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巴黎的午後陽光透過樹葉灑下斑駁的影子,街上車水馬龍,一切都在流動。你說,是不是因為我們只是短暫相遇,所以這段故事才這麼美好?還是說,你天生就適合這樣的短暫?我記得,那時我站在莎士比亞書店的門口,指著它,對著陌生人開口:“不好意思,可以幫我拍張照嗎?”
“抱歉,我聽不懂中文。”
他用帶著明顯日本口音的英文回答。那是我和杉田先生的第一次對話。
我下意識地選擇了他,只因為那一張看似熟悉的亞洲臉孔,一頭半長髮,一台單眼相機掛在胸前,看起來像個隨性閒逛的攝影師,像個從香港電影裡走出來的角色——帶著一種漫不經心的浪漫。
而我,語言破碎得像一場跌跌撞撞的旅行,只能用支離的英文試圖讓他明白我的意思。他看了我一眼,微笑著接過我的拍立得,按下快門。原本,我們應該就像所有旅途中的過客一樣,擦肩而過,然後消失在各自的風景裡,成為彼此記憶裡模糊的片段。故事就該在這裡結束——卻沒想到,他在拍完之後,又拿起自己的單眼相機,替我再拍了一張。
你知道的,有時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動作,卻能成為故事的轉折。
我們站在書店外的那棵大樹下,開始閒聊,像是兩個早就認識的老朋友,一句接著一句,誰也沒想過要停下來。旁邊是湧動的人潮和旅遊團的喧鬧,但我們的世界彷彿被某種無形的東西包圍,只有我們自己聽得見彼此。說到電影、談到書本,甚至聊起了人生。我記得我們轉移到了書店旁的咖啡館,那裡的桌上鋪著邊緣有著小花圖案的白色餐墊紙,我們開始在紙上塗鴉,用漢字交換彼此的想法。我筆劃著我的故事,他則用標準的日本腔調念著那些在筆尖寫下的字句。紙上,我們的筆跡一層又一層,像是一首永不停止的即興對話,隨著時間越來越多。
那天下午,陽光照在我們臉上,我們是傑西和席琳,至少,在這個巴黎的下午,我們是。
“When I saw you, I fell in love, and you smiled, because you knew.”
莎士比亞的那句話,此刻彷彿被釘進了我的心裡。
年輕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世界上會有無數個這樣的相遇,所以從不珍惜每一次擦肩而過。我們以為,愛情是一種隨時可以碰上的奇蹟,就像這個午後,像兩個陌生人靜靜站在書店前,因為一個無意識的舉動,就變成了彼此故事的主角。
但時間,總會來把所有不朽的瞬間帶走。杉田先生錯過了應該去拍攝的景點,我也忘記了和沙發衝浪客主人約定好的見面。我們聊到日落的最後一抹光芒從塞納河上消失,然後夜幕降臨,巴黎的燈火在我們的沉默中逐漸亮起。我們說了一千次的“再見”,又一次次打破沉默,開啟下一個話題,直到真的無話可說,才說了最後一句“再見”。
你知道的,年輕的時候你總以為世界很大,還有無數個這樣的人可以讓你交出真心說話;可等你走了很久很久,才會發現,原來遇見一個能真正理解你的人,太難了。
就像我們站在那裡,他突然轉頭看著我,像是要抓住什麼:“你願意改變行程,跟我一起去摩洛哥嗎?”
摩洛哥,卡薩布蘭卡——
他的眼神裡藏著太多我無法回答的期待。下一刻,我的呼吸被按下了暫停鍵,心跳停滯在那個句號上。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我永遠也無法真正成為他故事裡的另一個主角。
幾年後,我又翻出了當時帶在身邊的Moleskine筆記本。那時候,我記下了所有的隨筆,車票、機票、博物館門票,還有那天他為我拍下的拍立得都貼在裡面。當束帶失去了彈性,筆記本變得厚重不堪。打開它時,我發現時間彷彿從未改變過這本日記的內容。記憶裡的每個片段,仿佛是昨天才剛剛發生。
筆記本裡,我寫下的那段話依然停留在2012年8月9日,像是刻在某個不會老去的時間裡。
“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
你如此想望著這個地方,彷彿它天生就為你而存在。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流淚,就像很多事情無法解釋,卻如此清晰。
你還記得那個年輕的法國店員的笑容,溫暖得讓你想起什麼。
但你無法否認,站在大樹下時,遇見的那個男人——你很心動。”
而那一天下午,我們聊了很久,久到莎士比亞書店的燈光都熄滅,咖啡館的椅子都被收起。我還記得,他的聲音有著一種迷人的調子,我們像一場永不停歇的辯論比賽,爭論王家衛、楊德昌、侯孝賢,談到恐怖分子、春光乍現,然後迷失在《花樣年華》裡的每一幀畫面。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永遠不會成真”的愛情,才這麼美好吧?
後來我才明白,我就像傑西,試圖在九年後用文字把一切重新拼湊起來,好像能藉此重回那個夏日的午後。但我知道,當我寫完這個故事,我們就再也無法回到過去。
或許,這就是現實和電影的差別:
電影裡,我們總會遇見,總會重逢;
而現實裡,我們只能擦肩,然後懷念。
那天,我最終還是沒有和他一起去摩洛哥——他帶著卡薩布蘭卡的夢走了,而我帶著巴黎的回憶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