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歐景媗、林品妍·撰文：歐景媗
劉汗曦律師同時具備法律與公衛的跨領域背景，先後取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學碩士、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S.J.D.），以及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博士（Ph.D.）。現任博安生醫管顧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方舟法律事務所所長，並兼任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及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教師。他曾在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中擔任臺灣公共衛生學會訴訟代理人，現為立法院王正旭委員辦公室及衛福部相關單位的顧問與委員，並長期關注再生醫療、資訊治理等議題。
志業的起點—踏入法律世界與理想的落差
「我選擇讀法律，確實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有關。」劉律師回憶，在他進入大學的前五到十年，法律系逐漸成為一類組中的熱門選項。在那個年代，法律被視為是一條「有前途」的道路：當上律師、司法官，甚至是總統、市長等具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劉律師形容，那樣的想像有些類似現代版的科舉制度──只要通過考試，取得資格，便能換得穩定的社會地位與發展前景。
然而在真正進入系上後，卻發現實際情況與原先的想像存在不小的落差。自己過去對臺大法律的印象，帶有一種「鍍金」的光環，彷彿是一門很華麗的學科；但實際就讀後，卻感受到一種截然不同的學習氛圍。他形容，法學教育本身高度抽象，課程內容多圍繞在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等法釋義學，例如債權行為與無因管理等概念，難以立即連結到現實生活，對初學者來說難以理解與枯燥。再加上法律系以國家考試為目標，生活更顯得封閉而單一，彷彿是升學體制的延續。
在這樣的掙扎下，他和高中時期的朋友組成了一個跨系的讀書會，成員來自電機系、物理系、外文系、會計系等，希望能透過集結不同領域的學科中「很酷的東西」的互相分享，滿足自身對於「知識」的渴望及愛好。他提到：「系所的這個框架其實太刻板，它只是方便大家找到就業的方向，或者處理一些議題的框架，而不是人類知識應有的、正常的、實際的樣貌。」
在讀書會中，大家討論的不只是讀書心得，還曾計畫拍戲，於是便開始考慮是否需要成立公司或工作室來執行專案。由於他就讀法律系，大家自然期待他負責處理相關的法律問題，例如如何成立公司、簽訂合約及募資。然而，對當時才大一的他來說，課堂上所學的抽象概念還無法應付這些新創治理的實際問題，讓他感到無力和打擊。本來抱了很高的期待進入法律系，但現在卻很迷茫。
談及如何克服這個低潮，劉律師分享了自己當時的心境：「你找不到別的路，你只能順著大家的路一起走嘛，所以我盡量都去上課，然後也做功課、看考古題準備考試，成績維持著不要太差。後來快來畢業的時候，也跟大家一樣準備各種考試。這段在臺大法律系的時間，我覺得算是一個摸索的過程，回過頭來看，那時候其實做了一些事情，為未來跨領域打下基礎，但是那個時候自己並不知道。」
就讀臺大法律期間，劉律師到了心理系、社會系等外系修課，甚至還去醫技系修分子生物學導論。雖然法律系的學科和成績並沒有帶來預期中的成就感，但臺大提供了各種資源讓他可以自由探索。同時，他也在這裡參加了許多社團活動，包括總區的農服社、系上的壘球隊及學生會，認識了很多朋友，留下難忘的經驗和回憶。回頭看，這些課程、社團和跨系探索的經驗，就像悄悄埋下的種子，雖然當時尚未開花，但卻為他日後的跨領域之路，悄悄孕育可能。
跨界之門—法律與公衛的相遇
大學快畢業時，他聽從廖義男老師的建議，選擇先服兵役後再回到法研所完成學業，並同時準備出國。之後他也順利到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攻讀第二個法學碩士。畢業後，他拿到了一年的工作簽證，在因緣際會下進入西雅圖國際社區醫院（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擔任法遵專員。劉律師回憶，當時每天走進醫院上班，生活與多數法律系畢業後進入事務所的同學截然不同，討論的不是訴訟策略，而是病人安全、病歷保存、個資保護與醫療法規等議題。這些工作雖不屬於傳統法律實務，卻也仰賴理解法規與制度的能力，也讓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受的法律訓練能在不同場域發揮效用。
劉律師也進一步指出，因為人命關天，醫療體系本身受到法規高度管制，無論是病人隱私、醫療安全或行政流程，都涉及大量的規範與制度設計，而這正是法律人能發揮所長的地方。同時，劉律師也向身邊的美國同事學習，雖然同為法律人，但她卻是負責處理公共政策相關的業務，執行一些政府委託醫院的公衛專案或是募款。劉律師表示：「大家雖然受的都是法律學院的訓練，法律是我們核心的知識跟能力之一，但是不必然都是做大家想像中的司法官或者律師。」他從沒想過有機會在海外的醫院裡，運用自己過去所學，幫助另一個領域的人達成目標。這樣的生活，讓他覺得每天都充滿新鮮感，是一段前所未有的經驗。而這段在西雅圖歷時兩年的跨國界、跨文化、跨領域旅程，不只開拓了他的視野，也為日後的跨領域之路打開了第一扇門。
