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 書摘

『沒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書店或是圖書館總有一本書在架上，你早已經注意到他的存在，也聽聞過他的聲名。但就是找不到適當的時機翻開來一探究竟，可能是因為，他的書名聽起來過於沉重，也有可能是他的厚度令人望而生畏。文化苦旅這本書，對我而言就是這樣的存在。

這是一本中國的遊記，但又不是放在旅遊景點供人查閱資訊的冊子。是一本融合余秋雨在行旅中的所思與所感而匯聚而成的篇章。而這也不是為了旅行而旅行的書，是他在講學途中所到過之處。

余秋雨就這樣邊走變想，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像，就像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他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之處。

『只覺得山谷抱著你，你又抱著山谷，都抱得那樣緊密，逮不到一絲遣字造句的空間。』

自然的最美處，正在於人的思維和文字難以框範的部分。讓他們留住一點虎虎生氣，交給人們一點生澀和敬畏，遠比抱著一部「康熙辭典」把他們一一收納，有意思得多。

一個人的感官很不夠用，那就乾脆丟棄自己，讓無數雙藝術巨手把你壓碎成輕塵。

一切偉大的藝術，都不會只是呈現自己單方面的生命。它是一種聚會，一種感召。它把人性神話，付諸造型又用造型引發人性，於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種彩色的夢幻、一種聖潔的沉澱、一種永久的嚮往。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對於這麼一個陽關，他的筆底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

這便是唐人風範。他們多半不會淚灑悲嘆，執袂勸阻。他們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得很寬廣。告別是經常的，步履是放達的。 這種恬然的自信只屬於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魘中甦醒，對前路挺有把握的藝術家們。

而唐代後，卻沒有把這種屬於藝術家的自信延續久遠。陽關的風雪，竟越見淒迷。

陽關，再也難於享用溫醇的詩句。西出陽關的文人還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謫官逐臣。

把美熨貼著自己的本體生命。 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點，只是憑藉自身，散發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靖和把美寄託於梅花和白鶴。

蘇小小的妓女生涯，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

亦如同李白的將進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聖賢是自守與拘謹的，豪傑瀟灑的飲酒作樂，不拘小節。

給浮囂以寧靜，給躁急以清冽，給高蹈以平實，給粗獷以明麗。惟其這樣，人生才見靈動，世界才顯精緻，歷史才有風韻。

「沙原隱泉」篇，余秋雨好不容易慢慢攀援至沙丘的峰頂，結果發現峰頂只是一個剛能立足的狹地。不能橫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樂，怎可長久駐足安坐？

上已無路，下又艱難，到頭來只構成自我嘲弄。

於是急急得來試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艱難，不上高峰發現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與它近乎。

看來，注定要不斷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他在下坡途中瞥見大漠中一灣清淺的泉橫臥遠處，荒涼中如此一景，高坡後如此一跌，風沙中如此一靜，才深得天地之韻律，造化之機巧，讓人神醉情馳。

宏大的世界常常變成一個孤島，喧騰的人生有時比洞中還要冷清。

「白蓮洞」篇。別有洞天，是中國人創造的一個成語。中國人更想以洞穴為門徑，走進一個棲息精神的天地。

余秋雨提起張曉風的「武陵人」。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享盡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

但是，他還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國，在武陵的痛苦中，我會想起天國，但在桃花源，我只會遺忘。

忘記了我自己，忘記了身家，忘記了天國，這裡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權利。

「再強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後牽連的網絡中層層損減」

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於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

互滲於空間便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認同；

互滲於時間便成為一種傳承性的定勢。

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

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性的薰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

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著多種年齡相重疊的生活，沒有這種重疊，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乾和脆折。

為什麼稍微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與窘迫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最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

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

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