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前夕，特朗普何以失守伊朗武器禁令？

伊朗問題異於冷戰對峙

而回顧特朗普的極限施壓政策，可謂始於冷戰年代的敵意結構思維，即以陣營對峙的邏輯，出台制裁等施壓舉措，以塑造對單一政體的孤立氛圍，迫使其與背後勢力改變政治活動。然而伊朗於冷戰下的角色流動格外殊異，致使美國的一味施壓難起關鍵作用。

巴列維王朝年代（1925–1979），美國尚未入主伊朗，此處正是英、德、蘇的逐鹿場，而後三方衝突受二戰激化，伊朗只能淪為強權傀儡、任人魚肉，先是納粹德國藉利益集團宰制了伊朗經濟，再是英蘇共組的盟軍勢力入侵，後者雖打著正義之師名號，卻以掠奪油田利益與軍事補給線為目標，最終里薩汗（Reza Shah）於1941年被迫禪位，由長子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克紹箕裘。

就地緣條件觀之，伊朗位處歐亞心臟地帶，更有強大的王朝官僚遺產、石油利益，對各方列強而言，皆為不可多得的傀儡良選，故蘇聯入侵後便長據此處，不僅在伊朗西北駐軍直至1946年，更扶植阿塞拜疆人民政府、馬哈巴德共和國等短命獨立政權，意在深化己方影響力。然而1945年後冷戰氛圍漸起，美國開始經緯中東，填補了英法等傳統殖民勢力留下的權力真空，並有意將中東打造成圍堵蘇聯南境的包圍網，伊朗自也不能置身其外。

在冷戰範式下，美國先於1946年迫使蘇軍撤出伊朗，又於1953年與英國共同策動伊朗政變，推翻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此一舉措雖換得巴列維國王的忠誠，卻讓美國在伊朗近代史的形象蒙塵，化作日後動員革命的話語根源。然而此時美國並未意會此事，其因高調支持以色列建國，已然見罪多數阿拉伯國家，故而更需伊朗、土耳其的親附，伊朗政府也因蘇軍的早年佔領、煽動民族獨立，情願踏上親美之路，雙方自是一拍即合。

1960年代起，中東開始沿著為美蘇勢力範圍，裂解出兩大陣營，一方是受蘇聯支援的阿拉伯勢力，包括埃及、敘利亞、南也門等，各國使用蘇式軍火，實施部分社會主義制度；一方則是與美國交好的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陣營，此方使用美式軍火，並在立場上倒向西方。然而美國一心防賭蘇聯，卻沒料到伊朗的最終叛離，原因不在共產主義滲透，而是一場始於1978年的內生革命。

這場革命雖被外界統稱為伊斯蘭革命，其動因卻遠比前稱複雜。首先，在巴列維國王統治下，伊朗都市享受著石油經濟紅利，農村卻深受分配不平等的侵蝕與剝削，階級對立日漸嚴重；其次，巴列維王朝承繼立憲運動的西化傳統，壓抑伊斯蘭的政治與社會角色，致使宗教勢力大為不滿，認為伊朗正受西方精神汙染。

此外，由於巴列維立場親美，自由民主等話語自在伊朗社會漫天飛舞，反君主專制的自由派由此崛起；而伊朗位處美蘇前線，反美反帝的左翼團體也在學生間生根，並散入中產階級的隱匿角落。上述勢力各有議程，意識形態也不盡相同，卻恰好在推翻國王上形成共識，故能匯為革命浪潮，促使巴列維流亡海外；革命期間飄揚的反西方、反帝、反剝削、反世俗化口號，也盡被神權政府收攏，凝為“反美”二字，作為執政的正當性根源。

而論及伊朗神權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領袖，新首相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邀其回國時，僅是想讓其在聖城庫姆成立類似梵諦岡的國中國，以安撫宗教勢力，卻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隨著霍梅尼在政治權鬥中過關斬將，宗教勢力自也席捲政壇，神權政府最終肅清了自由派與左翼政治勢力，反美不僅成了國策，也滲入社會與知識界，成為伊朗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

綜觀上述發展，伊朗的反美情結雜揉歷史、宗教、經濟、民族、內政等元素，並非民主與共產、美國與蘇聯等二元結構所能簡單動員，自也難隨冷戰消融；此外美國在伊朗革命後屢興制裁，重創伊朗經濟，甚至擊落伊朗民航機，種種舉措看似打擊伊朗，實是在替反美正當性添柴加火。

