉台他顧，永不回頭。
我希望自己的節目可以維持他們的好奇，讓他們捨不得轉台。我曾開車聽雷光夏的節目，已經到家門口，聽得入迷，於是開進車庫熄了火，聽完節目才上樓。我希望自己的節目也能這樣：不故意討好，不關門自high，聽起來舒舒服服，聽完的收穫卻可以實實在在。
後來，我曾聽一位音樂圈前輩說他有一次開車聽我的節目聽到入神，乾脆把車停到路邊，專心聽完才繼續上路──那是對我來說最貼心的恭維了。
真要混的話，廣播或許是最好混的媒體。說說話、放放歌，哈啦一下時間就過去了。況且聽眾打開收音機，多半不是為了什麼醍醐灌頂的啟蒙之聲，而是打發時間，排遣無聊。想來沒有太多人會計較主持人遣詞說話是否有條理，放歌是否會順帶介紹一下作品，播歌接歌是否有合理的邏輯和節奏。更別說有些電台播出曲目根本是電腦排好的，主持人連選歌權都沒有，只能串串場。那又怎麼樣呢？這原本就不是一個宜於安身立命的職業。在台灣江河日下的媒體圈，廣播主持人的待遇，尤其微薄得近乎可笑。那些知名的廣播主持人，多半另有謀生門路，圖的自然不是那點主持費，而是媒體影響力。
話說回來，要把廣播這個媒體做細、做好，或許也最難。一切光憑聲音，聽者稍一恍神，就無跡無痕地過去了。在「前網路」時代，電台是最重要的音樂訊息來源，多少青春耳朵守著收音機，就為了等一首心愛藝人的新歌。DJ就是坐在雲端的神，讓音樂的甘露普降凡間。後來，網路擁有千百倍的威力，再也不用守著收音機，輕輕鬆鬆便能找到十輩子聽不完的歌。廣播節目若不能提供聽眾更獨特、更紮實、更有意思的內容，被淘汰也是理所當然。
可嘆這些年，台灣娛樂媒體全面崩壞，面子裡子都不要了。幾年前陳昇來上節目聊新專輯，提到他要去錄一個電視綜藝節目，製作單位傳來密密麻麻好幾頁腳本，他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都沒看到「音樂」兩字，不禁懷疑自己去那邊到底是幹嘛。伍佰上次出專輯來上節目，我聊到關於吉他的問題，他說：馬世芳你知道嗎？上了這麼多通告，你是唯一一個問到「吉他」這兩個字的人。我簡直驚駭莫名，在我心目中，伍佰應該是中文世界最知名的吉他手，影響多少孩子買了生平第一把電吉他！
十幾年前開始主持「音樂五四三」，是我初次嘗試在節目裡邀訪音樂人。他們上我的節目，多半特別高興、特別健談，原來他們跑宣傳上通告，能夠深入聊音樂、談創作的機會，卻是少之又少，無怪乎歌手多半視宣傳期為畏途。我發現，無論傳奇巨星或是獨立樂團，只要把對方作品聽熟，專心問問幕前幕後的所以然，既不輕佻窺私、也不大驚小怪，他們幾乎都會掏心掏肺、知無不言，聽眾便有了不一樣的收穫。
流行音樂貌似小道，真要細細探究，底蘊卻可以很深很深。所謂認真樂迷，就是對那底蘊有感覺，願意「知其所以然」的人。我願作一條通道，讓我在乎的音樂人的心思，能被願意在乎的人聽見、聽懂──這是我十六歲就想做的事，而今如願以償，不亦快哉。
（2017年初寫給《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