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2/07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展示空間──作品陳列與規劃 1-2

一、主題版與會場設施
展覽的入口處,是門面、是給觀眾的第一印象,代表展覽會的來臨;或許每回「台展」主題版有不同的設計樣式,目前僅尋得3回的圖像來討論;首回(1927)「台展」的入口處,即以外圍半弧形與內部正方體的合體設計,搭出拱門,上方主體字的排列,搭配曲線,在視覺上相當強眼,令人有參與園遊會的熱鬧感(圖10);第2回(1928)「台展」的入口處,屬方形的立門設計,左右兩旁的柱子,各以三直線襯托,垂直與水平的設計,簡潔有力,一旁有祝台展的萬年筆廣告,主題明確搶眼,有達到宣傳之效益(圖11);首回(1938)「府展」,以第1回台灣美術展覽會為主體字,以大小長柱塊體的上下搭配設計,予人厚實之感,大柱體標示展覽主題名,頂上作三環造形,添加節奏及活潑的層次感;左上方的長柱形再搭配小圓體,加強變化,寫有「皇軍武運長久」,呼應右方旗子,有宣示意味(圖12)。早期的設計運用較為簡易,其特色是字體大且有力,前兩回的拱門設計,讓參與者有進入參與活動之氣氛。
在會場設施上,據第2回(1928)、第4回(1930)所描述概況,入口前設有賣票所、咖啡廳、繪畫書籍賣場,販售台展照片、風景明信片等;[1]及參觀規則有:「入場時須穿著鞋子,木屐、拐杖、雨傘必須要加以保管。」可知官展與現今展覽會場相同,設有賣票服務台、寄物台、餐廳、販售部等,提供參觀民眾良好服務品質。
圖12 首回(1928)「府展」會場展覽主題板,標示著「皇軍武運長久」 (圖片來源:《台灣時報》1938年11月)
二、展覽地點與作品布置
計有台北樺山小學校大禮堂、總督府舊廳舍、台北教育會館、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台北公會堂,共5地;多為1地展出,僅台展第5回(1931)及第6回(1932)分兩地。
(一)台北樺山小學校大禮堂[2]
為臨時充作「台展」前3回的場地,由於首回官方沒有承辦經驗,及無法預期作品大小、數量,只能以預測性推斷,就《台灣日日新報》於1927年9月2日報導:「提及野口學務課長、山口視學官及審查委員,勘查此次會場的樺山小學講堂,會場的通風與採光、觀賞距離的關係;區劃總間數僅有80餘間,若就懸掛展出作品而言,假設1間能懸掛2件作品,西洋畫、日本畫核算總數也只能陳列160餘件,以會場而言感覺的確過於狹隘」。[3]及同年9月5日報導:「西洋畫作家創作50號至20號的大件作品,日本畫作品也有3尺以上之屏風大幅作品達百餘件,但依據當局的談話,難得的展出作品卻無法全數容納,著實令人感到遺憾。即使1間僅放1件作品也無法陳列百餘件作品。對此發言,作家們皆感到晴天霹靂」。[4]又,官方不確定參與者的素質,另邀請中等學校教師免審查參與,剩餘之面積才陳列入選作品,此舉讓有心參與者深感不平。以致在開幕時,官方特別澄清沒有以會場大小來預定入選件數。[5]
首回(1927)展出空間規劃,東洋畫分4室、西洋畫分3室,中等學校免審查1室,共128件作品。其中評論者說道:「東洋畫第4室最引人注意,展出陳進《罌粟》、鄉原古統《南薰綽約》3幅對、木下靜涯《日盛》、村上英夫《基隆燃放水燈圖》、林玉山(英貴)《水牛》等。西洋畫第1室有塩月桃甫欲展現春之氣息的《萌芽》及《山地姑娘》、陳澄波《帝室博物館》、石川欽一郎《河畔》,以及業餘畫家蒲田丈夫的《聖多明哥之丘》、倉岡彥助《壺》等,皆是值得關注之作品。」[6]據此可知,官方在布置作品時,特別將審查員、特選及具潛力創作者之作品放置一室。第2回(1928)展出109件作品,較第1回少19件,東、西洋畫各分2室陳列。就會場描述概況,入口右邊為東洋畫部,順行進入西洋畫部(圖13)。[7]第3回(1929)展出118件作品。
(二)總督府舊廳舍[8]
屬台灣傳統建築風格,1919年新總督府落成後,成為臨時性展覽聚會場所,台展第4回(1930)及第5回(1931)西洋畫部於此展出。檢視前者展出141件,東洋畫分6室、西洋畫分5室;[9]在作品分置上,特別將審查員與獲獎者放置一處,如N生記提及:「東洋畫重要作品都集中於第6室,如審查員木下靜涯《靜宵》、鄉原古統《台灣山海屏風》及勝田蕉琴《鯉》、特選的林玉山《蓮池》及台展賞的郭雪湖《南街殷賑》,一同陳列。」[10]「西洋畫第2室,有審查員石川欽一郎《平和鄉》,特選的陳植棋《真人廟》,台展賞的廖繼春《持籠童女》,台日賞的李石樵《編織的少女》,無鑒查的服部政夷《風景》、楊三郎《廈門港》及《老藝人》、陳植棋《赤壁》,共濟一堂,非常壯觀。」[11]後者僅展出西洋畫部58件,分3室陳列。[12]
