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ric
鏡子森林是一部我頗有期待的作品,事實上,跟記者、媒體這個產業有淵源的影視作品,總能激起我內心那個蠢蠢欲動的小波瀾。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到底對於記者這個被網路鄉民嘲笑的職業,《鏡子森林》能不能帶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視角?
游安順(左)飾演採訪中心主任、姚淳耀(右)飾演社會線記者。(民視提供)
鏡子森林,遲來的台灣媒體劇
先來說說《鏡子森林》出現的背景,鏡子森林其實在開播之前的討論度就不低了,而且是由民視和公視共同製作的獲獎職人劇,品質也有一定背書。《鏡子森林》歷時9個月的拍攝時間,慢工細活,與其說這是一部職人劇,其實我更願意說這是一個社會劇。
導演鄭文堂其實在2017年就已經在開始構思本劇了,但一直到2018年底才開始付諸行動,鄭文堂認為嚴肅題材更能激發他的興趣,而記者這個議題正好適合他發揮。編劇鄭心媚本身也是資深記者,曾經在《自立晚報》、《中國時報》等媒體服務多年,對於整個劇情的把握相當得心應手,也投射了不少自己擔任記者時的經驗在裡頭。
另外一方面,近年來電影、影集對於記者這個職業也有非常多的著墨,從2015年的《驚爆焦點》到2017年的《計程車司機》,海內外影視圈其實已經累積了不少能量,也普遍獲得不錯評價。而《鏡子森林》的出現則是成功釋放了台灣對記者作品的期待能量,2019年雖然有點慢,但還算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值得一提的是,《鏡子森林》也是資深藝人賀一航的遺作,我是從小看著他的節目長大的,看到他飾演的議長,說實話心裡還是有所觸動。
你們當記者是為了什麼?
這是我在第一集印象最深刻的話,鄭有傑飾演的黃國偉怒吼著,楊謹華飾演的政治記者高明聽到了這句話,但她臉上沒有絲毫回應,導演把這個問題留給了觀眾去做回答,去靜靜思考答案,但導演也偷偷在告訴我們,他將會用這三十集把記者這個答案給說好、說滿。
黃國偉(鄭有傑飾)向高明(楊謹華飾)下跪。(民視提供)
除了對什麼是記者的疑問,第一集運用了許多對比的技巧,讓觀眾看得很過癮。首先是對待新聞的態度,什麼是新聞?高明用她認真的態度告訴觀眾,不顧一切追求事實,不受人影響,那才是記者做新聞的本分,那才是做一個記者的價值。
跟高明針鋒相對的,則是姚淳耀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他更關注能夠吸引讀者眼球的新聞,小鮮肉、搞外遇的新聞才是觀眾要的。他遊走在黑白兩道之間,取得各種社會新聞需要的小道消息。其實在現實世界不也一樣嗎?迎合大眾、接受市場的記者,也同樣存在於台灣這片土地上。
透過鏡頭,導演仔細刻劃了這些團體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有人氣扶搖直上的市長蔡重生,也有遊走黑白兩道的、專門「處理」事情的議長。他們在戲裡的所作所為讓我們感到恐懼,但更該令我們感到恐懼的,是銀幕之外,這些事情正真實在台灣這塊土地發生著。
鄭文堂導演曾經在採訪中提到,由於籌備和拍攝的時間長達兩年,所以當時參考的都更案、政商勾結的想法,其實都已經跟當初發生的時代有點脫節了,算是熱點過去一陣子後才拍攝完成。不過我想導演多慮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2019年的現在,類似的事情依舊在新聞上層出不窮。
所謂的中國調查記者
《鏡子森林》也讓我想起了在中國工作的幾年,我曾在內容創業平台工作,接觸過許多中國的資深調查記者。說實話,中國媒體跟台灣都面臨挑戰,在政治領域上雖然無法太過著墨,但還是有很多中國記者在努力揭露真相。
有位我曾合作的一名中國記者馬雲龍,他曾為了中國相當知名的
聶樹斌案奔走了11年。聶樹斌案1994年發生在河北石家莊,聶樹斌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被控強姦殺人,次年就被槍決伏法。
在10年後的2005年,一位犯下多起強姦殺人案的王書金落網,並且主動稱自己才是當年強姦案的真凶,但他的口證未被法院認可,原因不明。馬雲龍做為記者的直覺告訴他有問題,並且緊急做了調查報導,題目叫《一案兩凶,誰是真凶?》
為什麼證據不充足在11年前處死了無辜的人呢?這位資深記者只是告訴我,聶樹斌案涉及的政治勢力太大了,而且涉案人員的級別也太高了。一直到2014年,在記者、警察、律師的努力下,中國最高法指示山東高院對聶案異地再審,最終在2018年聶樹斌最終獲得無罪判決。
過了21年,如果沒有當初那篇報導,也不會有這個判決。
你期待怎麼樣的社會?
在中國,政府將記者視為跟教師一樣重要的職業,從1999年開始,中國每年都會慶祝記者節,但我也聽過記者朋友說,這個記者節其實已經失去了該有的靈魂了,慶祝甚至成了一種諷刺。
台灣記者跟中國最大的差別,是追求真相的路上他們的敵人有所不同,現階段台灣媒體向錢看的問題,造成營收導向才是影響記者追求真相的動力。而中國記者的敵人則是體制,重重體制阻礙了真相,也阻礙了聶樹斌案找到真兇。
然而,在某方面,兩岸的記者卻也無比相似,回到《鏡子森林》第一集的問題,你們當記者是為了什麼,馬雲龍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作為一名記者,就有責任把這些社會的不公,這樣的一些重大的冤案,如果你發現了之後,就要報導出去,這是我們的責任。
總結《鏡子森林》和我在中國的經驗,我覺得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現代依舊在捍衛社會的某些價值和期待。我們知道這個社會並不完美,但常常不知道我們該對抗這個社會的什麼,那似乎都是看不見的敵人。而記者的工作,就是代替我們剝洋蔥,不斷地問「為什麼?」——直到找到我們該對抗的東西,而且真正地打倒它。
台灣或中國社會不乏對社會有關懷的人,但更多是對這個社會冷眼旁觀的人,《鏡子森林》與其說是探討了記者這項職業,更涉及到社會價值本身的叩問:當你能夠定義出你想要的記者,你才知道你想要怎麼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