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6|閱讀時間 ‧ 約 33 分鐘

遇見另一端的中國(4)——彼端的人及尾声

在2014年的時候,我外公去世了,和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外婆對此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原本經營了一個小店鋪、七十多歲還能算錢的她,甚至因此有了一些阿爾茲海默症的症狀。我們都知道外婆老早就想回宜賓老家看一看,眼看她的記性越來越差,思緒卻越來越重,我們都知道這件事不能再拖了。

然而最後的結局是,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帶她回去過一次,她卻完全忘記了。而2021年的這次旅程,在僅僅兩個月過後就被她忘了個精光。


即便記性再差,外婆也從沒忘記要省錢,或者我更願意稱之為摳門。

外婆一直鼓勵我要多吃東西,不能剩飯。在我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她是不忍心看到食物被浪費,直到有一次在一次宴席上,我跟她說:“不用擔心浪費,這些剩菜會被餐館拿去餵豬。”隨後她給了我一巴掌,說:“你不吃完,就想著餵豬,花錢買的菜幹嘛拿去餵豬!”這次之後我才知道,她擔心的是浪費錢。

其實說擔心浪費錢也並不準確,她討厭的是別人從她身上撈好處。甚至於說,她沒有把別人給的東西都撈走,就等同於別人從她這裡撈了錢,她就會不高興。

我們在離開蕨溪鎮過後的第二天,在一個餐廳吃早飯,均價15塊,可以選擇饅頭稀飯或者燃麵。如果選擇的是饅頭稀飯,饅頭和稀飯都可以無限續。在吃完一份饅頭(一共3個)過後,外婆又續了一份。我們當時都知道,外婆是想把這15塊錢吃回本。

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能有多大的飯量呢?饅頭最終還是剩了一個。可外婆硬要說自己沒吃飽,但是又不想耽誤我們行程,所以決定把那個饅頭拿走,邊走邊吃。當我們離開餐館過後,那個饅頭只被外婆咬了一口便被丟掉了,理由是她吃不下了。

我當時完全無法理解,因為從各個角度來看,外婆是早就吃飽了,她根本就不需要這個饅頭。後來我母親跟我說,如果外婆不把這個饅頭拿走,那店家就會把它收回,這樣外婆就會覺得吃虧了。所以我外婆寧願把這個饅頭拿走丟掉也不肯讓店家收回去,因為她覺得店家把饅頭收回去就如同佔了她的便宜。


外婆的這種思維我還是能理解一些的。

通常來說,很多人會把這種思維歸結於窮人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通常源於貧窮和無知,而我外婆生長的年代,幾乎人人都是窮人和文盲,所以他們基本都有這種“劣根性”。所以我認為他們這種奇怪的性格並非源於本性,更多是環境的產物,因而將其稱之為“劣根性”並不妥當。也正因如此,即便是現在,在中國很多貧窮的地方仍然有這種現象。

中國有句老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在貧窮的地方,民風都會非常惡劣。正如蕨溪篇所談,人們甚至會因為一顆白菜的歸屬而變成世仇。但對於那些地方的人來說,一顆白菜影響的可能是他們的生存,兩家人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鬧崩合理嗎?這是很合理的。

在這些地方,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失效的。

這裡的人不懂康德,也不看約翰.羅爾斯,他們的唯一的生存哲學就是叢林法則,正義和道德帶來的約束並不強。想要在這些地方生存下去,你就是需要把所有能摳到的東西都摳到手,並且不能過於顧慮其他人的感受。

在外婆生長的年代,中國大地到處都是這樣的窮山惡水,所以老一輩人的摳門、小氣或是怪脾氣基本上都是這種環境的產物。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你幾乎沒有辦法通過教育來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生活在窮山惡水的人們而言,道德和正義既不能填飽肚子,也不能變出更多的生活物資。

