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島人内地人涇渭分明
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澎湖割讓日本,開始日本長達半世紀的對台殖民統治。日本帝國為了獲得更多的雞蛋,於是拼命地養肥這隻雞,致力建設台灣,也可以說,殖民政府汲汲開發台灣,邁向現代化,並非為了台灣居民的幸福。事實上,在日據時代,台灣本身的利益以及台灣人民的意志,並不被允許發展,而且政策上更是一直被刻意排除在外。
由於日本人的優越感,加以在政策上,諸如經濟、教育、政治......等各方面的明顯不公,台灣人民內心充塞著被壓抑的苦悶,像台灣人成立公司,必須有日本人參與股份,並且控制經營權,普通人最多只被允許做小商人,不准從事生產事業。即使到了1919年,日本殖民政府為安撫日益高漲的民族自決情緒,宣布台灣教育令,取消日本人與台人分校就讀,表面上給予台灣人平等就讀的機會,實際上台灣人讀書的機會仍被嚴格限制;此外,日本為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甚至禁止台灣子弟學習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當時台灣人(本島人)與自視較高的日本人(內地人)可謂「涇渭分明」,1914年,民權運動領袖林獻堂與日人坂垣退助組織「同化會」,要求台灣人和日本人對日本盡同樣的忠誠與義務,也應享有同等的待遇,但因總督府認為「台灣民心現尚反叛不定而輕言同化,寧非痴人說夢」,於是成立不過34天就遭取締。至於以「文化協會」的形式爭取政治社會改革的反殖民統治運動,更是難逃被軍部打壓的命運,沒能維持很久。
一直到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開始,1939年歐戰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日本乃改變對台政策,「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成了戰時日本殖民台灣的三大政策。總督府擔心台灣人民立場,著手進行急速高壓的「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做日本國民,厲行禁用漢文、禁說台語、禁唱台灣民謠、要求台灣人改為日名、廢祖先牌位......等一連串強烈措施,實際上,日據時期最年輕作家葉石濤指出,生活在此時,自覺「好比雙重人格的人」,在公開場合裡,言行是日本人,回家就把有關日本的一切關在門外,過著說台灣話、聽中國傳統故事、全然閩南風格的生活。當時台灣人內心的苦悶,由此可見一斑。
二、種族歧視與差别待遇
面對日本殖民體制的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自是加以譴責,期能喚醒台灣同胞的自覺,爭取被統治者的基本權益。
賴和〈阿四〉,有一幕在火車上,日本人問初由醫學校畢業的阿四,學校裡可有日本人?阿四說,先生是內地人,學生多是本島人。日本乘客曉得他的意思是說,大家同是日本人,於是強調,伊所說的日本人就是指內地人,可是台灣人也可以說是日本人,不過還是說日本臣民較切當。此分明暗笑阿四不知有所謂的「種族分別」。這在阿四無機的心上,無情地劃下一道傷痛的刀痕。
楊逵〈模範村〉的栗本巡查認為,鄉下的老百姓像牛一樣,要拉著鼻子才肯動,稍微放鬆一下,就會偷懶。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中等學校畢業的所謂新知識階級陳有三眼中,台灣人乃是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族類,像是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面的醜草。王昶雄〈奔流〉的大東中學日籍教務主任眼中,本島學生全都是膽小如鼠的小伙子,每天像三頓飯一樣地被罵成怯懦蟲。如此這般的歧視、看輕台灣人,怎不憤慨!
殖民的不平等待遇,更是令人不滿。賴和〈阿四〉中,阿四到醫院受命才發現,他的俸給不及同時拜命的日本人一半,而且本島人員未分配宿舍,須自己去租房子,甚至宿舍津貼本為十五圓,因是台灣人,硬被打了六折,只剩九圓,阿四的自尊心受到打擊,覺得醫院簡直不承認台灣人醫生是合格的醫生。若繼續待下去,當然也不會有升遷的機會。
楊逵〈模範村〉的陳文治,考上文官考試,老活動不上個差事,友人劉見賢心生感慨:「生不逢時嘛,寶玉變了石頭......唉,這也是我們台灣人的命運啊!」龍瑛宗〈勁風與野草〉的杜南遠在銀行上班,已有五年經驗,負責台灣人存戶存款工作,戶多而存款少,但新進日人行員則負責內地人存戶,戶少存款餘額大,待遇較佳工作又較輕鬆,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
