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析｜原鄉回憶的贖罪追索：平路〈玉米田之死〉

　　「當我一步步離開公路走向幽深，玉米葉摩搓的聲音繼續在我耳邊嘈切，奇怪的是，雖然酒意不見了，我的血液卻加倍澎湃起來……」

　　城郊的田野與土壤使人前仆後繼地誤入，虛構的、橫跨東西半球的土地連結跟隨著植物的竄生意象而成型，於是如同滿佈眼前的玉米植株一般，屬於臺灣華僑集體的歸鄉潛意識便在炎炎夏日中破出地表。八零年代外地文學帶有的重層疏離感：「外國與本國」間的隔閡、與其連帶的「城區與鄉間」間的隔閡，便清楚地顯現在這篇「政治寓言」之中。

　　平路〈玉米田之死〉向來被視為八零年代外地文學乃至都市文學的名篇，其中平路本身的留外背景、以及小說中對臺灣原鄉的追索，都共同支撐起了本作品的經典性質，為八零年代漂浮於政治改革、中外文學傳統的跟隨、中國／臺灣主體的選擇等議題而無根的臺灣社會留下顯眼的註解。然而，在對土地的歸返以外，本作更深入地討論了「新時代的變遷」：從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美國場景，作者更試圖藉此召喚、預視臺灣作為新興工業社會的可能前路，其中無論是對工作本身的循環性質的疲倦、對妻物質主義的厭倦、對乾枯城郊玉米田的排斥，都似乎暗示了作者對所謂「『純樸的』、『純真的』甚至是『孩子氣的』回憶場域」的嚮往與依歸。

　　針對這篇作品，所謂「政治寓言」一稱呼或許某種程度上正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作並不只是單向地透過「角色的自白」提供讀者「回歸鄉土」的呼告，而是透過該角色觀察劇中劇後，「如同讀者進行反思」、並使用實際行動進行表述。一篇呼告性質強烈的小說能夠構築起屬於它的代表性，似乎或多或少需要依賴對現實局勢或群眾心態的細微觀察，進而在虛構情節中藏入具有時代價值的共同思辨；事實上，本作的主要劇情，也就是陳溪山的死，在主人公眼中更類似於旁觀性質強烈的「故事」：作者選用「條列化的側寫對白」來描寫陳溪山的形象，不外乎即欲將其形塑為一無法觸及的、僅能透過二手資料蒐集的「整體形象」，彷彿其即象徵作者本身在現實生活中所觀察的不具名多數臺灣人一般，而非針對一特定對象、硬性地透過全知視角進行其身份樣貌的完整描述。

　　如此，作者選擇性迴避了報導文學式的真實性追求，使得主人公一方面能夠擁有「記者」身份所暗示的在場優勢，亦能透過工作性質的褪去、進而擁抱不需對工作倫理負責的虛構，於是讀者便得以認知到小說情節作為「被記者之筆所記錄下的擬仿心理空間」的擬真構造。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本作作為一篇僑居國外臺人所書寫的華文小說，當初投稿於聯合報文學獎，可見其閱讀受眾必然以臺灣人為主；因此作者寫作策略將陳溪山與主人公間的距離拉大，便能反向將讀者置入空白的陳溪山角色中，藉由使讀者反思陳溪山的行為與動機、也將讀者／陳溪山的集合體形象安置上一「臺灣人」之標籤，並以此群像為主人公反過頭來展演了所謂的「臺灣人寓言」。

　　於是，本作的劇中劇性質為其提供了兩條閱讀路線：以一般讀者形式去玩味主人公與「真實空間（美國社會）」的對話與角力（如主人公與妻的疏離、對每次採訪的細微場景描寫、或是對自身工作環境的喜惡等）、或是以臺灣人身份觀察主人公與「虛構內心空間」的追尋（由於看見陳溪山對自身根源的追索、於腦中反思自身與舊時故鄉的連結）；兩條故事線彼此交錯，便組合成了主人公對八零年代漂浮現實（與主人公嘗試破除漂浮性質之嘗試）的完整認知圖像。另外，作者亦透過營造出一條懸疑的故事線，為主人公「叛離現實生活而進入自我空間」的事實帶來了推理性，藉此鋪承出臺灣人對原鄉追溯的曲折心理變化。

　　有關於小說內部所使用的意象，其中最顯眼的即為植物之形象。在本作中分別有兩組植物向上竄升的描寫：其一即為玉米田——在主人公所幻想的陳溪山生活中，他所居住的城郊新建物旁、玉米植株的生長同時勾引了陳溪山作為臺灣南部小孩的魂魄；其二則是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對於屋外草皮的竄升、以及美國夏日的炎熱所帶來的「熱帶雨林」幻視。

　　兩者相異之處即可套用前述所謂「真實空間」與「內心空間」的系統：影響草皮生長的為美國當地的溫度、以及主人公對於自身生活之牢籠的認知程度；主人公位於美國的家屋表面上充斥光明穩定的氛圍，實而卻因主人公本身的怠惰、妻子的功利性格與生活的停滯而逐漸遭受到遮蔽；然而，此處的「生長」是虛構的、想像的，所有的窒息的堆疊皆僅呈現主人公自身的思考中，而草皮也永遠不可能成長成如雨林般龐大的規模。另一方面，主人公從未親眼見證玉米田的成長，僅虛構出一陳溪山「看見玉米成長、回想過往而被魅惑」的畫面，然該植物的生長確實是讀者與主人公童年皆曾看過或想像得出的。既然「思想中的」植物比起真實植物更真實，從此處作者對物質主義的「現實美國」與鄉土的「想像原鄉」所做的優劣二元區分於是成立；也藉此，「他人對實際之土壤的追尋」一事，也對應、批判了漂浮無根、且無任何投射物（參下段對「孩子」誕生與否的討論）可供消耗熱情的主人公自身。