在極度匱乏的物質生活面前,道德、正義、甚至契約都是沒有意義的。


從這一點來看,這可能也是西方白左在中國被污名化的原因之一。

相比於歐美,中國人仍然很窮,所以中國人無法理解歐美左派居民的想法。對於西方白左的思維,中國人有個很形象的描述:吃飽了撐的沒事幹。

女權運動是因為女的吃太飽,LGBT平權是因為變態吃太飽,環保運動是自己吃太飽了所以來禍害我們這些還沒吃飽的,抑鬱症是吃太飽導致的矯情病——你看,大家都知道西方白左想太多是因為已經吃飽飯了,而中國人沒想那麼多是因為還在忙著操心吃飯的問題。

在《1984》裡,喬治.奧威爾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他認為讓人民保持貧窮是維繫統治者權力的好方法,因為只有讓民眾保持貧窮,他們才會忙於解決生計,而沒有時間去思考有關民主、人權或是其他的東西。在這樣的環境下,統治者還可以偽造自己的成就,欺騙人民,告訴他們當下的生活已經很不錯了,而且這都是黨的功勞。

尤其是在中國,老一輩的人都會說:“你們當下的生活和以前比起來真的好太多了,你們要感謝國家。”也正因如此,我甚至懷疑過毛澤東在前三十年是不是故意把中國搞得如此貧窮,以至於他的繼任者在經濟上稍微有一丁點的成就就能被拿來吹噓,然後以此來鞏固中共在未來更加長久的權力。中國當下的貧窮也許是中共的無心之舉,但不管怎麼說,它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外婆或是其他窮人們的心態,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古怪性格也感到非常的痛心,這也是我為什麼不認同“劣根性”這個說法。說到底,我們也只是中了“投胎彩票”,沒有生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裡。如果我生長在那樣的環境裡的話,我不一定會變得比他們高尚不少,甚至可能做得比他們更加惡劣。


也正因如此,我對那些對自己的特權(privilege)一無所知的人感到非常的厭惡。

我時常會反思自己的特權,比如我從不會覺得自己能夠考上大學、在城市裡找到一份工作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我能考上大學是因為我父母的收入尚可,他們供得起我一直讀書。並且我的體質也很差,如果不是他們有錢讓我治病,我也許早就死掉了。當然,我也只是生在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我中的“投胎彩票”並不大,但是相比於那些窮得連生存都成問題的家庭而言,我確實是享有特權的。

可仍然有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尤其很多大既得利益者更加意識不到。他們深切地認為自己今天的成果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對於弱者不僅沒有同情之心,甚至還認為他們懶惰、愚鈍;亦或是把自己包裝成“普通人”的模樣,揚言要為“普通人”發聲,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普通,也沒想過要為真正的底層人發聲,甚至還會抑制底層人發聲(因為那些大既得利益者不僅不知道真正的底層人是什麼樣,還會覺得他們的聲音不夠正能量)。

尤其是很多留學的或者已經移民的粉紅,這種人尤其令我感到厭惡,好處佔盡卻還助紂為虐。然而最可悲的是,很多沒有特權的人也意識不到這一點,甚至因為慕強心態而視那些既得利益者為標桿,和他們同流合污一起打壓同是底層人的同胞們。


當我們在高場老街的時候,街邊有個沒有手掌的大叔一直在圍觀我們。我母親說那個大叔小時候玩鞭炮把雙手給炸沒了,當時她就在現場,眼看著還是小男孩的大叔的手掌被炸到只剩一縷肉皮。我們在高場見到大叔的時候,我母親也很驚訝,因為她意識到她的這個童年玩伴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高場老街。

然而他並不是最老的居民。我們當時還找到了外婆的一位老閨蜜,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上次和外婆見面已經是四十多年前,在這之前她便已經在高場老街定居了數十年。幾十年過去,他們不僅沒有走出高場鎮,甚至沒有走出高場老街。

我不禁在想,他們的世界觀是什麼樣的?我知道我面對的是怎樣惡劣的一個中國,我知道我母親不在乎中國是否黑暗,她只關心我的安危,我也知道我外婆因阿爾茲海默症已經了無掛念。

可這些人呢?這些在高場老街的人,他們眼裡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他們知道自己是被剝削的階級嗎?他們會是既得利益者的擁躉嗎?他們也會歧視那些生活條件比他們更差的人嗎?我想象不出來,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刻意留在高場的,還是說是被困在這裡的。我稱他們是“彼端世界的人”,我知道他們在彼端的生活是什麼樣,卻不知道他們自己如何評價他們的生活。