稍晚吳濁流的〈功狗〉對於種族差別待遇,描述得更為深入。全心全力投入教育的洪宏東,一直是代用教員,他戮力以赴,獲頒許多獎章、獎狀,當他罹患肺病連續請假三個月,卻突然收到免職命令。若是正式訓導人員就有退職金可領,當代用教員則無此恩典,即使他半生比其他教員努力數倍,也只落得這樣的結果。而一樣是教員,日本人俸給高又有津貼,平時可供儲蓄以防不測,日本同事的太太們,穿得好、吃得好,足登日本木屐,閒散過日子,洪妻卻必須織帽子來貼補家用,過著艱苦的生活。相較之下,難怪洪宏東氣憤不平和悲傷難抑了。
三、從批判到反抗意識的傾斜
正因殖民政府的一再壓抑,台灣人為了尋求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在日本政府改變對台政策,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之後,不可避免地許多台灣人群起響應,甚至以做一個徹頭徹尾的日本人而自豪,這是人民遭異族統治的悲哀。日據時期台灣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反映了此一現象,同時也不客氣地予以批判。
賴和〈不如意的過年〉,可以看到有些「真誠」同化的人家,尚在結草繩、樹門松(日本習俗),用以裝飾新年氣氛。楊逵〈模範村〉,由於州知事要蒞村巡視,人人為此忙碌不已,連一向供在廳堂桌上,朝夕焚香叩拜的媽祖和觀音佛像,也被迫搬家,換為日本式的神牌以及寫著「君之代」(日本國歌)的掛幅。這還只是指陳皇民化的實施情形,但到了楊逵〈增產之背後〉,「我」認為,礦工「既然有了跟在日本人之後前進的想法,這已經夠使我感動與欽佩了」,又說:「總之,那種跟隨美的東西,寧願讓自己躍入危險境地,這種純粹的心情,該是美麗的日本精神之萌芽吧。」張文環〈頓悟〉的為德,當民間組織了「皇民奉公會」,且公布實施本島人志願從軍的辦法,他好像突然被一記春雷打醒了,為示身為男子漢應有的作為,他想要志願當兵,末了竟情不自禁地朝著淡水河高歌一曲「軍隊進行曲」。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洪天送,他在世間唯一的希望是忍耐幾年之後,升任一定的位置,住日本式房子,過日本式生活;陳有三則常穿和服,使用日語,力爭上游,認定自己是不同於同族的存在,為此感到一種自我安慰,心想,運氣好的話,跟日本姑娘戀愛結婚,即使縮短一、二十年壽命都在所不惜;另外,作家李東明少年時期早已滿腔「國語」熱(指日語),連被丟棄在路旁的印有活字的紙片,他都要撿起來,如飢如渴地讀,希望深入「國語」的森林裡,去捕捉「國語」的玄妙音調、芬芳以及美妙的姿影。這顯然都是所謂「皇民文學」的典型了,識者指出,此乃「反抗意識之傾斜」,的確令人深思。
四、歷史意義深刻
對於皇民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作家是有所反省與批判的。楊逵〈萌芽〉明白指出,台灣的文藝界最近墮落了,有許多人真實地擎著日本侵略主義的提燈在露頭角。楊雲萍〈光臨〉,諷刺保正(里長)林通靈花錢請警部大人到家喝酒,不料大人卻去另一大戶家中赴宴,令他討好大人之希望因而幻滅。蔡秋桐〈保正伯〉的「李樣」未當保正之前是流氓,無惡不作,庄中有什麼事,都是他去報告大人,人稱之曰「卵胞架」。
王昶雄〈奔流〉裡,本島人而娶日人為妻的大東中學國文老師伊東春生,打扮、言語、舉止完全變成了日本人,過年穿日本禮服,唱日本民謠,投入劍道,說:「日本精神如果不通過古典來看,就沒有意思。」他對說本島語的父母感到厭煩,甚至忤逆,連父喪時也頗為冷漠;相反的,他對日方岳母則十分孝敬。王昶雄運用對比手法,狠狠地把滿腦子「皇民意識」的人士嘲諷批判了一番。
稍晚吳濁流〈先生媽〉的醫師錢新發,百分之百皇民化,改名為金井新助,成為日本語家庭,房子改成日本式,花巨資買日本琴,過純粹日本式的生活,感到無上光榮,同時,也為了母親不肯學日語、穿和服、過日本式生活而感到不快,擔心因此失去身分,當然就不能獲得母親的諒解;另外〈功狗〉的代用教員洪宏東,一邊提倡「實業教育」,一邊策動「社會教育」,強調日本語的重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獻給日本政府,不料換來的卻是免職的悲慘下場,可以說把「反諷」推到了極致。
從日據時期小說中,我們看到台灣人忍受著殖民統治下的不平等待遇,乃至為了爭取與日本人相同地位而響應皇民化運動的種種病象。雖然到了二次大戰末期,許多作家被動員到農場、工廠、礦區等生產機構去「體驗」生活,奉命撰寫相關的文學作品,連緘口的自由都被剝奪盡淨,加上在帝國主義高壓統治之下,文章發表都要受到日本當局的嚴格檢查,台灣作家們面臨的環境極為不利,但無論如何,台灣作家的確充分反映了當時台灣人內心的苦悶,誠如鍾肇政所言,「即令是皇民文學,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記錄了一個時代部分台灣人身上的斑斑創痕,同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所以我們應該以悲憫的心情來關懷當時的台灣人民,同時也要以較為體諒的角度來看待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