回到臺灣後，劉律師進入艾格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任職。由於先前已有在國外工作的經驗，對於以英文為主要工作語言、與外籍同事及國際客戶共事的工作環境並不陌生，因此在適應上相對順利。在事務所期間，他廣泛接觸各類型的案件，內容涵蓋民事、刑事、專利與商標等領域，可說是一段完整而紮實的律師養成訓練。由於具備於美國醫療體系工作的經驗，事務所在承辦醫療產業案件時，會特別安排由其負責，包括醫療器材與藥品的相關法律事務等，使他能持續累積醫療與法律結合的實務經驗。
在工作期間，劉律師也開始思考自己下一步的方向，於是報考了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歷經兩次嘗試後，順利取得三年的獎學金，前往國外攻讀博士。由於計畫在博士期間進一步修習公共衛生的相關課程，他希望在出國前先為自己裝備好基礎的知識和能力，因此選擇一邊工作，一邊就讀陽明大學（現為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政策與法律組。
這段在陽明就讀的經驗，也成為他人生中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在這裡，他系統性地接觸到與法律截然不同的學科領域，例如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醫療經濟學等。其中，讓他感到最具挑戰性的，是研讀並評論國際頂尖醫學期刊 JAMA 或 Lancet 的文章。面對大量醫學專有名詞，光是理解內容就已不易，更遑論進一步分析研究設計與方法。雖然過程相當痛苦，卻也促使他在思考及分析的能力上有了明顯成長。他逐漸理解到，評論一項研究其實還是有其方法論可循，例如考慮樣本數是否足夠、研究對象是否過於集中於特定族群，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外推性（舉例：有些實驗的樣本只有白種人的中年男性，所以實驗結果可能無法外推到女性及其他種族）。他也意識到，並不存在所謂「完美」的研究，每一項研究都有其限制與前提。正是在這樣的訓練中，他開始學會用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劉律師形容：「法律去看事情是一個角度，可是別的學門也有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武器去理解這個世界，去測量這個世界。看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一個方法，一個工具而已，一定是多元的比較，才可能接近真相或是原貌。」
除了專業能力的累積，這段時間他也結識了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師長與同儕。相較於法律系多半培養未來的法官、檢察官或事務所合夥人，陽明公衛所的同學與老師，則多是醫師、護理師、公衛學者或衛福部體系中的實務工作者。這樣一個天然形成的跨領域環境，讓他感到格外滿足，好像實現了大學時期所期待的學習環境與氛圍。
不過，劉律師也坦言，若是在大學階段就進入這樣的場域，自己未必能夠適應。正是因為先後歷經法律訓練、研究所學習與實務工作，並在臺灣與美國累積了不同經驗之後，才具備足夠的能力與視角，能在這樣的環境中與他人交流、學習，真正吸收跨領域所帶來的養分。
結束在陽明的兩年學習後，劉律師赴美到喬治城大學法學院（Georgetown University），在衛生法大師Lawrence Gostin教授麾下攻讀博士，專注於公共衛生與法律與政策交界之處。在此期間，他同時兼任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 這個全球知名衛生法智庫的研究助理，負責參與老師的研究計畫，以及管理一個 WHO 的全球衛生法資料庫。他負責整理、更新資料，也將臺灣的衛生法相關憲法判決及法規翻譯成英文上傳，為國際研究提供參考。
醫院的工作經驗是他跨領域旅程的起點，而在陽明公衛所及美國攻讀博士期間所累積的知識與能力，則帶領他正式走上跨領域的道路，進一步將他從初入行的從業者或學者，磨練成更資深、更專業的法律人與研究者。
實務現場—規範架構的定錨者
把時間線拉回現在，劉律師的顧問工作服務對象多數皆與生醫、健康、資訊產業相關。無論是醫師創業、醫療機構、藥廠、醫療器材、檢驗公司、健康食品、化妝品產業，甚至是政府單位的政策諮詢與醫院倫理委員會，都能看見他的身影。在許多場合中，他往往是整個會議室裡唯一的法律人，劉律師半開玩笑地說，既然沒有第二個律師在場，那大家也只能相信法律就是這樣，發揮某種在規範上的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這樣的經驗，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他的專業位置：當醫療、公衛與法律交會時，他已經成為了那個被想起、被需要的人。不過劉律師仍謙虛地表示：「我當然不是最厲害的律師，臺灣有太多比我優秀的律師，但我可能是在那個時間和地點上，比較能夠了解醫療公衛的人的想法，而能用法律的專業、以他們懂的語言，去解決他們的問題的那位律師。」
所有人都是當事人—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案
