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洪席耶在二十世紀末專注於政治哲學,提出以「歧義」(dissensus)代替「共識」(consensus)之語言內部策略,千禧年肇始,洪席耶更展開一個跨領域冒險-從政治跨足至藝術文學,探討內建語言和外在現實的錯縱連結,發展相對「去政治」(a-politique)純粹美學的《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 2000),反對以美學隔閡現實與藝術之《消失的線》(Le fil perdu, 2014),探索現實主義精神藝術的《虛構邊界》(Les bords de la fiction, 2017),而於當今2021年,洪席耶更出版一本訪談錄-《文字與錯誤》(Les mots et les torts),再次震攝法國學界,這位退休教授提出假設-若語言塑造思想,思想如何成為錯誤?
身為68學運世代健將,青年洪席耶似融會當時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思潮,以索敘爾「語言」美學研究,顛覆沙特存在主義本體論。然而時至世紀交替,千禧開始,洪席耶於臨界退休時,思想似乎發生某種逆轉-從純粹美學先導,轉向藝術思考先行,尤其尋求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共振,也就是面對菁英組織的「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 politique),試圖以民間自發「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作為精神回應;千禧年後的洪席耶甚至大膽連結後現代亟欲切割的啟蒙時代,試圖以當代甚少人提及之席勒浪漫狂飆人文主義,翻轉法國經院絕對理性主義;洪席耶爬梳法國大革命發生之背景,正是面對藝術菁英如何華麗結合王族政權,創造幾何唯美的凡爾賽花園,以「美學至上」心領神會、漂亮展演「絕對君權」。洪席耶認為,相對法國菁英機構的「反自然」美學,康德哲學如何可能「返自然」,融會不用對立的人造藝術與自然現實,成為將臨革命世紀的思想動能。新世紀的洪席耶,大膽翻轉至後現代「美學至上」的對面-啟蒙時代的席勒狂飆,康德的自然道德,十九世紀的現實小說,這位哲學家甚至於年屆八十,似又展開一個重要逆轉,如何可能結合二十世紀矛盾,融會後現代語言美學,與現代無意義存在本體?
若說柏拉圖《理想國》烏托邦菁英語言,為青年洪席耶於二十世紀末,發展底層人民(plébéien)語言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亞里斯多德《詩學》千年菁英美學,成為洪席耶於新世紀肇始,破除藝術與現實隔閡,一種「藝術政治化」的首要批判對象。亞里斯多德《詩學》將藝術劃分兩個類型,一個為專屬菁英貴族的悲劇,另一為專屬人民百姓的喜劇,前者展現人類高貴的命運奮起,後者則是表達現實日常的混雜可笑,如此「嚴格階層秩序」,可說主導西方藝術兩千年發展,例如呈現一個又一個風起雲湧的帝國美學,如亞里斯多德自己得意門生,亞歷山大開創希臘化時代(Époque hellénistique),羅馬帝國榮耀古典榮光,太陽王凡爾賽花園輝映絕對理性,到拿破崙第一帝國獨尊新古典主義,時至二十世紀,我們似完全可以加上第三帝國(Troisième Reich)如何試圖回歸古希臘美學,和法西斯(l'Italie fasciste)純粹美學如何重振羅馬榮光… 後現代美學面對與西方帝國相互輝映的菁英《詩學》,不僅自我放棄批判思考,更提出回歸經典本身之「文本愉悅」,似一派樂在其中;鑑此,洪席耶於千禧年肇始,思想成熟轉變之際,追尋與班雅明之思想結盟,提出「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將班雅明之菁英《詩學》「靈光消逝」(perte de l’aura),從二十世紀大鳴大放電影,向前延伸至十九世紀的現實小說,藝術如何失去其神聖的宗教功能,轉向社會的政治功能。洪席耶將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現實主義小說,大膽連結至班雅明提出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攝影和電影,朝向破除《詩學》分隔日常現實與菁英虛構之階層劃分,不惜以「不純藝術」為代價…
若2000年出版之《感性分享》,代表洪席耶和班雅明的正式思想結盟,其2021年出版的《文字與錯誤》,則可能秘密連結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思想,洪席耶當今主要的競合對象。如從哲學小書《從人到動物之開放》(L'Ouvert : de l'homme et de l'animal, 2002),至九本終身大作《牲人》(Homo Sacer, 1998/2016),阿甘本長期探索,亞里斯多德《詩學》不僅將藝術分割為菁英悲劇和人民喜劇,更在根本結構上,更將語言分隔成菁英「邏輯」(logos)和底層「聲響」(phonè),前者以邏輯技術統領社會,如接受良好教育的貴族階層,後者只會發出生命需求的叫喊,如奴隸和動物。阿甘本認為,如此將語言分層,呈現西方思想千年的菁英帝國發展和底層社會問題,因將語言分為邏輯技術和聲響噪音,不僅將人類分割自動物之外,創造出菁英超越自然之無限想像,更將人與人的關係階層化,讓社會階級差異理性化,得到一種引經據典的語言哲學文本基礎,造成西方的物質虛榮與精神問題。洪席耶近年似受到阿甘本著作影響,也開始關注到《詩學》的語言技術操作,於年屆八十,宣稱:「若政治對我而言有所意義,那不是以誰持有『邏輯』(logos)來定義,而是將『邏輯』與『聲響』(phonè)之對立,作為問題本身。」洪席耶和阿甘本之新世紀思想對弈,在《詩學》菁英語言問題意識上,似得到一種精神共振…
洪席耶長期思考「書寫外界」(l’extériorité de l’écriture),嘗試探索內建書寫和外界現實之接觸,如何碰撞出「惡」… 柏拉圖「理型」的想像書寫,與「書寫外界」接觸,不斷導致「間隙」(écart),相互造「惡」;一方面,天地不仁之現實無常,成為菁英永遠無法企及完美烏托邦之「惡」,另一方面,菁英語言建構之國家機器擴張,也成為大塊無為、自然環境掠奪之「惡」。如此「理想」書寫和無意義現實之碰撞,不僅產生出之意外之「惡」,更碰撞出令人尷尬之「不宜」-相對高貴之菁英語言,「不宜」作為底層話語或動物叫喊,終成翻轉菁英典範的底層動能…
方言(l’idome),成為洪席耶「不宜」語言的探索方向。面對國家機器菁英語言,「方言於低層人民場景,成為一種超過和缺陷。」然而就是這樣「超過」的底層話語,於語言結構和無意義現實,衝撞出一種「不可言說」、「無法穿透」的生命動力,超越菁英語言結構之「理型」想像,展現出一種於大塊無為、自為煥發的「他者力量」(puissance de l’autre)。洪席耶認為,「不宜」可能就是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提,語言結構衝撞異質世界,遺留「無法償還之債」(dette insolv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