在現在的中國網絡上,幾乎每個平台都躲不掉“下沉”的趨勢。所謂的“下沉”,就是用戶屬性變得更加平民化。

例如知識問答平台知乎,大約七八年前間剛運營的時候,各路答主基本都是碩士起步,上不封頂。然而發展到現在,碩博在知乎上反而成了稀缺人群,低水平發言卻越來越多。

對於知乎用戶的學歷分佈情況,我不清楚,但有一件事可以讓我們能夠窺見。大約是2021年初的時候,有位政協委員提議將英語踢出中小學教育主科地位。隨後知乎上有人發起了投票,調查人們對此提議的態度,最終有49%的用戶對此提議表達了讚成。

說到底,中國人口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也不過10%,本科率更是不到5%,中國網民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佔比卻達到了58%。這樣的群體構成了中國龐大的互聯網輿論體系,讓任何一個平台在做大之後都不可避免地呈現“低智”傾向(此處使用“低智”一詞僅為方便表述,並無惡意)。


我一直相信的一點就是,這種情況幾乎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

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從來不是高精尖產業,而是廣大工廠流水線。這些流水線的運作並不需要多高的學歷,但對於人力數量的要求卻是極高的。如果想要維持這些流水線的運作,靠大學生自然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國力提供這麼多的大學生,也沒有足夠強的經濟能給出讓大學生都願意下流水線的工資。

所以中國需要的,正是廣大低學歷的“廠哥”“廠妹”。為了能夠“生產”出足夠的“廠哥”“廠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縮減教育資源,他們讀不了書,自然就只有下流水線。不然的話我們實在很那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的學校在抱怨教室和老師不夠用,卻又有那麼多的師範生找不到對口工作。

這樣做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人民的平均智慧始終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這不僅使人民更加容易被統治,甚至還能製造出“中國人文化水平還不夠高,所以中國不適合搞民主”這樣的流氓邏輯。

對於那些在高場老街居住了幾十年的人,他們也許認為自己是自願留在老街的,但當時間拉得足夠長,他們的選擇裡多多少少都有強迫的成分,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們甚至可能還在擁護這種體制。


尾聲

在結束了為期四天的行程過後,我們終於開始計劃返回成都。

經過了一下午的跋涉,我們抵達了彭山區,一個隸屬眉山市、位於成都南部邊緣的縣城。這裡雖然是縣城,但總體來說已經比高場或是蕨溪繁華了不知道多少個檔次。

我們的車停在一家大商場的附近,商場門口的廣場上有很多中年婦女在跳廣場舞,無數家長帶著孩子在附近玩耍,喧囂得讓我有些不適應。當我們走進富麗堂皇的大商場之後,我當時竟有了一種“我終於重新回到了現代文明”的錯亂感,先前的不適也更加強烈了。

我家裡的長輩都是農村出來的,在中國大規模城市化開始之前,我春節和父母回老家也基本是回的村裡,所以對於中國的鄉鎮、農村,我從小便有一定的認知和體驗。所以前面幾天我都經歷了什麼?我也許看到了另一端的中國,但我也許並沒有看得很真切。

隨著車子逐漸駛入成都,看到街邊熟悉的地鐵站、高架橋和大商場,我終於有了一些歸屬感。我離開鄉土實在太久了,甚至沉醉在了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裡,以至於當我再次回到鄉土的時候竟感到了不適應。

我站在地鐵站的門口,和眾人分別,初春的冷風打在我臉上,讓我在兩個世界間穿梭而產生的迷離感暫時消退了一些。

我雖然表面上覺得自己重新回到了“現代文明”,可中國的大城市就一定屬於“現代文明”嗎?我坐上地鐵,觀察著下班的人群,大城市裡的人仍然在內捲,他們的生存哲學是叢林法則,對於當下的普世價值嗤之以鼻,當權者仍然在酒池肉林。所以這些地方又何嘗不是另一塊鄉土,那種歸屬感和那些高樓大廈一樣,不過是幾十年來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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