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人物再遭暗殺，伊朗為何就是不反擊

主謀意欲何為

綜觀此次事件發展，美以皆有涉身動機，然就操作風格而言，以色列行事往往傾向隱匿身分，美國則較無所顧忌，例如高調暗殺蘇萊曼尼一事。雙方偶爾各行其是，但更常合作出擊。

由近年案例觀之，美以對伊朗的襲擊大致可分為網路戰與暗殺科學家。2010年，伊朗網域遭遇病毒“震網”（Stuxnet，又稱蠕蟲）攻擊，施放者以擾亂伊朗核設施為目標，最終成功摧毀1000台離心機，卻也導致行動失控，病毒透過家用電腦四處流竄，最後不僅感染伊朗全國近60%的電腦，更波及印度尼西亞、印度、阿塞拜疆、美國與巴基斯坦等域外國度。

此次攻擊未有任何國家承認行動，但國際普遍猜測是美以聯手，方有如此顯著成效。2013年7月，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亦透露震網為美以合作開發而成，為的是打擊伊朗核武開發進程。

而相較於網路攻擊的低調精準，暗殺核科學家的策略主軸便有所不同，對施行者而言，其既要打擊核科技進程，也欲煽動伊朗恐慌情緒，以收類似恐怖襲擊的誅心之效。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伊朗共有4名核科學家遇刺身亡，伊朗同樣將矛頭指向美國與以色列，對此以色列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美國則因長期資助、庇護伊朗反政府武裝團體“伊朗人民聖戰者”（MEK）而難脱嫌疑。這起暗殺潮最終停在2012年，原因便是美國的改朝換代。

小布什任內，阻絕核武發展可能乃是美國對伊政策核心；然而奧巴馬上台後，“外交懷柔”由此登場，美國改用經濟果實，換取伊朗延後發展核武的承諾，故而才有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為美伊互動覓得喘氣空間，伊朗卸下部分制裁枷鎖，美國則有餘力重返亞洲。以色列雖仍與伊朗交惡，卻也未再有網路戰與暗殺新聞傳出。

然而和平光景並未持續太久。2016年，特朗普橫空出世、入主白宮，奧巴馬的伊朗模式遺產盡遭毀棄，自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起，特朗普持續加大對伊制裁力道，幾乎把伊朗石油打成零出口境地；與此同時，網路戰、襲擊核設施等舉措接續再起。

4月24日，趁著以色列剛進入第一階段封鎖，伊朗革命衛隊先發制人，駭入了以國網域，並自境外接管其供水系統，修改數據與指令，不僅令氯與其他化學物質被以不正確比例混入自來水，更一度令水泵暫時停止運行。以色列亦不甘示弱，於5月9日發動回擊，駭入伊朗海軍所在的阿巴斯港口系統，導致指揮船舶、卡車和貨物移動流程崩潰，港口因而停運多天。6月起，伊朗多處核設施發生爆炸，病毒襲擊說更是不逕而走。

除此之外，暗殺策略再成選項，且力道比過往更為猛烈。然觀其實質效用，往往是心理震懾多過戰略獲益。年初的蘇萊曼尼遇刺案，雖令革命衛隊痛失大將，卻未能改變伊朗擴張地緣版圖的現實，其仍持續支援黎巴嫩真主黨，更未撤出伊拉克、敘利亞、也門任一戰場。在軍事現代化的時日，將才雖重要，卻不至於影響戰略的全盤規劃。此次的核科學家暗殺案亦同此理。

伊朗的核科技已非草創階段，法赫里扎德儘管享有盛名，卻不至於決定核科技命脈。細究美以過往風格，透過網路攻擊以破壞離心機的阻卻效用更大，這場暗殺又發生在美國改朝換代時，挑釁目的顯然高過摧毀核科技。歸根結柢，這起暗殺不論由誰主導，皆象徵對拜登重回核協議預期的赤裸反撲，為的便是激怒伊朗，令美伊徹底撕破臉，並讓多國勉強維繫的核協議框架徹底粉碎。