長此以往，神權政府即便存在話語壟斷危機、經濟困境、治理弊病，卻總有美國的弔詭助攻相救援，雙方因而共構一段敵意高漲的依存關係，直至今日。

一擊未成，免疫再起

對美國而言，伊朗的反美現象難以瞬間逆轉，過度施壓又只會鞏固神權政府的統治，故最上策應是以張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壓”，從而迫使伊朗溫和派坐上談判桌，既換得美伊妥協後的政治均衡點，也減緩伊朗反美力道，2015年的JCPOA即為一例。

彼時美國經歷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騷亂，已無心戀棧中東軍事泥淖，又不願將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進政治影響力。故在伊核問題上，奧巴馬（Barack Obama）先以制裁棍棒教訓伊朗，又頻頻釋出談判訊號的紅蘿蔔，最終成功獲取魯哈尼（Hassan Rouhani）為首的伊朗溫和派信任，以暫緩對伊制裁，換到核計畫的凍結。

然而溫和與強硬之爭不僅伊朗有之，白宮內部亦然。JCPOA之所以能成功簽署，雖有伊朗首肯，卻更有奧巴馬等溫和務實派的大力推動，方能水到渠成；然而特朗普上台後，白宮新保守主義勢力崛起，美國的中東政策由此調轉風向，由縱橫捭闔換成了單邊拉攏，以色列與沙特成為美國的中東戰略主心骨，巴勒斯坦議題日趨邊緣化，伊朗也成了必須強硬管束的對象。

而在特朗普團隊中，蓬佩奧（Mike Pompeo）與博爾頓（John Bolton）象徵了兩種對伊政策典型，前者認為推翻神權政府成本過大，扶持親美領導人即可；後者則主張神權政體必須瓦解，方有可能讓伊朗徹底親美。而就結果觀之，特朗普顯然更採信後者的諫言，才會以“推翻神權政府”為目的，在極限施壓的窄道上狂飆：先於2018年單邊退出JCPOA，又在2019年拉升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幾乎將伊朗打成石油零出口的慘況，後者更於當年年底爆發1979年革命後最大示威。

然而就在此時，特朗普又重蹈前人過度施壓的覆轍，下令美軍擊斃革命衛隊將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結果反倒激發伊朗反美民族主義，遂令此前布局功虧一簣。在伊朗的政治脈絡內，外部施壓一旦超過臨界點，便會化作民粹養分，為神權政府所吸收，致使伊朗再次免疫、政權也終得鞏固。

而面對上述發展，特朗普政府似乎麻木不覺，仍堅持對伊朗施打極限施壓的抗生素，例如新冠疫情蔓延時，伊朗一度淪為重災區，面臨醫藥短缺的窘境，美國卻仍不肯放寬制裁力道，致使諸多醫療物資進不了伊朗海關。此舉不僅遭受國際批評，更被神權政府大加利用，藉此煽動反美高潮，以遮掩自身的防疫不力。

局勢演變至今，極限施壓已成政治宣示，伊朗似被逼到牆角，美國卻也幾乎無計可施。前者的主要產業皆遭美國制裁，多數政要與企業主也名列海外資產凍結清單，整體經濟急速收縮，但神權政府依舊未有倒台跡象，也不曾減緩在伊拉克、也門、敘利亞的介入力道，溫和派的魯哈尼更被迫服膺強硬派方針，宣布部分退出JCPOA，美國與溫和派的曾經互信，已成過眼雲煙。

此外，極限施壓除了重挫美國伊朗戰略外，也在無形中腐蝕了美歐的一致立場，形同對美式霸權打出一記七傷拳。自從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JCPOA後，中、俄、法、德、英、伊朗、歐盟便屢屢呼籲共保機制，並要求美國重回框架。其中法、德、英三國尤其緊張，一來歐亞相接壤，倘若伊朗重回核計畫，將威脅歐陸安全；二來伊朗掌控霍爾木茲海峽，緊扼全球原油供應煉的咽喉，自其被特朗普極限施壓後，便曾在此扣押英國油輪，釋放威脅訊號。

對美歐來說，雙方對伊朗期待不同，承受成本也互有各有差異，美國具備極限施壓的本錢，歐洲卻極易成為替罪羊，雙方自然漸行漸遠。面對此次武器禁運的終止爭議，英法德皆投下棄權票，便是意在傳遞對美訊號，盼其停止極限施壓舉措，重回務實溫和路線。

然而美伊關係經此折磨，已難和好如初，伊朗溫和派如今聲勢受創，美國大選又有極大可能上演計票爭議的“十一月驚奇”，此次警鐘何以奏效，恐非短期得見。

---

•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2020年10月27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