但該廳舍被評論者說道:「不太搭調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金色的畫框和古老的柱子、樑柱與舖石相形之下如舊瓶裝新酒,會場不自然而缺乏協調感。」[13]從(圖14)可見廳內柱樑,明顯阻擋展覽動線。再說道:「西洋畫第1室是正對著正門的最大房間,此室內的中心為審查員塩月氏吹笛的《馬西多巴翁社的少女》,其次為50號到1百號的大作品。然而,在80號學院派靜物作品旁邊,掛著書生風格的表現派作品,其旁又擺著寫實主義裸婦作,第1室就像這樣擺著各式各樣的作品,混亂不堪。」[14]此景,另一不具名評論者在〈台展を考察す〉文中也提及:「對於會場的想法,感到有些不足。首先,作品有些陰暗的感覺,且也沒有良好的擺設,格外需要光線的作品,置於暗處、依尺寸看起來的擺設內容也有些不均衡……。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塩月審查員的兩三件作品置於中央位置,總覺得有點怪異。如能像巴黎沙龍審查員稍微謙虛,開路給後進畫家的畫那會非常好。」[15]據此評論,當時的布置手法,尚未考量到「題材」與「風格」的分類,及燈光照明,讓參觀者在視覺上有紊亂昏暗之感。以至第6回(1932)前,評論者呼籲:「提升台展陳列品質,提高民眾一般美術意識及鑒賞能力。」[16]
圖14 第5回(1931)「台展」西洋畫於總督府舊廳舍展覽現場,右起第1.2幅作品為小澤秋成《台北風景(1)(2)》、第3幅南風原朝光《靜物》。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6日第7版)
圖14-1總督府舊廳舍外觀
(三)台北教育會館[17]
1929年興建,1932年落成,建物5百餘坪,建作3層,2樓為長方型展覽會場,中央為出入走道分隔左右2間陳列室,牆面距離寬敞沒有任何障礙物,觀賞動線得宜(圖15)。台展「」第5回(1931)東洋畫,第6回(1932)西洋畫,及第7回(1933)至「府展」第4回(1941)展出地。
第5回(1931)東洋畫展出38件,分2室陳列;[18]依現場布置檢視(圖16),作品居中排列,小幅畫作又往下移,適度降低視點,各畫作間距大,達到平衡協調感,從左1懸掛呂鐵州作品《後庭》約高213cm、寬174cm,[19]可知展示牆面高度約有250-300cm之間。第6回(1932)西洋畫展出77件,分2室陳列;[20]依現場景象(圖17)作品皆齊底排列,恰與牆面下方裝潢飾板,形成水平線,增添空間規則性;且作品下方的輔助固定桿,增加懸掛之安全性(圖18-19)。
「台展」第7-10回(1933-36)改為一地展出,作品總數(分別為153件、130件、125件、133件),規劃7室(東洋畫1-4室、西洋畫5-7室)陳列;[21]據林鹿二、野村幸一對第8回(1934)的觀察:「東洋畫審查員、免審查及獲獎者大多陳列於第3室,展出31件。」該回東洋畫總計57件,佔近2分之1;[22]又提及「觀看西洋畫第5室可了解台展的作品全貌。」[23]再對照第9回(1935)宮田彌太郎發表〈東洋畫家所見西洋畫的印象〉[24]該回西洋畫總計79件,第5室就介紹27件作品,佔3分之1以上;得見東洋畫第3室及西洋畫第5室為最大的展覽空間。
「府展」第1-4回(1938-41)作品總數(分別為124件、119件、118件、115件)數量較「台展」少,僅規劃6室(東洋畫1-2室、西洋畫4-6室)陳列,[25]其中東洋畫第2室與西洋畫第4室,為主要展區,多陳列審查員、邀請免審查及獲獎作品。[26]
從第7回(1934)台展改為1地之後,因空間場域的限制,展出品有愈少的傾向,官方也對作品進行調整,如第8回(1934)東洋畫部,常久常春之入選作品《塔山》為雙拼6尺巨作,卻被主辦單位告知,因會場的空間有限,只能展出一半,使得作者心生不滿;[27]經該回審查員鄉原古統說明:「帝展也同樣因應展出空間的關係,而要求入選者擇一較好的部份陳列,因台展主要是培養畫家而施行,才有如此做法;但是作品的價格上,當初為整幅定價,展出為半幅,如何判定金額,只能再與展出者商量」。[28]後經雙方協調下,該作品僅展出一半,[29]圖錄也刊印半幅(圖20-21)。
圖15 台灣教育會館外觀、2樓平面圖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建築會,1931,《台灣建築會誌》第03輯第05號。第6-11頁)