談及實務中結合了法律和公衛的案件，劉律師和我們分享了他參與的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案。健保資料庫累積了超過三十年、涵蓋兩千三百萬人的就醫與給付紀錄，是臺灣極為珍貴的醫療及公共衛生研究資源，卻也因此引發個資與隱私權的爭議。民間團體質疑資料在未經個人同意下被用於研究與政策分析，且不允許民眾能選擇退出（opt out）是違憲的，因此提起行政訴訟，案件最終更進入憲法法庭，成為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
劉律師於公衛所時期即關注此案，後來更以臺灣公共衛生學會代理律師的身分，參與憲法訴訟程序，幫助公衛學界以「法庭之友」的身分提出意見。劉律師形容，這是一段極為難得的經驗，讓自己得以同時運用並調和法律與公衛兩種專業視角。過程中，他頻繁與公衛學者討論，並協助將這些想法轉化為法律語言，呈現在書狀之中。然而，作為律師，他也必須在眾多論點之間做出取捨，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爭取最大利益。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作成後，他亦持續參與後續的立法研議，包括在立法院協助王正旭委員提供修法意見。對他而言，這不只是一樁案件，而是一段從制度發展初期一路參與至今的歷程，也因此格外有感情。
傳承與鼓勵—給學弟妹的職涯建議
談到跨領域，劉律師認為，這不只是法律與公共衛生之間的問題，而是所有跨領域工作者都必須面對的課題。跨域本身固然重要，但真正的風險在於——若對兩個領域的學習都只停留在表層，反而可能流於空泛。劉律師表示：「既然是兩個領域，其實兩邊都需要完整的訓練，不太容易兩邊都有一定的了解跟深度。如果兩個領域都很淺薄，那就是一個風險存在。跨領域重要特別是處理兩個領域交界的問題及議題。如果沒有同時對兩個領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不太容易用多面向去看，同時又看得完整，並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以自己為例，他雖然投入公衛政策領域多年，但核心仍是法律人：從學士到博士，受過扎實的法學教育，又在實務界累積了超過17年的執業經驗。在醫療政策的討論中，他更像是站在法律與其他專業之間的「翻譯者」，協助彼此理解、合作，而不是試圖取代對方的角色。跨域不等於樣樣都做，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並懂得與不同專業合作，在自己的專業基礎上，理解另一個領域的語言與思考方式，成為不同領域之間的橋梁。
從自身經驗出發，他鼓勵學弟妹不要把職涯想像得太單一。法律系畢業，考過國考，直接進入事務所或司法體系似乎有點可惜。也可以先進入自己感興趣領域的政府部門（例如國稅局、衛福部、金管會、甚至立法院等）工作一段時間，除了可以對這個領域的法規有深入的了解，也有機會一窺法律的「上游」，理解法規是如何被制定的，思考其中的脈絡、理由跟利益糾葛。長期來看，對專業職涯會是不小的幫助。
劉律師表示：「法律系畢業後，其實可以去這些機構當法規專員或是約聘人員，因為可以接觸到非常多的法規跟政策執行。沒有說大家一定要做一輩子，但如果你先做兩三年之後再出來，你會對這個產業跟這個部門管的東西非常了解，到時候不管進事務所、進業界都會很有競爭力。這也是一種跨域的方式，不見得是取得學位。」同時，他也補充說明：「雖然進入到另一個領域的產業，但過去學習的法律的知識不會變成徒勞。而且你一定會很自然地覺得自己要學更多東西，只靠法學院教的東西不足於應付所有的問題，所以你在那樣的環境中就能學到更多的東西，有點類似邊做邊學的感覺。」
最後劉律師也分享，直到現在他仍持續擔任多個相關領域的委員，例如國衛院健康數據治理委員會、三總人體試驗審議會、食藥署基因改造食品諮議會等，並從中持續學習新事物。劉律師表示：「當你花很多時間跟他們在討論這些事情，你就會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的煩惱、他們的困境、以及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這時候就能拿你的法律能力當做一種工具或武器，幫他們解決問題。」劉律師認為，要成為一名真正「有用」的律師或顧問，並不能只靠六法全書。許多關鍵的資訊並不會明文寫在法條中，而是存在於產業的發展脈絡、內部運作方式，甚至是不成文的慣例之中。若只試圖從實定法中尋找答案，往往難以回應現實情境的需求。因此，必須實際走進該環境，觀察他們如何運作、如何做決策，才能進一步思考法律應如何類推適用及涵攝，而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法律專業才能真正晉升為具備宏觀視野與產業深度的「策略顧問」。
結語
回望這段旅程，從大學時期的迷茫，到跨越兩個國家、兩個領域，經歷了無數挑戰與探索，劉律師一步步累積知識與經驗，最終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定位——成為一位結合法律專業與公共衛生視角，能夠回應現實問題的學者與實踐者。非常感謝劉汗曦律師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期待筆者與所有讀者，在這個快速變動的AI時代，能在自己未來的道路上，開啟一扇扇探索之門。
訪談者與劉律師之合照
臺大法律系學會學術部 | 編輯：葉方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