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將改變中國的政治基礎

「城鎮化」將是中國未來發展中一個最重要的中間變數，它不僅會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還會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基礎。

說其是中間變數，是因為城鎮化的推進是政府在經濟困局下被迫採取的應對策略，哪怕這可能會損害其長遠的執政基礎。目前，政府面對出口市場萎縮、失業增加、產能過剩、通貨膨脹，以及借城市化的「土地財政」走向尾聲，地方政府龐大的開支沒有了來源，這麼多棘手的問題交織在一塊，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力推進「城鎮化」。「城鎮化」是能緩解諸多矛盾的有力措施。

從整體而言，「城鎮化」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有拉動內需、增加就業的作用，還有優化土地用途的作用，從農業方面看，也會為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提供條件，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的會失去公正。如同「城市化」的進程一樣，在城市飛速的發展下掩蓋著無數的血淚和屈辱。只要權力得不到有力的制衡，任何的政策舉措，都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權力擁有者攫取財富的機會。毫無疑問的是，「城鎮化」會繼續給地方政府提供攫取財富的機會，廣大農民雖然可以獲得短期的利益，但卻損失了本應具有土地自主權下的長期利益。

而城鎮化又會進一步引來諸多變化。如果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徹底地從農村轉入城鎮或城市，那將是中國漫長歷史中的一次質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從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轉為以市民為主體的國家。從而，國家的政治基礎也會從以農民為基礎轉為以市民為基礎。

歷來，中國的政治基礎都以農民為主。傳統中國社會不用說了，農民是政治基礎，農業還是經濟基礎。而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特別是近30年來的工業發展，農業作為經濟基礎的地位有了顯著的下降，但農民作為政治基礎的地位並沒有顯著的下降。改革開放以來，工業是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農民是以農民身份，以「農民工」的身份作用於這一過程的，工業的發展並沒有帶來農民身份的轉變。通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農民仍然牢牢地被束縛在農村。

一個國家的發展水準是由最基層的民眾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少數精英決定的。正如一個國家的足球水準取決於其足球人口。民眾的思想觀念、精神特質和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制約著其社會制度及其發展。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從表面上來看，農民是現今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最低的階層，但實際上他們從消極的意義上決定了中國所採用的政權形式。一方面，廣大農民一直普遍認同集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使得政權的形式和結構可以採用集權形式；另一方面，這個依賴於他們的政權也很大程度地在長期利用它們，不公平地對待他們來確保其政權的穩固。其最嚴厲的措施就是實行城鄉隔離，使得農村和農民長期得不到發展，讓廣大農村和農民長期隔絕于先進的思想意識和物質文明，從而牢牢地控制住農民。因而，知識份子要求自由民主的主張得不到民眾的回應，民主自由的觀念不能普及。而相反，廣大農民，或者說廣大民眾的行為方式，也就是崇尚和服從於權力而漠視和侵害權利，通過整個社會文化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傳遞，使得知識份子的行為方式也無多大差別。目前中國大多數民眾並不知曉和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中國大多數民眾在觀念和行為上仍然崇尚權力而漠視權利。即便是知識份子，也只是一部分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思想觀念上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而在行為上，在不假思索的習慣性行為模式中，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與民眾崇尚權力而漠視權利的行為也並無二致。知識份子同樣會遵循一些與自由民主價值相悖的習慣性行為，同樣會在外界的壓力下順從與自由民主價值相悖的而且已被知識份子覺察到的行為。

為什麼政權要嚴格地對土地加以控制，並長期將農民束縛在農村，長期壓制農民，剝奪農民的發展呢？因為集權統治需要龐大的愚民作為統治的基礎，需要將農民牢牢地控制住以供其支配與奴役，需要有龐大數量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並讓他們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以便集權統治可以「賜與」貧困者脫離貧困的機會而讓他們感恩戴德，而成為集權政治堅定的捍衛者與犧牲品，成為集權政治的暴力工具。但目前的經濟困局走到這一步，不得不將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鎮與城市，以讓農村土地發揮更大的經濟作用，讓農民轉為城鎮居民以消費更多的工業產品，拉動內需。

但這個變化會給執政者和整個中國社會都帶來新的問題和重大的挑戰。對於執政者而言，它將面臨面對龐大市民如何保持穩固的問題。市民比農民接觸的資訊更廣泛，相互聯繫更密切和更廣泛，集聚度更高，與政府和知識份子的距離都更近。執政者將面臨這樣一個轉變，過去由於大多數的農民在大多數時間內發不出聲音，相比之下，能發出聲音的其他社會力量總是少數，聲音就顯得微弱。而在城鎮化後，市民將成為基礎性力量，使得能發出聲音者就變成了多數。從歷史經驗來看，農民都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會發出聲音，而一旦它們發出聲音，就會是驚天動地的聲音，會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能量。那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積蓄下來的。這時，就該其他人走投無路了。歷史如此迴圈。而大多數農民轉移到城市，可望擺脫這一迴圈。這一轉變對執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儘管良好的期望是執政者順應這種變化，期望執政者轉變執政理念，以新的方式獲得新的合法性，提高執政技巧。但誰也預料不到執政者究竟將採取何種措施來應對這種變化。

對於知識份子而言，則有了與作為基礎的民眾發生聯繫的可能。以前的城鄉分隔造成知識份子與民眾在生活範圍上區隔，知識份子下不去，也不願意下去，鄉村精英進入城市後也不再返回農村。如是，知識份子就失去了影響民眾的管道。那麼，大量農民進入城鎮後，這種狀況就將發生改變。各種主張的知識份子都會去試圖影響民眾。如果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自由民主的思想得到傳播和普及，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得到有益的引導，同時能保持克制和節制，從而公民社會得以逐漸成長壯大，為中國轉型為自由民主社會打下基礎，也不是不可能的。

總之，在未來10—20年內，隨著中國社會政治基礎的改變，無論如何，都會帶來許許多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變化。如何應對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將是執政者和社會各方面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201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