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另一端的中國（2）——黃傘老街

岷江的兩岸就像是兩個世界。在南岸，也就是高場的這一邊，是一個緩坡，宜賓西部的城鎮都坐落在此。岷江的北岸則是垂直的峭壁，形成了一堵巨大的石墻，看上去巍峨而壯觀，但卻是一道天塹，阻礙了南北岸的交流。

不過背靠三江並不總是壞事。宜賓港是四川的第四大港口，貨物從宜賓港出發後，一路途經重慶、武漢、南京，最終在上海抵達廣闊的中國東海，由遠洋渡輪將商品輸送到全球。曾經在中國爆火的紀錄片《超級工程》中，在四川資陽市生產的火車頭便是在宜賓港上的船，並最終遠銷到了阿根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宜賓是和大海連通的，和武漢、南京一樣，是一個“靠水吃飯”的內陸城市。

在离开高场过后，驅車前往另一個地方的途中，我們就遇到了一個小碼頭。

說是碼頭，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水泥平台。平台在緩坡的底部，通過山坡上的“之”字型小路連接到主幹道。就在江對岸和平台對稱的地方，也有一個小小的平台，那是江對岸的“碼頭”，也是北岸稍顯平緩的一片區域。在對岸平台的上方，是一排仿佛鑲嵌在了峭壁上的木質老屋，在四川盆地秋日的朦朧裡，我實在看不清那排房屋的具體模樣。

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平台上，卻嗚嗚泱泱地站滿了人，很多人都背著巨大的籮筐和滿載的物品，或是在摩托車的後座上拴滿了各種貨物。根據船老大的說法，江對面的村落（也就是那排房屋）叫黃傘，黃傘的背後的大山裡還有一個村子，現在等船的人大多是在南岸買了東西，準備回北岸村裡的人，而這兩個碼頭就是為了方便兩岸的村民流動而修建的。

用來擺渡的船是一種非常簡陋的鐵皮船，大概只有兩米寬、十多米長，船的尾部是駕駛室，頭部是凹下去的船艙，船艙兩側的欄杆上各綁了一塊木板，這大概就算是座位了，剩下的大片區域都用來賣“站票”。

輪渡半個小時一班，費用不貴，大概只要兩三塊錢？我記不太清了，雖然感覺不貴，但我並不清楚這個價格對於村民來說是什麼概念。

當我們正準備開船的時候，從山坡上的小路上走下來兩個穿制服的人。船老大看到穿制服的人下來過後，便讓大家都穿上掛在欄杆上的救生衣。看到大家穿上救生衣過後，船老大又不知從哪裡掏出一大盒口罩，依次發給乘客。一向謹慎且對消費十分敏感的村民最開始是拒絕的，直到船老大說：“免費的！白送給你！”大家才開始接納船老大的口罩。

當穿制服的人下來和船老大攀談了幾句過後，他們大概看了一眼船艙裡的眾人——大家都穿著救生衣，也戴著口罩——便也沒說什麼，就讓船老大開船了，自己也沒有上船。我們在返程的時候，並沒有在北岸碰到穿制服的人，而之前留在南岸的穿制服的人也早已沒了蹤影。當然，我們返程的時候既沒有被要求穿救生衣，也沒有再拿到免費的口罩。

正因如此，我從不相信中國內地的任何防疫措施。

不論是戴口罩的命令，還是如影隨形的健康碼和體溫監測，本質上都沒有什麼作用，只不過是政府官員的一種“甩鍋”策略。事實上假如大家真的能夠嚴格遵守醫用口罩的使用方法，定時更換、不隨意觸摸、不隨意取下、捂緊口鼻，我興許還能對這些措施有一點點的信心，但事實是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

還記得有一次，我因為發燒去醫院就診。走到醫院門口的時候，護士用額溫槍給我測了體溫，居然沒有發現我在發燒，只是問了我具體要去哪個科室過後，讓我掃了一下場所碼便給我放行了。既然醫院的防護措施都如此隨性，那商場、地鐵站等非專業人士進行的防護措施又能有什麼用呢？

事實上這些措施連“甩鍋”的作用都沒有，因為上層並不會因為下層領導堅持測溫、堅持讓民眾掃場所碼就不讓他們擔責。當然最有趣的是，所有人都在作秀，所有人也都知道其他人也在作秀，但大家也仍然還在作秀。

亦如來檢查的穿制服的人和船老大，大家對對方的利益都心照不宣，並且都十分配合地不給對方“添麻煩”，乘客們也收穫了一個免費的口罩，三方勢力都得到了一定的好處——當然前提是船沒有翻，並且船上也沒有新冠病患。

在到達北岸過後，我終於看清了那排鑲嵌在崖壁上的房屋。北岸的這一段山坡比我想象中要緩和一些，房屋也沒有鑲嵌在山坡裡，但也確實和山坡貼得很近，遠遠看去就像是一排巨大的懸棺。房屋通過陡峭的樓梯和碼頭相連，碼頭的另一個方向則是一段水泥路，一直延伸到山林的深處，那邊是另一個更加隱蔽的村莊。

碼頭旁邊有一個用木棍和篷佈支撐起來的兩個帳篷，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這個帳篷應該是個小賣部。帳篷的主人是一個中年大姐，其中一個帳篷裡面擺著一些煙酒之類的小商品，門口是一口用來炸土豆的油鍋，另一個帳篷被拉上了簾子，我猜應該是用來睡覺的。

