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鏡頭下的真相歷史身份與紀錄片的辯證交織

最近發現，越來越多人對「影評」的功能與價值產生了分歧。有些人認為，身為專業影評人應該專注於技術、架構、風格與類型的分析，並將評論從意識形態中抽離，以彰顯專業性與精英品味。然而，若真如此，美國影評大師羅傑·埃伯特（Roger Ebert）、法國電影理論巨擘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甚至是評論家出身的名導尚-呂克·高達（Jean-Luc Godard），或許都會氣得從墳墓裡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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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0年，高達便在《殘像》的39條綱領中，清晰地展現了1960至70年代歐洲左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堅決反對抽象化與形而上學的世界觀，轉而提倡基於物質現實的辯證分析。這些條綱看似艱澀、硬核，卻揭示了電影創作與評論必須介入現實的深層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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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當我們回望今天（2024年），這樣的責任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紀錄片的肩上。儘管也有些劇情片，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法，來呈現對現實的看法，但它們不見得可以觸及或面對現實問題。例如今年的《餘燼》，它甚至在缺乏充足證據的情況下，以虛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它的技巧似乎也沒有高超到可以模糊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以達到想要的顛覆或嘲諷的效果。儘管這一切都是被設計、彩排、拍攝及重新演繹的，但是導演似乎遺忘了電影足以改變一個人的觀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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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今年的紀錄片卻不曾退縮，反而以更加堅定與銳利的方式直面現實，回應我們身處的社會與土地。紀錄片揭示了那些我們曾無視或被遮蔽的真相，猶如一道濾網，過濾掉日常生活的雜質，讓我們得以暫時想像出品味一口「純淨山泉水」的甘甜。然而，這些嘗試能否持續，仍令人懷疑。正如《青春（苦）》的映後討論所言：「紀錄片改變不了什麼。」或許，高達當年便已對戰鬥電影的計劃感到失望，認為這一努力終將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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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徒勞嗎？也許，將現實記錄下來，就是改變的開始。當觀眾透過影像產生想像，下一步可能便是行動，安裝一台屬於自己的「淨水器」。那些因物質限制而受困的想像，或許正等待影像逐一解放。當然，仍有許多人無法改變喝髒水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