然而伊朗顯然沒有隨之起舞。

伊朗考量為何

自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以來，伊朗雖曾在緊張升級下，宣布停止履行某些禁令，卻終未完全退出，原因便是此一框架符合其戰略利益：在放鬆經濟制裁的舉措中，折射著美國圍堵重心不在伊朗的地緣權重。故其儘管要以延後核武研發進程為代價，卻能因美國旁顧，而獲致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威脅氛圍一朝淡化，開發核武的急迫性自也下降，對經濟凋敝多年的伊朗而言，正是休養生息的好時機。

此外經歷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火，伊朗以50萬條生命的代價，學了刻骨銘心的一課：總體戰便意味膠著與無謂傷亡。伊朗雖為中東反帝象徵，但面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其深知全面開戰必將導致毀滅式結局：不願認輸的伊朗，只能在總體戰夢魘中越陷越深，最終雖有機率讓美軍迷走於人民戰爭的茫茫大海，卻也勢必讓國家成為另一個阿富汗，中央政府羸弱、軍閥民兵四立。

故在欲保核協議、避免開戰的前提下，伊朗面對美以的暗殺式挑釁，始終未有正面報復的打算。年初的蘇萊曼尼案鬧得滿城風雨，伊朗遂於1月8日發起“烈士行動”，由革命衛隊直接發射導彈，攻擊駐伊拉克的美軍基地。然而22枚導彈未被攔截，卻也未導致任一美軍喪命，此波攻勢顯然經過精心設計，為基地中人預留了移至掩體的時間，足見其目的是為導引伊朗內部的反美情緒，而非遂行報復性屠戮。

面對此次法赫里扎德遇刺案，伊朗原則依舊未變。在力保核協議框架、避免大規模交火的前提下，縱使國殤難忍、也只能唾面自乾，更何況拜登即將入主白宮，對伊朗而言，眼下可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關鍵時期，即便要報復，規模也只會比“烈士行動”輕微。

此外，由政權存續角度觀之，暗殺帶來的並非全是負面效益。在當今伊朗內部，“反美情緒”經歷反帝反殖年代的逝去，僅餘形式主義的一縷嘆息，若無相關外部事件刺激，政府實已難再動員群眾熱情。筆者在伊朗時，便已觀察到反美遊行隊伍的口不應心，人群裡除上年紀者較投入外，年輕伊朗人多是配合政府宣導交差了事。

特朗普上台後，伊朗中產間亦出現不少“川粉”，其認為特朗普將能帶領美軍瓦解神權政府，解放遭挾為人質的伊朗人民；新冠疫情蔓延時，伊朗網上甚至流傳這般希冀：“希望新冠病毒感染神權政府官員”、“讓新冠一次終結革命錯誤”。會有此種現象，歸根結柢，仍是伊朗政府治理失能下，不敵西方“自由民主”話語宣傳之果。放眼望去，自知識菁英到媒體界，“西方價值”儼然已是另一種勘與伊斯蘭相抗的伊朗新信仰，逐步蠶食著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與暗殺相比，這等靈魂易位恐怕才是伊朗長遠的真正危機。故而神權政府總是不放過任何足以烘托“反美團結感”的外部事件，蘇萊曼尼案如此，法赫里扎德案亦然。

眼下伊朗站穩了戰略克制的基調，但經歷特朗普的四年混亂，以總統魯哈尼為首的伊朗溫和派早已流失話語權。在今年2月的國會大選前夕，由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實質控制的監護委員會取消了6,850名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其中絕大多數是溫和派，保守派由此過關斬將，破紀錄式大勝。

伴隨魯哈尼將於2021年卸任，下任總統的立場將有極大機率偏向保守派，甚至有可能出自伊朗革命衛隊。在可見的未來，伊朗政壇將日漸保守，長此以往，核協議框架還能對其有多少吸引力，恐成美伊關係中的新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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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2020年12月2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