碼頭上還停著很多拉客的摩托車，有人下船過後，司機們便圍上去拉客。在農村地區，摩托車是比小汽車更加重要的交通工具。摩托車既能拉客也能拉貨，還可以在各種各樣的鄉間小路上穿梭，不論是石子路、爛泥路還是只有一人寬的小土路，都能輕鬆應對，停在院子裡也不佔地方（因為院子往往要用來晾曬穀物）。

即便是在雙車道上，因為不用擔心錯車和超車的問題，摩托車的速度也能比小汽車來得更快。有時候閒下來了，摩托車還能用來拉拉客，一天賺個幾十塊，對於農村家庭已然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在看清了黃傘的本來面目過後，這座只有一排房屋的崖間小村落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我、母親和小舅決定上去看一看，舅母則在碼頭陪著外婆。

黃傘的中間有一個還算寬敞的門洞，用來爬上黃傘的樓梯就從門洞中間穿過。穿過門洞，引入眼簾的是一條橫向的街道，大概只有三米寬，門洞正對的墻上用粉筆寫著“黃傘老街，建於1916年”。

你看，又是老街。

真正讓我驚訝的是，黃傘老街雖然逼仄，但街道的兩側居然都有房屋，裡層的房屋緊緊地貼著山坡，外層的房屋則是靠著木頭支撐、整個懸在半空的狀態，兩側房屋都還住著一些老人和幾個照顧他們的中年人。

黃傘老街並不長，往左走五米，往右走五米，這條街就算沒有了。其實嚴格來說並不算沒有了，因為往右走很長一段路，沿江一側依然還有很多木質房子，不過都已經荒廢，就像高場老街的幼兒園一樣，只剩下了空洞的外殼和房門上的紅色標語。

從鏽蝕的鐵窗往裡看去，裡面連狼藉都算不上，只剩下了一些桌子、凳子之類的搬不走的重物還在裡面，其餘什麼都沒有了。房間的木質地面還有大洞，透過大洞甚至能看到山下的岷江水。再往裡走，則是連房屋都沒有了，只剩下了紅色的石質的殘垣斷壁，門框上還刻著一個大大的五角星，所有的斷壁上都爬滿了乾枯的藤蔓植物。

當我把那些空洞的房屋和暗紅色的斷壁拍給我的攝影師朋友，並且希望他能點評一下我的攝影技巧的時候，他卻說：“你他媽去鬼屋了？”

我們從“鬼屋”下來過後，發現外婆居然在和小賣部的大姐聊天。我們離開大概半個小時的功夫，外婆已經和大姐聊得火熱了。

大姐的年齡和我母親相仿，但實際上看上去卻比我母親要蒼老許多。大姐也確實住在帳篷裡，靠著給碼頭的人們賣點雜貨和炸土豆維生。可大姐的丈夫呢？孩子呢？房子呢？為什麼大姐要住在江邊的破舊帳篷裡？我不知道。

就在2021年，習近平宣佈我國實現全民脫貧。當我聽到這個消息過後，我就說真該讓這個人去大涼山里看看，看看那裡的人到底有沒有脫貧。

我很多年前驅車路過過涼山深處的村莊，也看過一些有關當地的報道。在那些村莊裡，當地人家裡唯一的家具可能只是一張床和一口鍋，甚至沒有凳子和桌子。房子是泥土糊的，屋頂是茅草搭的，家裡的灶台是用石頭圍起來的，孩子的書包是用洗衣粉包裝袋改裝的，鍋也早已被燒成了炭黑色。

這些地方往往十分閉塞，即便準備好全套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往返一次也可能會耗費掉一兩天的時間。像這樣的地方，要讓這些人實現小康生活，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些地方的人是完全失語的狀態，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在任何一個平台上發聲。在前幾年，尚且還有很多做慈善的人或是有良心的媒體人會去採訪他們，讓人們了解他們的困境。但隨著習近平要求社會風氣一定要“正能量”，這些負面的消息就開始全面消失，那些貧困者們甚至連幫他們說話的人都失去了。

但實際上我還是想得太誇張了，因為想看人們是否貧困，隨便找個小的鄉鎮看一看就知道了，根本不用去涼山。就像那些住在黃傘的老人，還有這個在碼頭賣炸土豆的大姐，他們脫貧了嗎？他們如何脫貧？

當然，政府自有辦法讓他們脫貧。

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貧困人口指的是日支出低於1.9美元的人，而我國的標準則是人均年收入3200元人民幣以下，也就是日均1.3美元。也就是說，即便中國真的實現了以1.3美元為標準的全面脫貧，但是按照1.9美元的世界銀行標準，中國仍然是有貧困人口的。

於是沒有辦法，中國的新聞媒體便只有改變稱謂。既然我們要實現全面脫貧，那也就是讓貧困人口“消失”，於是我國便沒有了貧困人口，取而代之的是“待富人員”和“困難戶”。在這種靠著左腳踩右腳起飛的操作模式下，我國自然就沒有貧困人員，自然也就實現了全面脫貧。

也許正是這種策略給了自己底氣，在“實現全面脫貧”過後，中共開始大肆抨擊美國還有4000萬貧困人口，卻對美國的家庭（4口之家）年收入低於24300美元的貧困標準閉口不談。

正如高場老街，黃傘也是停滯的，只不過黃傘比高場停滯得更厲害。黃傘沒有成片的棋牌室，沒有派出所，也沒有年輕人。住在這裡的人已經不是想不想走出去的問題了，那些躺在沙發上動彈不得，木然地看著電視裡滿是喜報的新聞的老人，根本不可能走得出去。

黃傘這樣的村鎮就是一個個黑洞，它不僅會吞噬你的身體，還會吞噬你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