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於《詩經》的認識,很大程度上都會視其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中國詩歌的始祖」。以下我們從《詩經》的結構、作用和價值來一一介紹。
《詩經》分成國風、小雅、大雅、頌,一共四種詩。國風共有十五組,是透過官方在各地採集和記錄的民歌。小雅和大雅是宴會及朝廷上所用的樂歌。頌是嚴肅的宗廟祭祀樂歌。這四種詩基本上都經過整理、改寫和重新編排。
《詩經》在春秋時代或以前只稱為《詩》,諸侯和外交官們都會熟悉《詩》的內容,並且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場合上使用,基本上是採取斷章取義的引用方式,不會重視整篇詩歌的主旨,而只會專注在所引用的某一兩句來加以發揮。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就是不學習《詩》,就不曉得說話應對的技巧。由於外交場合上引用《詩》是一種禮節,對方引用《詩》來發言,我方也要引用《詩》來回應,如果一個外交官不熟習《詩》,確實會出現「無以言」的困境。
孔子很重視《詩》,他周遊列國後返回魯國,專注教學和整理典籍,其中包括編訂過《詩經》來讓他的門人加以學習。孔子認為學習《詩》除了可以幫助人表達內心情感,還可以透過其內容多認識動植物的名稱。近現代有人根據《詩經》來編寫《詩經動植物圖鑑》,讓我們在閱讀文字時與圖片互相對照,可說是研讀《詩經》的其中一種入門方法。
《詩經》有三種寫作手法:賦、比、興。賦,是平鋪直敘,把想要抒發的內容直接講出來;比,是比喻,以另一種特徵相似的物件來比喻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興,是觸景生情、睹物思人的聯想。這三種手法在後來的詩、賦、詞、曲中十分普遍,反映出《詩經》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後世的作品中也屢見運用《詩經》的典故,最著名的莫過於曹操的〈短歌行〉。
《詩經》中不少篇章可以與歷史事件互相對照,最遠可以到西周初年,最近可以到春秋時期,它們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詩經》又是押韻的詩歌,因此在語言學方面可以作為研究上古漢語的核心材料。從清代到現代,不少學者透過歸納《詩經》的韻腳來建構更完整的上古漢語韻母系統,更能為古文字的解釋、認讀方面提供更多線索。
到了現代,《詩經》已經不存在外交上的禮儀價值,但我們仍然可以從文學、史學和語言學這三個角度來發掘《詩經》的永恆文化價值。
推薦參考書: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 :學海出版社,1985年。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臺北:學生書局,2017年。
吳宏一:《詩經新繹》,臺北:遠流,2018年。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2021年。