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宰制下的女性呻吟｜台灣日據時期小說中的女性

一、欠缺自主意識

自古以來,世界上普遍存在著婦女受壓抑、受剝奪,以及不平等的社會對待。雖然歐美先進國家自五十和六十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解放了女性在社會中的部分傳統桎梏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但相對於男性,女性依然處在不利的地位,此乃世界各國公認的事實,至於開發中或第三世界國家,女性所受的不平等社會處遇就更為明顯了。

五四年代的中國婦女,隨著五四運動的演變,開始對傳統社會文化的束縛有所批判,甚而反抗舊禮教舊家庭的壓迫,高呼「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家庭革命」等口號,並且落實於行動中,她們漸漸認清時代,唾棄過去男尊女卑的觀念,不作男人的附庸,不再依附男人而生存,她們要做獨立自主的人。事實上,同時期的台灣婦女正處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之下,面對此一新時代的文化浪潮,她們卻仍然遭受封建社會思想所宰制,完全沒有自主意識,她們可能被販賣、被強暴,甚至於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淪為娼妓,在日據時期（1895~1945）小說作家筆下的台灣女性,莫不痛苦呻吟,流淌辛酸血淚。相較於今日女權的受到重視,怎不令人為日據時代下的台灣女性一掬同情之淚?

二、台灣女性悲劇性命運

文學所要表現的,是人生的真實或真實的人生,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小說,凸顯日據時代三大問題:警察、製糖會社及婦女。他們的作品一一為昔日社會留下了珍貴的見證。

日據時期小說中的台灣女性,對於婚姻或未來,可以說毫無自主權可言,多的是買賣式的婚姻,果若有自由戀愛者,亦必遭到失敗的命運。翁鬧〈殘雪〉的陳玉枝為養女,因為家庭沒落只好輟學,後與林春生自由戀愛,遭父母反對,想把她送到肯出巨款的人家去,而林春生也被家人安排赴日讀書。當玉枝的家人逼迫她與台南一富家子弟訂婚,她離家出走了,勇於反抗命運,這在日據時期小說中的女性來說,誠屬難能可貴,不過她終究還是被家人帶回,可能被迫與自己不愛的人結婚吧!

楊逵〈水牛〉中放牛的小玉,其父為張羅還債,竟把才十二歲大的小玉賣給「我」的父親,到了十五歲便被奪去貞操,使她成為小妾,而家中其他二個小妾也都是這麼來的。呂赫若〈婚姻奇譚〉,生於沒落家庭的琴琴,美麗又敏慧,從公學校畢業,因家境拮据,無法續入高等女校就讀,其父、兄為攀上有錢親家以挽救家庭經濟,硬要琴琴相親出嫁,全然不顧琴琴的感受,逼得琴琴離家出走。

針對台灣女性悲劇性命運著墨最多的,非龍瑛宗莫屬,像〈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戴秋湖,根本把自己的妹妹當成商品,假若有相當資產,那麼即便對方是無能者或背德者,他也樂於把妹妹獻給對方。另外,洪天送因沒辦法戀愛結婚,索性自甘墮落,而有「不如就結個賺錢的婚」的想法,怎不可悲!再如〈午前的懸崖〉,男女相愛,卻因女方家長反對,故意獅子大開口,提出巨額聘金的要求,男方無力負擔之下,這一對男女竟從「悲戀」演變成「為愛殉情」,以死亡作出最為激烈的反抗,令人為之動容。

張文環〈閹雞〉的月里,其婚姻也是以悲劇收場。清標為了頂下藥店,特意把女兒月里嫁給鄭家,使得女兒從此吃盡苦頭,最後翁姑死了,連丈夫也發瘋,月里與已婚而且跛腳的阿凜同病相憐,一為內心殘廢,一為表面殘廢,二人相愛自是不被諒解,終於雙雙投水自盡,甚至屍首被撈起時,月里猶揹著阿凜呢!

