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12/05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坂本龍一眉來眼去但David Bowie卻總是已讀不回的《俘虜》算是同志題材嗎?

前一篇聊到《消失的情人節》究竟是否涉及性騷擾,個人的回答原則上還是立基於「從作品本身的設定去看,是否前後可以自圓其說」,而該片儘管設定上沒什麼問題(最可議的大概是為何女主角搭公車時,沒認出司機就是每天去寄郵票的那個人),但其他安插的橋段的確有無聊當有趣的嫌疑。
這樣的區分對個人而言是蠻重要的。因為拿寫實甚至法律的標準未經審慎思考地去檢視一切,就事論事而言,就是拿自己的邏輯或標準去套用在他人或一切事物上。就一個更大的脈絡來說,性別議題不是不能談,但要談對問題和細節,否則就只是淪為人云亦云;但正確與否和政治正確未必總是畫上等號。
然而,個人更關心的是文本解讀問題,所以想把問題意識擺在「近來這一波性別意識的流行,是否會對作為文本的電影造成過度解讀」這件事上。而日前上映的大島渚代表作《俘虜》數位修復版,大抵是坂本龍一和David Bowie這樣的組合實在太豪華又太罕見,所以在同溫層之間的票房頗為驚人。
《俘虜》及其原著《種子與播種者》的時空背景
但這部片真的可以視為是一部同志片嗎?當然可以。因為誰說一定要兩人愛得死去活來才算是同志片?單戀也是感情中最常見的關係之一,甚至更能凸顯出性少數在過去的日常生活、以及軍營如此唯直男的紀律是從的環境下的處境。
但既然《消失的情人節》有被性別議題的政治正確不明就裡地檢視的問題,《俘虜》會不會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呢?
當然,這部改編自《種子與播種者》的電影,一方面既然是改編作品,也就使得討論上更為困難。但原文書名卻也給了我們啟示和重點,畢竟電影的形式著重在視覺為主的外在事件,除非導演很愛用不斷OS這種便宜行事的手法;小說卻恰恰相反,主角或敘事者視角的內心陳述往往是內容的重點之一。
也許這部於1963年出版,撰寫於二戰時的作者Laurens van der Post親身經驗的作品,其書名就已經點明了他所想要講的重點;然而必須同時考慮的是,即便作者和大島渚都不是同志,但不代表作品中由坂本龍一演出的軍官就不是。而且作品中設定的場景是二戰時的軍營,同志的情愫是被絕對禁止的,這也是為何一開始會有軍人擅闖牢房性侵男性囚犯被處決,在處決的當下受害者卻當場崩潰為加害者求情的橋段。
而且在性別運動蓬勃發展前,當時的社會風氣多少會決定作品的寫作方向。例如楚浮(François Truffaut)在七零年代的作品《日以作夜》(Day for Night)同樣重點是放在劇中劇上,但片中對白對同志議題的著墨,卻也僅只一句對白輕描淡寫地帶過,其餘的相關支線情節都只以戲劇動作交代。
《俘虜》中日本軍官的難言之隱
當然,無論在《俘虜》或其原著《種子與播種者》中所採取的視角,既然都不是日本軍官本人,我們也就無從知道他究竟是否是同志;但從他原本平和馴服的個性,在見到由David Bowie所飾演的俘虜後,就逐漸變得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來看,即便他不是同志,他深深著迷於這位俘虜的確是最好的解釋。
而大島渚在鏡頭語彙上也盡力地暗示這樣的關係。打從他在法庭上見到David Bowie受審的那一刻,那一顆從受審者背影一路推向坂本龍一臉部表情特寫的鏡頭,就已經隱然地點明了他心裡是如何盪漾(也許他那誇張的眼妝也是暗示的一部分,但若真是如此,這樣的暗示未免太過刻意,所以不予評價)。
而日本軍官就這樣由於不能說出自己對對方的渴慕,所以到最後情緒近乎失控。畢竟無論是兩人軍官與俘虜的關係,或是客觀的二戰軍營如此的外在環境,都不允許他表露他內心真正的想法;而劇中對性侵犯的誤判以致於處決,想必也只會把他的情緒逼得走上極端。
俘虜的自我救贖及其境界
但日本軍官內心的波瀾,終究只是這部片的一個環節,儘管這個環節非常重要。就好像大島渚應該不是同志,原則上他也是持反戰的立場,否則就不會有《感官世界》中男主角對行軍的隊伍不屑一顧的橋段;但對於一個好的創作者而言,他們總是非常清楚要怎麼樣鋪排這些和自己不同的立場的角色,以製造出作品的層次並進而邁向自己真正想要闡述的結論或宗旨。
這大抵也是個人之所以會寫這系列文章的原因。畢竟政治正確的詮釋未必都會導致誤讀,即便導致誤讀,問題也不能一概而論。對個人而言,在《俘虜》中這樣的解讀其實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樣的解讀沒有類型上的誤讀,而且這也是對該角色性向的合理解釋之一;但《消失的情人節》即使作品本身不是該類型的顛峰之作,這樣的解讀或許就有些過度了。
因此對於《種子與播種者》的作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俘虜如何在二戰的集中營如此嚴峻的條件下,撒下希望的種子找到自我救贖,並且反過來滋潤貧瘠的土壤,讓日本軍官在患得患失並且逐漸走向極端的情緒中,找回原本的自己。
但也無奈情勢比人強,身為日本軍官的他既然已經活埋了俘虜,因此雖然被如此高尚的情操所感動,但卻又已經勢不可挽,因而只能剪下一段他的頭髮作為紀念。
而大島渚則用最後一場戲把這些極端與嚴峻,做了一個完美的總結。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日本在二戰以戰敗作結,由北野武飾演的另一位軍官淪為階下囚並且剃度,和Mr. Laurence在牢房中互道聖誕快樂。最後一顆鏡頭特寫北野武目空一切,是非成敗轉成空都在這顆鏡頭裡。
就這層意義上,這部作品無論是原著或改編都好,在那麼多文化衝擊的情境下,似乎總算找到了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交會與交錯點:
這個世界不斷在改變,但我們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改變自己也許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但卻未必是唯一會有的影響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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