圖16 第5回(1931)「台展」左起第1幅作品為呂鐵州《後庭》、左2.3木下靜涯《耀く日(光耀之日)》雙幅、左4陳進《ゆく春(逝春)》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17 第6回(1932)「台展」右起第1幅作品為南風原朝光《蝴蝶標本〉。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5日第7版)
圖18 第7回(1933)「台展」左起第1幅作品為楊三郎《巴里の初春(巴黎初春)》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10月27日夕刊第2版)
圖19 第8回(1934)「台展」右起第1幅作品為李梅樹《芋をむく女 (削芋女)》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5日夕刊第2版)
圖20 第8回(1934)「台展」常久常春作品《塔山》全貌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4日第7版)
圖21 第8回(1934)「台展」圖錄刊登常久常春作品《塔山》,僅有右邊半幅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台展資料庫)
(四)第一師範學校[30]
為「台展第6回(1932)東洋畫展出地,共58件作品,區分5室陳列;[31]但該地被抨擊:「場地過於狹隘,展示大作品時觀眾非得抬頭仰視便無法觀賞,不但不舒服,也襯托不出作品的氣勢。」[32](圖22)從觀眾的參觀情況來看,牆面下方欄杆太高,壓縮了展示牆面的空間,使得大幅作品掛得更高,觀者須抬頭仰望,才可平視畫作全貌。
圖22 第6回(1932)「台展」東洋畫會場於第一師範學校;右1廖立芳作品《遊鯉》、左1蔡媽達作品《葡萄》、左2山本貞子作品《日ぐれ(黃昏)》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5日第7版)
(五)台北公會堂[33]
該會堂功能為集會所,並非展示館。「府展」第5-6回(1942-43)展出地,前回展出134件,空間規劃共3區:第1區(1樓)展出東洋畫、第2、3區(2、3樓)展出西洋畫[34];後回展出133件作品;但該會堂似乎無法營造陳列氣氛,如竹村猛(台北高商教師)說道:「房間與房間之間沒有區隔,在會場上巡迴看畫感覺非常疲倦。一般的展覽會場,從一個房間出來,再轉入另一房間,正可以喘氣休息…然而現在的會場卻好像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轉引顏娟英,2001:118)」[35]檢視(圖23)會場似以移動式隔板來懸掛畫作,無法營造出牆與畫的整體感,反而類似商品宣傳會。
圖23 第5回(1942)「府展」,左起第1幅作品為鄭安《姉妹(姊妹)》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1日第3版)
圖24台北公會堂
三、小結
綜合上述,在展示布置上有幾項原則可循:(一)空間動線:先參觀東洋畫部再進入西洋畫部;雖然歷年東洋畫部展出作品皆少於西洋畫部,但作品以大幅居多,故使用空間數也較多。(二)作品分類:沒有做風格或題材上的分類,僅以最大展覽室將審查員、免審查者及獲獎者置於同室,成為吸引焦點。(三)作品分置:呈一致規律性,西洋畫作皆齊底式排列;東洋畫作齊中式規劃,小幅作品略往下移,達視覺平衡感。(四)陳列懸掛:西洋畫作吊掛約傾斜15度角,方便觀看,下方輔助固定桿,增加陳列安全性:東洋畫作吊掛與牆面緊密,因大幅作品較多,觀看時須抬頭仰望。(五)其它尚未有燈光投射或牆面色彩配置之實例可尋。

資料來源
[1]《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26日第4版。〈臺灣美術展覽會/全島畫家之傑作/陳列在會場中/27日起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26日第7版。〈臺展公開第1日∕入場者2千人〉。
[2]「樺山」之校名是為了紀念首任總督樺山資記(1895-96任職)。今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參閱《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nrch.cca.gov.tw/twpedia.php?id=13947。(瀏覽日期:2015年10月1日)。