日據時期小說作家筆下的台灣女性,看不出絲毫自主性,她們無力反抗,任由男性沙文主義主宰的父權社會所擺佈,最多只是離家出走,結果一個個落得悲慘的下場,令人同情。

三、養女、童養媳和小妾

由於日據時代,台灣農民備受製糖會社或地主壓迫、剝削,加上當時經濟不景氣,一般家庭都生活在艱困之中。台灣女性被迫成為養女、童養媳或小妾以求生存或藉此幫助家庭度過難關的情形也十分普遍。

像翁鬧〈殘雪〉離家出走的陳玉枝、龍瑛宗〈黑妞〉以一百五十圓被賣的阿燕、〈燃燒的女人〉因空襲而遭炸死的情婦、張文環〈藝旦之家〉被逼與茶行老闆陪宿的采雲,她們都是養女,莫不為了家族而犧牲自己,不斷地馱負著悲劇。

賴和〈可憐她死了〉的阿金、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的罔市和龍瑛宗〈不知道的幸福〉的「我」,她們自小就因家中生活困苦而又子女眾多,被送到別人家做童養媳。〈不知道的幸福〉的「我」,十六歲時和長她二歲的阿良結婚,卻莫名其妙被嫌惡,懷了孕,不能勞動,被誤會為偷懶,甚至挨打,連生病發燒了,大家也不幫她請醫生,最後只好離婚,結束這段非常奇怪的婚姻;事實上,能離婚收場已是最好的結局,像〈可憐她死了〉、〈暴風雨的故事〉的童養媳就都以死亡收場,令人唏嘘不已。

賴和〈可憐她死了〉的阿金,十一、二歲大時,生母病重,不得已將她賣作童養媳,到了十七歲,尚未擇日正式過門,夫婿卻因捲入罷工風潮,被官廳捉去刑求,回到家再也不能起床,一直發熱、嘔血,不數日即死亡。漸漸地,家中積蓄殆盡,即使阿金努力編作草籃、為他人洗衣,仍無法養家活口,當時養父已逝,養母便將招贅不成的阿金許配給富戶阿力哥做小妾。十八歲大的阿金不得已只好聽從。不料才半年,阿力哥對阿金失去新鮮感,加上阿金懷孕,而阿力哥早已三妻四妾、子嗣眾多,所以對她日漸疏遠,甚至趕阿金回養母家待產,受到厭棄的阿金,同時受到世人的鄙視。某夜,大腹便便的阿金在溪邊洗衣,不慎落水淹死,結束她短暫而悲哀的一生。

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的罔市,五歲大就被送到老松家當童養媳,直到二十歲那年春天,跟老松圓了房,正式成為夫妻。實則十九歲那年,她因去地主寶財家幫忙,夜裡被地主強暴得逞。婚後,地主仍不斷壓迫、欺榨,罔市為了家,不得不接受地主的一再需索,直到無路可退,她終於上吊自盡。這些童養媳,一個個都是可憐的女性,此種悲情在今天著實難以想像。

至於委身為小妾的女性亦多,賴和〈未來的希望〉的阮大舍一直無法抱子,便續娶了幾房側室,其繼室甚至在試藥之下失去了性命。楊逵〈模範村〉的月季,是地主阮老頭的婢女兼第三號太太,阮老頭為娶月季,竟將月季的情人逼上自殺之路。呂赫若〈萍蹤小記〉的淑眉嫁給有錢人做二房妾,屢欲生子以求安全感而未得,落得精神近乎失常,終致罹患胃癌併發腹膜炎,含恨而亡。不論養女、童養媳或是小妾,我們看到的是日據時代台灣女性的悲哀與辛酸。

四、忍辱受暴及以死抗議

因為身體天生不如男性強壯,一直到今天,女性「受暴」仍是世界各國主要的婦女議題。在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小說之中,女性遭強暴的,可說比比皆是。

