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拆彈少年》談憲法如何兼顧世代正義

2016年第8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二次大戰結束後，2千多名德國戰俘清除了丹麥西海岸150多萬顆地雷，而幾乎有一半受傷或死亡，他們之中有許多是非常年輕的少年。本片描述了10位拆彈少年，試圖在3個月內清除海岸沙灘上4萬5千顆地雷(10人*6顆*8小時*93天)，但最後只有4人成功回德國的故事。　

在那個年代，二戰後的德國，不管與戰爭是否有關，德國人都被視為是全世界，或至少是曾被德國佔領的戰勝國的戰俘。但那些年輕的德國人，憑什麼要承擔國家戰敗所帶來的種種恥辱與痛苦呢？他們出生前沒有人幫他們決定是否參與戰爭，但卻必須概括承受先人所留下來的負債與歷史。如同當今所提倡的世代正義，任何的開發利用都必須考慮到下一代的永續性使用，才有保障世代正義的可能。先撇開戰爭中人性的盲目與相殘，我想談的是，人民真的握有主權嗎？《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憲法保障並規範了人民的權利義務，但若人民不同意憲法的保障與規範，有不遵守憲法的權利嗎？憲法又要如何跨時代的保障世代正義呢？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的發展，1912年孫文先生公布由臨時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首次將「主權在民」的思想入法。之後於1931年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三民主義作為國家基本思想與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的國家組織被確定。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五五憲草」，為《中華民國憲法》的雛型。1946年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　

憲法的擬定不是一蹴可幾的，是循序漸進的，權利更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先人極力爭取的。但是即便憲法是多數人都同意的契約，又有什麼理由要每一個人都同意呢？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應要建立在同意之上，國家的形成，脫離自然狀態的過程，是先決定「第一契約」。「第一契約」建立在每個人平等自由的同意，建立所有人都同意的權利義務，其後才在此權利義務的基礎上行使多數決。而如何兼具世代正義，靠的便是成年後的年輕人，成為公民的年輕人，在現有的權利義務基礎上，決定是否臣屬目前政府的法律，並保有改變權利義務的權力。理想上，權利義務必須獲得每個人的同意，才有讓所有人遵守的理由，但事實是，尋找普遍皆同意的權利義務，如同找尋宛如真理般的價值，其不可得的原因在於，沒有哪一種價值是永恆不變的，價值是一種做為行動選擇的依據，難道我們有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行動？或許就心理學「從眾效應」而言，在某個時間、某種行為、少數人之間有相同價值行動選擇的可能，但是若考慮到時間與空間，甚至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前結構(歷史、文化、語言)等因素，沒有任何一種價值是能夠獲得百分之百無庸置疑皆同意的。那麼，既然沒有普遍同意權益義務的可能，我們又如何宣稱擁有權利義務呢？　

若完全同意不可得，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哪種東西是人們皆喜歡、接受的時候，有種方法是，先從去除人們皆不喜歡的、不接受的東西談起，雖然同樣是價值的選擇，但其反對的力量較不會那麼大，因為我們還保有選擇自我喜歡的選項。而立法的的保障，便是保障權利義務獲得普遍的可能，例如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必須透過立法的權力來保障其平等權的權利，讓人人皆享有法律所保有基於人權的權利義務。　

10個人的小團體容易達成共識，但若擴及一個國家，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就不是那麼容易與明確了。而價值的選擇，與其爭取國家的權利，相較於特定文化與特定國家的權利義務，應該爭取的，是以普遍的人權為出發點的跨國家、跨文化的價值，讓每個人都擁有作為人該享有的尊嚴與安居樂業生活的權利。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保障，而其保障的價值也受到時代演進的影響而有所改變；每個人都沒有必定要承擔前人所留下來的價值的義務，世代正義的維護從相互理解開始，而我們唯一必須有的共識是─我們擁有改變的權力。

2017/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