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T·弗林(John T Flynn)
一个关于“太平洋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的故事
太平洋关系研究院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三种:
它出版了两本期刊。其中太平洋理事会,也就是母公司出版了《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欧文拉铁摩尔担任总编多年。 它经常巧妙的发起和宣传 I.P.R. 的总体政策,这些政策与苏俄在亚洲的利益完全相同。
美国理事会则发行了《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由劳伦斯·索尔兹伯里(Lawrence Salisbury)主编。他极端亲共的观点众所周知。而拉铁摩尔作为亲共宣传员的人设就总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离开编辑部的时候任命了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继任。在后来的调查中,格林伯格被证明与美国的一个苏联间谍组织合作(报告,第 148、149 页)。
除了杂志之外,美国理事会还向政府教育部门提供小册子,以在学校教师中传播 I.P.R. 对远东事务的亲共观点。这个任务是由担任执行秘书一年多的玛格丽特·斯图尔特(Marguerite Stewart)领导的。 她的丈夫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Maxwell S. Stewart)是研究院另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斯图尔特否认他是共产党员,但这一点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本部门出版的各类小册子里宣扬了共产主义路线。
《远东调查》和《太平洋事务》这两份期刊也刊登了很多有关贸易、经济和其它不涉及共产党问题的文章。但是几乎所有涉及到共产党的文章都持支持态度。时任 I.P.R. 负责人的威廉·赫兰德(William L. Holland)在麦卡伦委员会面前极力驳斥带有“共产主义偏见”的指控(第 1222 页)。他告诉委员会,研究院有 47 位以积极反对共产主义而闻名的作家为这两个刊物投稿。他并没有撒谎。
耶鲁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远东事务专家理查德·L·沃克(Richard L. Walker)对两份期刊进行了调查,并在 1952 年 3 月的《新领袖》(The New Leader)杂志上发表了调查报告。
1934 年到 1941 年的《太平洋事务》的主编是欧文·拉铁摩尔。沃克发现了 13 位反共作家和 18 位亲共作家的文章。反共作者共占 196 页,而亲共作者 729 页。 在拉铁摩尔辞职、格林伯格成为编辑之后,从 1941 年到 1947 年,有来自 14 名反共作者和 14 名亲共作者的文章。反共作者 146 页,亲共作者 354 页。最重要的是,反共作者的文章大部分并未涉及共产主义主题。
美国理事会的《远东调查》也大同小异。从1934年到1947年,反共作者 8 人,文章 196 页,亲共作者 16 人,文章 354 页。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研究院对外发布的小册子都是由亲共作者写的。
为《太平洋事务》撰稿最多的人是其总编拉铁摩尔。他一个人的文章页数几乎是所有 13 位反共作者的总和。担任总编期间,拉铁摩尔还回顾评论了 21 本书。加上这些评论文章,他真是堪称高效而多产。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当亲共作者在文章中推荐阅读书目时,全部都是亲共作家的书籍。比如拉铁摩尔、斯诺、斯坦和罗辛格等。但他们并未指出其政治倾向。然而,唯一一次他们推荐林语堂的作品时,却特意提醒读者注意此人的“反共偏见”。
一期又一期的《远东调查》号召把中国变成红色。
拉铁摩尔称赞苏俄对其少数民族的优良政策(1944 年 8 月 23 日)。他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 (Eleanor Lattimore) 则描述了苏俄在新疆的“出色表现”(1945 年 4 月 11 日),并为其在满洲和新疆的罪行进行辩护(1944 年 5 月 3 日)。
冈瑟·斯坦(Guenther Stein )除了是红色作家之外,还是索格(Richard Sorge)在东京领导的苏联间谍组织成员。他曾写道:中国必须进行除国民党以外所有人建议的改革(1947 年 3 月 12 日)。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则阐释了“在中国培养一种虚幻的美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努力将如何延迟中国新生活方式的创造”。他说的中国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集体主义制度。费正清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救赎”(1947 年 7 月 2 日)。
索尔兹伯里写道,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主要是土地改革者,意图将日本人赶出中国”。而且“共产主义中国比国民党中国好”(1944 年 11 月 15 日)。 谁要说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他就不高兴。
我前面讲过,太平洋研究院和理事会自己出版书籍并赞助由知名公司出版的其它书籍。这些书成为广为人知的中国和远东问题手册。其中至少有 22 本替中共美言;14 本是由研究院的专职作家撰写的。
这些书对于美国人帮助中共颠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突然间,中国这个鲜为人知的亚洲政体成为美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政治家、记者、社论作家到处寻找资料以了解亚洲的背景。他们都走向了看似负责任的太平洋关系研究院。
于是那些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毒药池,歪曲了有关亚洲矛盾的所有证据。
然而,这些有毒书籍却受到《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的知名媒体的热烈赞扬。同时出现的 7 本有利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书,却无一例外的被 I.P.R. 成员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报刊杂志上大肆抨击。
事实上,I.P.R. 的书及其作者最可恶的特征是——随着苏俄宣传计划的改变而改变。
例如,当苏俄抨击蒋介石是反动派的工具时,美国的宣传报导也随之而来。有一段时间,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不提倡清算蒋介石,而是推广“中国统一”政策。敦促蒋介石将中国红军纳入国民政府。此时,研究院的作家们开始转向对蒋的赞美——他们敦促所有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但他们非常清楚,共产党人不可能和任何人团结。
在麦卡伦委员会的调查中,有些作家拿出自己对蒋介石的赞美文字来为自己辩护。真够不要脸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一下。每当研究院的作家有书出版,那些渗入主流媒体编辑和评论岗位的研究院成员立即就会在工作的媒体上给予高度评价。所有的亲共作品都是这样推广到民间的。
这种思想控制效率极高。几十本左翼书籍一经问世就登上畅销热榜。大家争先恐后的购买、阅读,试图了解让美国深陷泥沼的太平洋争端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场通过宣传机器控制舆论、控制思想、控制国家政策的经典试验。其高度专业化、组织化的操盘手段把谎言和被部分掩盖了的真相变成了致命毒药,灌输给了美国民众,受害最深的是教育界和政治界。
记住它的始作俑者——太平洋关系研究院及其上级组织太平洋理事会。
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麦卡伦委员会,McCarran Committee)最终成功的把 46 名相关人员带上了听证会索取证词。对于委员会来说,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其中有 9 人强烈否认参与共产党活动,包括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共有 10 人被指控参与苏俄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毋庸置疑的是,这 46 人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同路人。
附录中的名单包括 I.P.R. 执行委员会成员、执行秘书;期刊、手册和书籍的编辑、研究人员和作家。面对这些事实,任何对真相感兴趣、逻辑清晰的人都不能拒绝承认这样一个组织在其运作的关键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那么在这些人的宣传工作背后,那些作为捐赠者的金主的政商名流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吗?他们真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们有必要清楚了解 I.P.R. 所使用的强大而狡诈的工具。比如:1937 年创刊的 《美亚》(Amerasia)杂志。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附录:麦卡伦委员会传唤的 I.P.R. 46人,有些人不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