如前述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的罔市,又如楊守愚〈誰害了她〉的阿妍,五歲時母親「操勞過度,營養不良」而死去,父親金生工作不慎,腳遭機器軋斷,成了跛腳,無法上工,於是家計全落在阿妍身上,到農場工作的阿妍卻又飽受陳監督的糾纏、騷擾,其後被強暴的阿妍,認為這是不名譽、可恥的,憤而投水自盡。同樣的,楊守愚〈鴛鴦〉裡,阿榮於搬運甘蔗時,左腳不慎被蔗車輾斷,無法再去工作,失業在家,加上兒子小毛剛出世,為了生活,其二十出頭的妻鴛鴦只好到農場會社做工,不料遭農場監督灌酒強暴,又被阿榮誤解為「偷漢子」,灰心之餘,只好趁夜帶著餓得啼哭不已的兒子離家出走。鴛鴦走後,貧弱而無力反抗壓迫者的阿榮選擇了臥軌自殺,怎不令人傷感!

楊雲萍〈秋菊的半生〉,秋菊因家貧被賣到郭議員家當下女,十七歲的某日,郭議員趁太太不在,強暴了秋菊,結果秋菊反而被郭太太罵為妹子、賤人、土娼、死狗母......,還被狠狠地笞打了一場。夜裡,秋菊突然覺得人生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於是投水自盡,了此一生。時代稍晚的吳濁流〈糖扦仔〉,公學校畢業的月英,不願嫁給有錢有勢的糖扦仔做細姨,其母為貪求聘金,竟先拒絕月英男友胡太明的說親,再讓月英喝醉,故意使糖扦仔占有她的身體,月英深感恥辱,憤而留下絕命詩,投水自盡,以示抗議。

由這些小說的結局來看,日據時代台灣女性面對男性對身體的侵犯,除了忍辱偷生外,往往是以死抗議,其無力感由此可見。

此外,受環境所逼而出賣身體者,包括楊守愚〈女丐〉的明珠、楊逵〈萌芽〉的K、呂赫若〈冬夜〉的彩鳳、呂赫若〈女人心〉的雙美......等,不是染上性病,就是遭到厭棄,一個個淪為悲慘的時代犧牲者,讓人喟然長嘆。

五、女性主義的曙光

從日據時期小說,可以知道台灣女性遭受的悲苦境遇,如賣身為養女、童養媳、細姨,為了生活甚至淪落為娼妓。她們在貧困的日子裡,隨時可能受到男性對身體的侵犯,生活在大男人至上的陰影之下,可以說是「血淚斑斑」。五四時代新女性主張的「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家庭革命」對她們來講,根本遙不可及。

日據時代台灣女性的命運之所以如此悲慘,除了封建父權社會的長期壓迫之外,主要是因為她們所受教育有限,欠缺自主意識,加以無一技之長,經濟上未能獨立。如今,長久以來的父權體系,在女性主義的強力訴求下,已漸鬆動,我們看到,台灣婦女的教育權真正與男性並駕齊驅了,尚且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在參政權、工作權、婚姻與家庭權,以及人身安全權方面,仍存有相當程度的不公平與不合理,但與日據時代台灣女性處遇相較,已經是「天壤之別」。九十年代,台灣女性角色在文學的呈現上更是令人咋舌,現代女性可以「殺夫」;可以公開欣賞A片,批判男性沙文主義;可以主張性解放,甚至大聲疾呼: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到了二十一世紀,台灣女性在文學領域所呈現的面貌,值得拭目以待!

吳濁流〈糖扦仔〉遭受玷污的月英,她在自殺之前所寫的絕命詩,非常難能可貴,充分流露出女性主義的精神,她說:「我太弱了,願下次再生為女人,為被虐待的女性,變做一個較男人更強的女人......」撫今思昔,相信日據時代台灣女性的悲情不再重演,而女性也絕不再是任由男性宰制、支配的弱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