[3]《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2日夕刊第2版。〈臺展の準備進む/會場が多少狹いので/出品畫を嚴選して少くする〉。
[4]《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5日夕刊第2版。〈嚴選に怖ぢて/出品に二の足/臺展出品者の痛ゴト〉。
[5]《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28日夕刊第2版。〈蓬萊のしま根に/南國美術の殿堂を築く/初の臺灣美術展覽會/上山總督臨場の下に/華華しく開會式を擧ぐ〉。
[6]《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28日第5版。〈臺灣美術展覽會號/臺展會場案内〉。
[7]入口右邊為東洋畫第1室陳列18件,第2室陳列15件;順行進入西洋畫第1室陳列27件,第2室陳列49件。《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26日第4版。〈臺灣美術展覽會/全島畫家之傑作/陳列在會場中/27日起公開〉。
[8]原為布政使司衙門,1919年新廳舍(今總統府)落成後,舊廳舍便成了臨時性展覽聚會場所。1932年改建為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
[9]《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7日夕刊第3版。〈臺展を考察す(下)〉。
[10]《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31日第6版。〈臺展觀後記(4)〉。
[11]《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03日第6版。〈臺展觀後記(7)〉。
[12]《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3日第7版。〈臺展會場ひとぐり/西洋畫も新しい/氣分が橫溢〉。
[13]《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26日第6版。N生記〈臺展觀後記(2)〉。
[14] 同上註。
[15]《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6日夕刊第3版。〈臺展を考察す〉。
[16]《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7月20日第2版。〈文化運動としての臺展/其根本目標を忘れたくない〉。
[17]內文:「建物5百餘坪。建作3層。中層長方形2室。充臺展會場。亦可用為講堂。」參閱《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9月26日第4版。該館戰後改為美國在臺新聞處(美國文化中心),今228國家紀念館。
[18]會場描述:「東洋畫第1室裡陳列有去年獲得特選的林玉山《朱欒》,秋山春水以流動線條描繪出的《弄龍之圖》,林東令是鴨子打盹的《秋庭》之優秀作品。第2室為去年獲得特選的陳進描繪出清秀的少女容貌,及呂鐵州畫出美麗的《後庭》,轟動會場。」《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3日第7版。〈臺展會場ひとぐり/西洋畫も新しい/氣分が橫溢〉。
[19]作品尺寸參閱呂鐵州同時期另1幅作品《後庭》,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20]《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5日第8版。〈臺展會場之一瞥(下)/東洋畫依然不脫洋化/而西洋畫則漸近東洋〉。
[21]《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0月26日第8版。〈臺展一瞥/東洋畫筆致勝/西洋畫神彩勝〉。及1934年10月29日第3版。〈臺展漫評/觀看東洋畫/林鹿二/評論西洋畫/野村幸一〉。
[22]如審查員陳進《野邊》、松林桂月《葡萄》、木下靜涯《蕃山將霽》、鄉原古統《臺灣山海屏風》,推薦林玉山《驟雨》、呂鐵州《梅壇》及《早秋》、郭雪湖《南國邨情》,臺日賞的高梨勝瀞《蔬菜園》,特選及臺展賞的秋山春水《蕃人》、 免審查的不破周子《南叢》、陳敬輝《製麵二館》、村上無羅《馬蘭社的印象》、特選、臺展賞的盧雲友《梨子棚》,新入選且獲得特選、朝日賞的石本秋團《母親肖像》等,共有31件。