　　然而，作者亦未將植物所可能衍伸的對比結束於此，而在虛構與現實中皆分別又開啟了另一層對照。首先，在現實生活的故事線中，植物所隱含的生長形象折射、體現在了兩位妻子對孩子的接受程度上：陳溪山之妻嘗試扶養其遺落下來的孩子，而促成了草皮虛假成長的主人公之妻卻拒絕讓兩人的孩子誕生；孩子本身作為一種自身幼時的倒影，其逝去彷彿便暗示了主人公對過往的忽視或遺忘，於是，主人公至此無從（在陳溪山出現前）使自身「回憶中的玉米田」成長、甚至喪失了將孩子投射為另一「向回憶中的童年與純真追溯」的機會。因此，在美國坐困愁城的主人公、便在最初喪失了與陳溪山一樣與原鄉或原初記憶連結的手段，進而挑起了其對陳溪山故事的興趣與後來贖罪式的追蹤。

　　再者，在陳溪山的虛構故事線中，我們另外尚能看見玉米田與甘蔗田的對應，此處植物「汁水之豐沛」性質亦成為作者論述的環節——玉米乾硬而甘蔗汁液豐厚、而臺灣土地終究不能被其他土壤代替，主人公在最後藉此體認到了在他國國境上回顧臺灣的虛假與荒謬，並將玉米田本身也歸類回了「現實美國」的範疇中並加以屏棄。事實上有關水分與濕度的描述，在小說中出現了許多次：不光是與女主人分開並回到臺灣後、個人繭居的小房間的濕氣形象，在本作開頭中我們亦能見到華府夏日所具有的悶熱潮濕性質；然而，在主人公開始挖掘陳溪山的死因後，他身邊的空間就開始逐漸變得乾燥，一方面使主人公在逐漸靠近陳溪山形象時感到更為清爽、另一方面也鋪承了末段主人公在玉米田所認知的乾枯感——當主人公體認到原初的濕氣，無論是華府與妻子的舊生活、或是回憶中臺灣原鄉的那份濕度都已經不可復得之時，主人公便坦然下定決心，從已然乾涸的現實空間中退出，回到獨身但熟悉的霧與霉中。

　　同時，雖然本作被稱為政治寓言，然我們亦能在本作中政治上明顯的虛無主義。在本作中曾三番兩次地提及當下臺美兩地相關的政治現實，如外電報導華僑死訊、釣魚台爭議、臺灣議員訪美等；然而我們會觀察到，如同主人公對工作與現實的無力與無語，作者幾乎完全未對任何政治心態加以品評——舉臺灣議員訪美一事做例子，此事應當足以掀起黨內外的政治波瀾，促使主人公以其華僑身份與新聞專業、對相關國際議題進行闡發；然而實際上，作者僅拿此事作為主人公尋得陳溪山另一條身份線索的引子，而對其中的人物毫不親近也毫無描寫興趣。

　　除了作者或主人公居於外地而與臺灣本地帶有距離感外，當「大型政治事件」僅作為「記者個人」找尋自我之驅力，我們即必須注意到本作隱約帶有的小敘事現象，以及「使用個人身分認同創造集體認同」的野心——作者選擇除去歷史深度之時間意象，而以人與人間之互動與空間意象為主軸，放棄完整形塑華僑在歷史淵源下的心態、而是轉向製造出臺灣與美國間的對立與空間上的移動，我們或許可以稱其具有部份的後現代脈絡；然其亦非純然使用個人私設意象進行敘事、而是嘗試全面性開創嶄新的集體原鄉想像，又仍帶有相當的入世感。

　　最後，尚得以深思的一點，是本作既被歸類於都市文學的範疇，應必須形塑出某座城市的獨特個性，並使主人公於該城市之生活佔有作品的主要敘事地位；然而，本作幾無嘗試描寫華府或臺北作為（後工業或工業化）城市的性格，對其中生活之描述亦限於家屋之內或是工作範疇。我不禁揣測論者對其都市成分的認定，是否在於主人公與陳溪山住處間城市——城郊的往返？城郊移動與通勤確實是都市人的共同經驗，仔細思考，作者確實嘗試對比主人公在城市中的空虛、與實際前往陳溪山住處時的精神高潮間的差異，藉此突顯城市人對「市區的工商業窒悶氛圍」與「城郊的土地擁抱」間的辯證。草皮／玉米田／甘蔗田對比究竟是指涉「現實美國／想像原鄉／實際原鄉」還是「城市／城郊／原鄉」？我想解釋方式有很多種；我個人認為，以城郊的擴張與其「虛假的鄉土」特性、作者嘗試映證、映照出臺灣原鄉土地的芬芳，藉此將臺灣正在進行的「美國化」、「城市化」提出叩問，此種說法似乎能夠較完整地涵蓋到上述敘事結構與意象的所有面向。無論如何，我們皆能從如此豐富厚實的敘事策略中，推知平路書寫作品時的野心與對回歸臺灣本土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