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開始關注起韓國電影中所傳達的政治意義與現代性,偶爾也觀看網飛上的電視影集。不過,坦白說,我的觀劇行為有明確的目的,就是解析它們運用商業手法包裝嚴肅議題的技術(即使有時為了戲劇效果而誇大情節),然後儘可能把這些進步的影像技術引進小說創作裡。我個人認為,小說家習得了高超的電影拍攝手法,有諸多的好處。例如,他們在小說情節的設定與布局中,不論描寫景色和人物互動以及心理反應,都能獲得讀小說如看電影的躍動感,不致於始於庸常的敘述,而終於索然無味的結局。
另外,對想挑戰歷史寫作與文化敘述的作家而言,閱讀電影史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在我看來,這種編年史的寫法等同給作家提供了一個社會學視角,指明了方向與座標,因為作家便能以此作為敘事的起點,展開自我風格的寫作。多年以前,我試圖在日本文化思想敘述的廣度上尋找突破,就曾藉由日本電影史的閱讀得到寫作靈感,我因而更確定正統的電影史比應景似的影評來得重要。
昨日,我取得范小青《韓國電影100年》(上海三聯書店,2024-3)一書,正好填補了我對韓國電影史的好奇與需求,畢竟,我格外重視閱讀歷史與系統論述的方法。當然,我必須說,小笠原 隆夫《日本戰後電影史》(北京廣播學院,2001)、四方田犬彥《日本電影史100年》(北京三聯書店,2006)、佐藤忠男《増補版 日本映画史》(4卷本)(岩波書店,2006)等電影史,給了我突破寫作題材的靈感。進一步說,這個靈感並不是自發性的,而是我通過閱讀的幽深小徑得到的意外與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