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入圍奧斯卡十項提名，內容描述1947年，二戰時曾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的猶太人、匈牙利裔、師承包浩斯的建築師拉斯洛（László Tóth），在戰後移民美國的故事。
撇開本片採用了VistaVision的拍攝技術、片長3.5小時中場休息15分鐘的觀影體驗、使用AI調整男女主角匈牙利口音的爭議，及劇情中為何拉斯洛在成為裝煤工人「三年後」才回頭被發掘其才能等。
事實上，拉斯洛是個虛構人物，歷史上並無該位建築師。然而，重點不在於是否真有其人，建築師的設定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一個多數、平凡的縮影。其所欲探討的問題，亦非聚焦於建築師的設計、風格，而是仍持續影響美國至今的移民與毒品問題，即文化差異的問題（劇中的建築風格參考Paul Rudolph（1918—1997）、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László Moholy-Nagy（1895—1946）、Marcel Breuer（1902—1981）、Ernő Goldfinger（1902—1987）等藝術家和建築師）。
故重點不在於探討何謂包浩斯（Bauhaus）？或包浩斯多大程度受蘇聯的莫斯科國立藝術學校（vkhutemas，1920－1930）的影響？或粗獷主義（Brutalism）的由來？有一說是起源於1950年代的英國；有一說是源於建築師Lennart Holm（1926－2009）設計的哥德別墅（Villa Göth）；另有一說是源自柯比意的馬賽公寓。簡言之，粗獷主義建築即是二戰後，反應新時代、新制度、新技術、新藝術、新材料的新建築之一，如同當時蘇聯的至上主義、構成主義、理性主義等亦聚焦探討何謂「現代」的藝術或建築。重點在於，如何透過外來移民、他者，讓不同文化有面對面，彼此對話（間談）的可能？
法國漢學家、哲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1951－）在《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中提出「間距」與「之間」的概念，以此跳脫歐洲中心主義，及文化比較和差異的分類傳統。
當我們試圖比較或差異化文化時，是從自身的文化出發，即背後已預設一套自身文化認同的標準。故比較或差異化的結果，並非真的將兩個差異的文化放在客觀的天秤上衡量。況且，文化真的可比較嗎？真的有客觀的標準嗎？即便有，可比較的、量化的文化還是文化嗎？
朱利安認為，不存在脫離一種語言和一個歷史的超然外在觀點。用差異來談論文化多元性，就是先消弭了其他文化的「他者」能具有的「外在的」與「意料之外的」事物（去異求同）。文化是「不可約比性的」、關係性的而非無關係的比較。朱利安將從自身出發的「差異」，翻轉為從他者出發的「間距」，用「間距」取代「差異」。筆者認為，活的文化如同時間，是綿延、運動的，當我們說出或認同某個文化時，僅是整體文化中的個別、智性、固化、對象化的部分，而非該文化本身（運動）。如同老子《道德經》開頭說的「道可道，非常道。」比較、差異化下的文化是死的文化，而非活的文化本身。
正是透過「間距」，讓文化彼此面對面，產生了「之間」的反思空間與張力，使雙方彼此注視：在他者的眼神之中、從他者出發，省思、看見自身的未思之處（裂縫），以拓展文化的生命力，而這樣的過程是沒有終點的，因為文化彼此仍在綿延、運動。
簡言之，必須有「他者」才可能進入「熟悉的」。如同在水裡的魚感受不到水的存在，人在空氣中感受不到空氣的存在。唯有透過外在異文化的他者性，才能拓展視野，看見自身習以為常中的不足與未思之處，進而有持續進步、成長的可能。
回到片中，建築師的設計、風格與個性是一個引子（為落實完美的設計，不惜賠本也要完成），反映作為一個歐洲中心、建築師中心的他者、異文化，遇到美國文化的種種影響，如：拉斯洛的表弟阿提拉，為擺脫了猶太背景融入美國文化，改了名字，及從猶太教改信天主教。
導演科貝特（Brady James Monson Corbet）將本片描述為：「一部頌揚最勇敢、最有成就的夢想家、我們的祖先的勝利的電影。」
顯然，勝利的並非該祖先，而是美國。要不是拉斯洛還有建築專長，剛好在資本主義下仍可作為「資源」，且剛好設計合業主胃口，只怕得終身裝煤。片中美國文化遇到歐洲文化時，彼此並未面對面的對話（間談），講好聽是文化大熔爐，實則是強勢的美國文化逼迫異文化放棄自身文化主體性，不管是在語言、宗教、飲食等各方面（以致於拉斯洛的侄女想再移民至以色列耶路撒冷）。
撇開片中的建築設計是否合宜的問題，如德國藝術史學家卡琳・伯克曼（Karin Berkemann, 1972－）對粗獷主義建築的批評：「這些建築並不關心周圍的環境。他們說：『我就是一座建築。去面對它吧。』」當業主問拉斯洛為選擇建築時，拉斯洛想了想，說道：「萬物之道不言自明。沒有什麼比立方體的存在，更能直接呈現解釋立方體的結構。」
然而，拉斯洛仍未跳脫主客對立、比較與差異的問題，不只是在文化上，亦在建築上。立方體本身並不解釋自身的結構，立方體作為客觀的、他者的存在，需透過主觀的思考者，經由「思考活動」作為媒介，才可解釋立方體的結構（不同於現象學的意向性，其仍陷於主體論）。化解主客對立，或者說，比主客更本質的是，作為媒介（中介者、第三者）的思考活動、語言、關係，或康德所說的「圖式」、「想像力」。可惜多數建築師並未看到或意識到這一點，以為與材料、與環境對話就是對話（間談），實則是關閉對話、自說自話的一相情願。
如同建築師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 1901—1974）說：「磚想要成為拱」。事實上，磚根本不會說話，而是這之間的「思想活動」，讓磚說了什麼，讓磚與主體的人產生思想活動、語言、關係。正是透過磚（他者），如同鏡像般的看見、反思自身的未思（裂縫）之處，才讓文化、思想、生命、建築「之間」得以生生不息。
最後，文化差異的問題仍影響至今，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發布《2024年世界移民報告》，全球移民人數自2000年的1.5億人，到2024年的2.81億人，成長達87%，佔全球人口3.6%，即每30人就有一位移民。移民者作為異文化的他者，永遠是弱勢的一方，不只在於權利的弱勢，更在於異文化不被重視甚至被碾壓的的弱勢。朱利安的文化間距論，或可作為方法，讓彼此有面對面、產生主客的對話空間，讓我們在一方面透過他者更認識自身與他者的文化；另一方面讓自身文化得以保持開放性、整體性、關係性，並持續保有孕育力與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