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討厭分離。
對於內向的我來說，要融入一個團體、建立一段關係，是多麼難如登天的考驗。
所以當爸媽說要搬家、當小學畢業要換學區、當學校宣布要「能力分班」時，我內心的崩塌與難過，沒人能理解。
實際上就是根據考卷上的數字，
將人粗暴地分成三等：前段班、中段班、後段班。
我不懂，為什麼在號稱平等的義務教育裡，還要用分數來將人分級別？
說什麼義務教育人人平等，根本就是講屁話！
直到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只是社會階級制度的縮影；
出社會後，分數變成了資產與鈔票。
更不公平的是，有人出生就贏在起跑點，有人出生就負債累累。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的考卷分級制，似乎比社會更公平，但，真是如此嗎? 我還是充滿懷疑。
總之，一年級下學期，我們迎來了國中生涯的另一個重大的轉折，
內向的我，好不容易跟左右鄰居成為好友，卻又因再一次的能力測驗，
讓我的人際關係再度承受考驗，也帶來了這場殘酷的轉折。
升旗典禮後的班會，班導李懷遠面色凝重地走上講台。
「這次能力分班……有些人會留在原班，有些人會去前段班，而有些人……則會去後段班。」
當老師唱名前段班名單時，那些被點到的同學流露出壓抑的欣喜；
當唱名到後段班時，教室開始傳來低聲的啜泣。
直到老師唸出：「林鈺宜。」
我轉頭看向坐在隔壁桌、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眼眶瞬間泛紅，我也跟著鼻酸。老師唱名結束後，沒被點到的我雖然鬆了口氣，但心裡卻滿是酸楚。
當班級分配完後，那些必須離開教室到前段班上課的同學們手腳很快，似乎巴不得馬上離開。
而那些要到後段班上課的同學們，有些開始躊躇不前甚至哭了起來。
林鈺宜邊哭邊整理書包，我們兩個抱在一起哭成一團。
「我每天中午都會去妳們班找妳吃午餐……」我抱著她已經哭到不成人形。
「妳不可以忘了我，知道嗎？每天下課都要來找我！」林鈺宜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交代。我們依依不捨，直到老師催促：「要離開的同學趕快離開，那邊的班級在等你們。」
林鈺宜拖到最後不得不走的時間，還一直頻頻回望教室，
我望著她的身影，內心不知道為何感到很酸楚，很想放聲大哭，
教室門口已經站著一群新來的陌生面孔，等著坐上那些還沒涼透的座位。
李懷遠嘴裡雖然說著殘忍的話，我卻看見他一直拿著那條象徵他優雅自尊的格子手帕，為離去的同學擦拭著眼角的淚水。
那一刻我才明白，老師內心的苦楚並不比我們少。
等大家安頓好，李懷遠再次開口，語氣堅定：「等一下我們要換到二年九班的教室，那邊還有其他的同學在等我們過去，另外，
我跟你們保證，在我能力所及之內，我不會再讓我們班被拆散！」
當他說完這段話後，他拿著手帕擦拭一直往下掉的淚水，我也好想哭，傷害已經造成，到底還能拿甚麼彌補？！
後來，他真的守住了諾言。
二年級下學期原本該再一次能力分班，李懷遠向教務處陳情，保全了我們班直到畢業。
【後記】
關於階級，我在小學時的體驗最深。
我讀的是所謂的明星小學，班上就像小型的貧富差距社會。
導師會依照家境分配座位：有錢的小孩坐前排，沒錢的坐後排。
而她辦公桌旁那個監控位，則是給她認為有問題的小孩坐的，
那個位置的小孩還要負責幫她倒溫水、擦桌子。
我們小學是依據成績最好的前六名同學頒發獎狀表揚，
只是很奇怪也很剛好，班上前六名永遠是那些家境優渥、會送禮給老師的愛徒，而這前六名的同學名次永遠輪流當，永遠不會在六名之外。
我永遠記得，有次我不小心考到第六名，不小心將這六虎將其中之一擠下來，
導師竟然當眾問我：「妳是不是作弊？」
我急哭了：「我沒有，我沒有作弊！」
導師繼續問：「那，妳家有錢讓妳補習嗎？沒補習，妳怎麼可能考得到前六名？」
我當下羞憤又難過，我只能靜靜地讓她罵。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被我擠下的那位六虎將，考了第七名回家哭訴，
她爸媽打電話跟導師確認：是不是有人作弊才會讓他們的小孩上不了前六名？
從此以後，導師辦公桌底下的那個位子就是我的，
坐在導師辦公桌下，我必須仰頭才能看見黑板。
這個位置不只遠離了朋友，身邊都是家境優渥的同學，
更讓我在逢年過節時，看清導師收受同學家長贈禮時那副勢利的嘴臉。
而我就像個被圈養的犯人，變得更孤獨更不想與人互動，像是一座永遠不透光的孤島。
但，最讓我受傷的是家長職業調查。
我爸是環保局的司機，開的是垃圾車。
每次調查，導師總會先把我單獨叫到辦公桌前問我：「妳爸還是在環保局嗎？」我點點頭說是，她先拿了家長職業調查表給我，我羞愧地壓低著頭，頂著所有同學困惑的眼光回到座位。
在我回座位後，導師才將表格叫排長傳下去給每個同學。
那種單獨被約談的羞愧感，讓年幼的我一度以為爸爸的工作見不得人。
那張家長職業調查表，對別的孩子來說只是一張紙，對我來說卻像是一張赤裸裸的處刑書。
我看著手中那張表格上家長的職業欄位，
當年沒有文雅的環境保護局司機的職稱，
我能想到的只有如同世俗所認為的那幾個字：垃圾車司機。
多年以後，長大後的我才明白，
我爸做著最辛苦的工作來撫養我們，是小學那位勢利的導師，用她的偏見汙染了我的童年。
在體驗了社會冷暖的明星小學生活後，對我而言純真如璞玉的國中同學，他們本就在平等的學校環境中度過他們的童年求學時光，根本無法理解我曾在那座孤島上經歷過什麼。
制度、階級的輾壓，在我小學時期的稚嫩心中還尚無所覺，我以為那是我的原罪，直到13歲目睹在天安門的慘案，那刻，我覺醒了。
原來，當年倚仗權勢傲慢的小學老師，就如同來自那個世代的縮影，跟天安門事件為了權力而輾壓理想的嘴臉，本質上都是同一種東西，他們需要別人的卑微，來襯托自己的高貴，能夠欺壓弱勢讓她有高人一階的驕傲，那也是為了補償她一路踩著別人往上爬後所渴望享受得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