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荀文若
此前不久,中國官方才預告推出《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簡稱《大國戰疫》)一書,據了解,該書內容主要是讚頌中共如何有效阻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然而,就在各界輿論對於此時出版該書發出批評後,該書便已先悄然下架。由此可見,這種急就章式的歌功頌德文化,仍是大陸官場始終揮之不去的難題。
該書主要是由中共宣傳部以及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共同指導,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聯合“緊急編輯製作”,大陸官媒甚至還表示,未來將推出英、法、西、俄、阿拉伯語版等各國語言版本,向世界推銷北京此次抗疫的成效。
然而,從實際狀況來看,疫情發展迄今,斷斷尚未到已可出書稱如何阻擊病毒的階段。中國大陸確診病例與死亡案例雖然已逐日下降、甚至全球各地的單日病例也超越中國大陸的數字,但這絕不代表大陸對抗疫情已經成功,對那些早已失去家人朋友的民眾、對那些還在醫院裡頭與病毒搏鬥的病患們、對那些真的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專家們而言,在這個節骨眼兒出書沒有任何幫助。
可以說,當前仍處疫情未結束、病毒的來龍去脈未明朗、眾多專業人士還在努力調研之際,且疫情爆發後產生的各項錯誤與責任都未釐清時,官方就欲透過出書自我宣傳,讓外界看到大陸官場中依然存在著歌功頌德的文化,即便中共中央過去已強調要注意“低級紅”、“高級黑”的問題,但由這次《大國戰疫》倉促出書的過程來看,種種問題不但未解決,甚至有加深的傾向。
不過,這種歌功頌德文化、乃至於馬屁文化,不單是大陸官場獨有。海峽對岸的台灣,長期以來也有許多相關的案例可茲分享。2005年時,在台灣高等律師考試語文一科中,閱讀測驗是以陳水扁抨擊國民黨的談話內容作為考題,作文題目則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明顯奉承律師出身的陳水扁。
再者,國民黨籍的前苗栗縣長劉政鴻,為“感念”馬英九年年到該縣馬家莊祭祖,任內在該縣設立“馬英九奮鬥館”,甚至還特地為該館拓寬道路,被當地民眾戲稱為“英九大道”。如今,馬奮館已成為有名的“蚊子館”,當初耗費的公帑究竟得到多少回報,路人皆知。
又如2019年時,台灣空軍高教機被命名為“勇鷹”,消息一出外界一陣嘩然,因為勇鷹的諧音就是“擁英”,莫非軍方是要在選前向蔡英文宣誓效忠,抑或是拍蔡英文的馬屁,同樣引起社會不少的討論。
從《大國戰疫》到“勇鷹”、從“總書記來過我的家”到“馬奮館”,兩岸雖然是不同的政治體制,但官場對於領導者、對當權政體的過度吹捧,展現出來的畫面卻都是一個樣。與其拍政治人物的馬屁、對他們歌功頌德,倒不如真正體察民意,了解普羅大眾最要緊的需求。一旦實事做得好,絕對比花錢印書、蓋蚊子館更容易受到民眾擁護與愛戴,更是最好的宣傳,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