[23]如審查員顏水龍《室內》及《姬百合》、廖繼春《安平風景》及《讀書》、鹽月桃甫《印度牛》,特選李石樵、陳清汾、楊佐三郎,免審查的李梅樹的《削芋女》、臺日賞的立石鐵臣《大稻埕》,推薦的陳澄波《街頭》及《八卦山》等。
[24]《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30日第6版。〈第9回臺展相互評──東洋畫家所見西洋畫的印象〉。
[25]《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0月26日第7版。〈日本的な作風/蓋明けした府展の作品(日式風格/府展開幕之作)〉。
[26]例如:府展第1回(1938)內文報導:「東洋畫部第2室充滿豐富的作品,只可惜沒有陳列東洋畫內地審查員野田久浦、山口蓬春兩畫伯的作品,且也沒有受邀參展村上無羅的作品,稍感冷清。第4室有如西洋畫部的焦點,邀請參展的畫作幾乎陳列於此室。」參閱《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0月21日第7版。〈今日為臺展招待日/明日起一般公開〉。府展第3回(1940)內文:「東洋畫第2室有野田九浦、森白甫、木下靜涯各審查員的精彩之作,及獲得特選、2千6百年賞的陳永森之《山中鳥屋》,為本島東洋畫壇開闢新境界。此外,野村泉月的《聖道昭昭》,特選、總督賞的李秋禾《鳳梨園》、特選的村上無羅《颱風餘波》等作品。西洋畫第4室有特選、總督賞的飯田實雄《沼》,還有山下武夫、水落光博、南風原朝光及特選、2千6百年賞、推選的高橋惟一《唐菖蒲》;女性畫家根津靜子、荒木愛子等作品不輸於男性畫家,特別是特選、總督賞的室谷早子,畫作超越了男性畫家。及齋藤與里、中野和高、鹽月桃甫各審查員的作品。」參閱1940年10月26日第7版。〈日本的な作風/蓋明けした府展の作品(日式風格/府展開幕之作)〉。
[27]《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4日第7版。〈2折1座屏風的東洋畫只入選陳列1半/褻瀆神聖的藝術心/塔山的畫家、常久常春憤慨〉。
[28]《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4日第7版。〈以挽救畫家的意義入選半幅作品/鄉原審查員之談〉。
[29]《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0月26日第8版。〈臺展一瞥/東洋畫筆致勝/西洋畫神彩勝。及1934年10月29日第3版。〈臺展漫評/觀看東洋畫/林鹿二/評論西洋畫/野村幸一〉。
[30]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1]《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5日夕刊第4版。〈臺展會場之一瞥(上)。及1932年10月25日第8版。〈臺展會場之一瞥(下)〉。
[32]《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2日第6版。〈臺展之印象(5)/東洋畫之進步與特色〉。
[33]原為布政使司衙門、總督府舊廳舍,今中山堂。1932年開工,1936年建造完成,由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技師井手薰設計監造,為4層式鋼骨建築,公會堂面積有1237坪,建築物總坪數則有3185坪。http://www.zsh.gov.taipei/ct.asp?xItem=1116472&ctNode=6613&mp=119061。(瀏覽日期:2015年10月1日)。
[34]《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0日夕刊第2版。〈戰捷の秋飾る第5囘府展開く/あすから一般公開、29日迄(裝飾戰爭捷報的秋天第5回府展開幕/明天起對一般公開,至29日止)〉。及1942年10月20日夕刊第2版。〈總督、總務長官參觀(總督、總務長官參觀)〉。
[35]金關丈夫等(1942.11)。〈第5回府展座談會〉。《臺灣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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