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開始關注起韓國電影中所傳達的政治意義與現代性，偶爾也觀看網飛上的電視影集。不過，坦白說，我的觀劇行為有明確的目的，就是解析它們運用商業手法包裝嚴肅議題的技術（即使有時為了戲劇效果而誇大情節），然後儘可能把這些進步的影像技術引進小說創作裡。我個人認為，小說家習得了高超的電影拍攝手法，有諸多的好處。例如，他們在小說情節的設定與布局中，不論描寫景色和人物互動以及心理反應，都能獲得讀小說如看電影的躍動感，不致於始於庸常的敘述，而終於索然無味的結局。
另外，對想挑戰歷史寫作與文化敘述的作家而言，閱讀電影史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在我看來，這種編年史的寫法等同給作家提供了一個社會學視角，指明了方向與座標，因為作家便能以此作為敘事的起點，展開自我風格的寫作。多年以前，我試圖在日本文化思想敘述的廣度上尋找突破，就曾藉由日本電影史的閱讀得到寫作靈感，我因而更確定正統的電影史比應景似的影評來得重要。
昨日，我取得范小青《韓國電影100年》（上海三聯書店，2024-3）一書，正好填補了我對韓國電影史的好奇與需求，畢竟，我格外重視閱讀歷史與系統論述的方法。當然，我必須說，小笠原 隆夫《日本戰後電影史》（北京廣播學院，2001）、四方田犬彥《日本電影史100年》（北京三聯書店，2006）、佐藤忠男《増補版 日本映画史》（4卷本）（岩波書店，2006）等電影史，給了我突破寫作題材的靈感。進一步說，這個靈感並不是自發性的，而是我通過閱讀的幽深小徑得到的意外與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